黄仁勋与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两人围绕人工智能政策、芯片出口管制等问题，早已公开产生分歧。从华盛顿的政策争论，到黄仁勋公开反对阿莫代伊推动全面收紧AI芯片出口的主张，双方在产业政策上的立场可谓针锋相对。
但最近，一场针对黄仁勋的舆论围攻，却让一些人开始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些积极推动黄仁勋下台、质疑其与中国关系的人士，似乎与Anthropic之间存在着不少交集。
这些交集不仅涉及智库、前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还延伸到了国会议员、政治捐款以及Anthropic自身的资金网络。
一位关注此事的作者对此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场针对某家企业CEO的舆论攻势中，频繁出现的批评者都与这家企业最直接的行业竞争对手存在联系时，这些关系是否应该被公开披露？
一、从一篇《纽约时报》报道开始
最初，作者认为，这不过是美国对华强硬派与媒体在中期选举前联手，对英伟达和黄仁勋发起的一轮攻击。
但随着报道不断增多，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甚至出现了一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言论。
于是，作者决定从最初报道黄仁勋所谓间谍关系的《纽约时报》记者安娜·斯旺森（Ana Swanson）入手，调查这篇报道为何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关注。
作者翻阅了她有关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的重要报道，并重点关注她反复引用的消息来源。
在新闻行业，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通常需要建立长期信任。如果一名记者反复引用同一个人的观点，并且不断沿用对方提供的叙事框架，那么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稳定的联系。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名字反复出现：杰克·克拉克（Jack Clark）。
他不仅是Anthropic联合创始人，还是该公司的政策负责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克拉克曾经担任彭博社记者，后来又成为OpenAI的政策总监，对媒体运作和新闻传播机制非常熟悉。
2025年5月，他还曾在阿斯彭研究所的一场人工智能政策会议上发表题为《软件奇点》的晚宴前演讲。参加这场会议的，正是大量研究芯片、科技产业和地缘政治的人士。
二、公开批评黄仁勋的民主党参议员，曾接受Anthropic政治捐款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布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迅速作出强烈回应。
他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以及人工智能亿万富翁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并表示国会将对此展开调查。
但作者发现，库恩斯在同年7月接受了来自Anthropic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AnthroPAC的2500美元捐款。
而Anthropic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本人，也向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5000美元。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克拉克在旧金山工作和生活，而库恩斯代表的是特拉华州，两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方选区联系。
此外，克拉克在2019年向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披露自己的教育经历是在英国布莱顿的Varndean College。
克拉克还曾担任乔治城大学新兴安全与技术中心（CSET）的非驻校研究员。
而这个机构，正是后续调查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要节点。
三、乔治城大学与CSET：反对黄仁勋的人士有着怎样的交集？
作者发现，近期一些公开反对黄仁勋的声音，都与乔治城大学存在联系。
其中包括：
- 马克·贾（Mark Z. Jia）：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员。
- 瑞安·费达修克（Ryan Fedasiuk）：乔治城大学兼职教师、CSET前分析师，曾公开要求黄仁勋辞职。
- 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目前在乔治城大学任教。
CSET成立于2019年，隶属于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主要研究人工智能、芯片以及相关技术的国家安全问题。
该机构成立时获得了5500万美元的资助，资金来自Open Philanthropy。这是有效利他主义领域最重要的资助机构之一。
而Open Philanthropy的联合创始人霍尔登·卡诺夫斯基（Holden Karnofsky），后来也加入了Anthropic。
作者特别提到了马克·贾。
此前，美国国防部将Anthropic列为所谓的供应链风险企业时，法律媒体Lawfare曾引用贾的研究成果，讨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作出相关认定时所面临的法律限制。
当Anthropic自己成为被针对的对象时，法律界强调国家安全认定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但如今，当被质疑的对象变成英伟达CEO黄仁勋时，这些法律标准是否还同样适用？
这正是作者提出的疑问。
四、《金融时报》记者与Anthropic的独家报道
另一条受到作者关注的线索，来自英国《金融时报》。
该报记者德米特里·塞瓦斯托普洛（Demetri Sevastopulo）曾推动有关黄仁勋与一名中国女性存在恋爱关系的报道。
