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10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持续拍摄，7岁孩童变成了70岁的老人。
文 | 阿布
一个持续了63年的约定即将迎来终章——英国传奇纪录片《人生七年》于近日推出了最后一季——《70 Up》。
它的第一季叫《7 Up》，镜头选择的是一群7岁的孩子。而现在，历经10季、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持续拍摄，7岁孩童变成了70岁的老人。
这场从1964年开始，每七年拍一次的“人生汇报”式纪录片，早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看着孩子们从7岁走到70岁，观众仿佛也参与了他们的人生。
“回顾一生，你快乐吗？”
“如果一切重来，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对于死亡，你如何看待？”
这场漫长的故事将如何收尾？
从他们7岁拍到70岁
《人生七年》的系列故事始自1964年，当时，英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震荡——战后的繁荣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根深蒂固的阶级壁垒依然森严。
这时，一个22岁年轻人迈克尔·艾普特，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电视台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为一部叫《7 Up》的纪录片做研究员。
这部片子的名字来源于一句流传已久的话：“Give me the child until he is seven, and I will show you the man.”简单来说就是“七岁看老”，跟中国人习惯说的“三岁看到老”意思差不多。节目组相信，一个孩子7岁时的社会阶级，基本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他们从英国各地找来有代表性的7岁孩子，并最终重点呈现了其中的14个：
代表上层阶级的是约翰、安德鲁和查尔斯，他们是三个就读于伦敦肯辛顿区顶级预科学校的男孩。他们彬彬有礼，每天读《金融时报》或《泰晤士报》，未来的目标是上剑桥或牛津，然后进入政界或法律界。
代表中产阶级的是尼尔、彼得、布鲁斯和苏西。尼尔、彼得是生活在利物浦郊区的两个活泼男孩，对未来充满幻想。布鲁斯就读于寄宿学校，梦想是去非洲当传教士。而苏西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看上去有些羞怯。
代表工人阶级的是托尼、苏、杰姬、林恩，四个来自伦敦东区的孩子。他们对未来没有太多宏伟的规划。托尼说，他未来的梦想是当一名骑师。
还有代表底层的保罗、西蒙，他们是被寄养在福利院里的孩子。西蒙是私生子，还是14个孩子里唯一的非裔。
另外，还有一个来自约克郡农场的男孩尼克，代表特殊背景。
就这样，14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镜头聚焦，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背后有着若隐若现的阶级烙印——但镜头很真实：富人区的孩子讨论着寄宿学校和遗产，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则在废弃的工地上嬉戏打闹。
纪录片播出后反响巨大。但对艾普特来说，故事才刚刚开始。他总觉得，用45分钟的影片去定义一个人的一生太过草率。他想知道，7年之后，这些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于是，他向电视台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疯狂的计划：每隔七年，回去找他们，继续拍下去。
就这样，一场电视史上伟大的社会实验开始了——艾普特陆续又拍了《14 Up》《21Up》《28 Up》……一直到如今的《70 Up》（他去世后由阿西夫·卡帕迪亚接手）。
观众就像追一部超长连续剧一样，每隔七年看看这14个人的变化，跟着他们一起恋爱、结婚、生子、失业、离婚、变老……
被验证的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七年》系列以一种残酷的方式验证了它最初的假设：阶级，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上层阶级的三个男孩几乎完美复刻了父辈的道路——安德鲁和约翰都进入了剑桥大学，查尔斯虽然没去成，但也进了杜伦大学，后来成为电视从业者。安德鲁成了律师，约翰也成了御用大律师，并积极投身慈善。他们的人生轨迹平稳、向上，婚姻稳定，生活优渥。
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则早早地踏入了社会。苏、杰姬和林恩在十几岁时就结婚生子，她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一生都在与琐碎的家庭生活和不稳定的工作搏斗。而托尼想当骑师的梦想破灭了，为了养家，他打过各种零工，最后成了出租车司机。
最令人心碎的是尼尔——7岁时的他活泼可爱，但在《28 Up》里，他却成了一个精神恍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辍学后，他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居无定所，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几乎一直都在与贫穷和抑郁症作斗争。
不过，《人生七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展示“宿命”，而是用更长的时间，记录下了那些挣脱“阶级剧本”的微光——命运的偶然，人性的坚韧、选择的力量——让人所以成为人，而不是困在他的阶级里。
比如开出租车的托尼，有着伦敦东区小人物式的乐观和精明，在平凡普通的生活里也活出了自己的滋味——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他那种永不言败的劲头，让人印象深刻。
还有尼克，那个来自约克郡的农场男孩，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考上了牛津大学物理系，之后远赴美国，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核聚变的教授。
而苏西，那个很早就离婚的单亲妈妈，没有抱怨命运不公。她一边独自抚养孩子，一边努力工作，最终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找到了稳定的行政职位。无论何时，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开朗的笑容。
还有布鲁斯，那个想去非洲当传教士的男孩，后来去了孟加拉国当教师。
尼尔的故事也让人逐渐得到安慰——在经历了多年的流浪后，他在朋友布鲁斯的帮助下，搬到了苏格兰的一个小岛。在那里，他开始参与社区活动，写诗，甚至凭借自己的努力，当选为英格兰坎布里亚郡伊登区议会的议员——在他看来，那些一马平川就身居高位的人，是无法理解在沼泽中挣扎的人的，这也是他为何选择从政的原因。在《49 Up》中，他穿着西装发表演讲，虽然生活依然拮据，但他找回了尊严。
这个系列的纪录片，从不给任何人下决断，人生就像社会一样，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物竞天择的残酷，也有向死而生的顽强。它让我们看到，命运既受制于那些我们无法选择的出身，也取决于我们在每一个岔路口做出的微小却关键的决定。
摄影机也成了人生的一部分
《人生七年》的拍摄本身也影响了参与者的生活。他们从普通人变成了名人，每隔七年就要被拉到公众面前，剖析自己的人生。
面对这种压力，有人选择半路退出——比如代表精英阶层的查尔斯，在21岁后就退出了拍摄。他不想自己的人生被过度曝光。
另一位代表上层的约翰，也曾因为