而在2025年9月，《金融时报》又曾率先披露Anthropic将限制中国控制企业使用其人工智能服务的消息。
作者由此提出疑问：类似这样的独家报道，通常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
当然，记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交流，并不意味着报道本身一定存在问题。但当同一媒体一方面持续报道某家企业竞争对手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又能够获得该企业的独家信息时，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值得进一步了解。
五、一条只有1.2万粉丝的帖子，如何获得900万浏览量？
真正让这场争议进一步发酵的，是2026年11月6日晚上的一条社交媒体帖子。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人士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Guire）在X平台上发文，将此前有关黄仁勋与中国女性存在恋爱关系的说法进一步升级。
这条帖子迅速引起了广泛传播。
原作者特别指出，麦奎尔的X账号当时只有约1.2万名粉丝，但这条帖子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900万次浏览，成为整个事件中传播量最高的帖子。
而麦奎尔的职业背景同样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他曾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接受过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的领导。
巧合的是，查布拉如今正是Anthropic的国家安全政策负责人。
帖子发布后不久，美国众议员塞思·马加齐纳（Seth Magaziner）、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前众议员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以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等人，都引用或传播了相关内容。
一条来自普通规模账号的帖子，就这样迅速成为一场大规模舆论风暴的中心。
六、推动对华芯片限制的参议员，也接受过Anthropic的捐款
2026年2月，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曾与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会面，推动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出口AI芯片的限制。
此后不久，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宣布推出参议院版本的《AI OVERWATCH法案》。
作者发现，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共和党成员凯文·克雷默（Kevin Cramer），在同年7月接受了Anthropic政治行动委员会AnthroPAC提供的1000美元捐款。
如今，克雷默已经公开要求黄仁勋辞去英伟达CEO职务。（黄仁勋于近日已经主动辞职）
从推动限制中国AI芯片出口，到公开要求黄仁勋下台，这些政治人物与Anthropic之间的联系，成为作者调查中的又一条线索。
七、Anthropic背后的资金网络，以及它自己的董事会
如果说政治捐款和媒体关系还只是局部交集，那么Anthropic在美国政治领域的资金投入，则是作者重点关注的部分。
按照原文的说法，Anthropic在本轮政治活动中主要通过两条资金渠道发挥作用。
第一条是AnthroPAC，也就是Anthropic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直接向政治竞选活动提供资金。
第二条则是Public First Action。
原文称，Anthropic向这一501(c)(4)组织投入了4000万美元，该组织还关联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Anthropic CEO阿莫代伊本人也投入了100万美元。
Public First Action曾经投放广告，赞扬那些支持AI芯片出口限制法案的美国议员。
其中包括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布莱恩·马斯特（Brian Mast）。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也曾接受AnthroPAC提供的2500美元政治捐款。
而他正是2026年11月4日那封要求黄仁勋向国会解释其与中国情报人员关系的信件的联合签署者之一。
除此之外，作者还把目光投向了Anthropic自身的治理结构。
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是Anthropic长期利益信托基金（Long-Term Benefit Trust）的成员。这个机构拥有决定Anthropic董事会多数成员人选的重要权力。
与此同时，方丹还是美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首席执行官。
CNAS是华盛顿研究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重要智库之一。
该机构此前发布的有关打击AI芯片走私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针对东南亚空壳公司以及第三国中间商的监管思路。
而如今，类似的监管方向，也正在被用于针对英伟达的相关调查和质疑。
方丹自2025年6月起便进入Anthropic的长期利益信托基金。
作者因此认为，Anthropic与美国对华强硬派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只是政策立场相似的问题，而是存在着部分人员和机构的交叉。
八、黄仁勋间谍传闻，最初的关键指控遭到新加坡政府否认
除了上述人员和资金关系，作者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新加坡政府曾经公开否认过相关报道中的关键说法。
2026年10月29日，《纽约时报》率先报道黄仁勋与所谓中国间谍之间的关系。
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跟进报道，声称新加坡方面对黄仁勋的相关人员关系感到担忧，并曾经调查过爱丽丝·黄（Alice Huang）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然而，就在第二天，新加坡内政部发布正式书面声明，明确表示：
新加坡政府及其官员从未作出过这样的表述，也没有针对爱丽丝·黄开展过相关调查。
新加坡内政部甚至公开发布了《华尔街日报》此前提出的问题，以及政府方面的正式答复。
但在随后一周里，随着黄仁勋相关传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传播，作者注意到，最初报道此事的媒体似乎并没有给予这份官方澄清同等程度的关注。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相关报道发布五天之后，由于始终缺乏能够证明间谍关系的证据，最初的中国间谍叙事开始受到质疑。
随后，事件的关注点又逐渐转向黄仁勋是否存在婚外情。
而这一次，《纽约时报》换了一批记者署名，重新展开相关报道。
九、这一切发生的时间点，也太巧合了？
原作者最后将上述线索放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疑问。
Anthropic与黄仁勋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明显的行业竞争和政策分歧。
如今，Anthropic正在华盛顿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吸纳来自美国两届政府的多名高级政策官员。
来自拜登政府的人士包括：
- 塔伦·查布拉：现任Anthropic国家安全政策负责人，曾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事务协调员。
- 本·布坎南（Ben Buchanan）：现任Anthropic成员，曾担任白宫AI顾问，也是美国AI芯片扩散规则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 伊丽莎白·凯利（Elizabeth Kelly）：现任Anthropic成员，曾担任美国AI安全研究所所长。
- 乔尔·迈耶（Joel Meyer）：负责Anthropic联邦民用公共部门业务，曾在国土安全部担任高级官员，并参与建立该部门首个AI工作组。
- 本杰明·德拉罗卡（Benjamin Della Rocca）和克里斯汀·李（Kristine Lee）：两人此前都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来自特朗普政府的人士则包括：
- 克里斯·利德尔（Chris Liddell）：自2026年2月起担任Anthropic董事会成员，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白宫副幕僚长。
- 黄思豪（Sihao Huang）：自2026年9月起担任Anthropic前沿计算战略负责人，曾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担任AI高级政策顾问。
- 莎拉·赫克（Sarah Heck）：现任Anthropic政策负责人，负责与白宫沟通，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 玛丽·克罗根（Mary Croghan）：现任Anthropic华盛顿政策团队成员，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白宫内阁事务办公室工作。
换句话说，Anthropic正在不断吸纳来自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届政府的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人士。
与此同时，英伟达却正在面对来自美国国会、媒体和对华强硬派的多重压力。
原作者特别强调了几组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关系：
《纽约时报》最初报道黄仁勋间谍传闻的记者，其长期消息来源之一恰好是Anthropic联合创始人。
推动黄仁勋所谓恋爱关系报道的《金融时报》记者，此前又曾获得Anthropic限制中国企业使用其AI服务的独家消息。
公开要求黄仁勋辞职的参议员，曾经接受Anthropic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捐款，而且他所在的委员会此前正是阿莫代伊游说的对象。
要求黄仁勋向国会作出解释的众议院委员会主席，同样接受过Anthropic的政治捐款，并受到Anthropic资助的政治组织支持。
这些事情单独看，或许都可以被解释为巧合。
但当类似的巧合不断出现时，是否就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
原作者最后还提到了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在英伟达市值蒸发超过5000亿美元之后，Anthropic即将启动估值约610亿美元的IPO（首次公开募股）计划。原作者将其描述为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IPO。
这场针对黄仁勋的舆论风暴，究竟是一场独立的媒体调查和政治监督，还是夹杂着产业竞争、政策游说以及利益关系的复杂博弈？
至少从原作者列出的这些公开信息来看，Anthropic与美国华盛顿政策圈、部分政治人物和国家安全领域人士之间，确实存在着值得进一步梳理的人员与资金联系。
但这些联系是否构成了有组织的舆论行动，目前还不能仅凭人员交集和政治捐款得出结论。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关系是否得到了充分披露，以及所有针对黄仁勋的指控，是否都经得起独立证据的检验。
本文译自 X 用户 梁一梦（@Dream1984Tube）2026 年 11 月 12 日发布的长文《Who Is Really Behind the Hunt for Jensen Huang?》。文中所有指控、关联推断与结论均为原作者观点，所引数据、金额、人事与机构关系均按原文照录，原文对每一项均附有链接来源（阿斯彭研究所报告、美国众议院证词文件、联邦选举委员会备案、Anthropic 官网公告、CNAS 报告、新加坡内政部声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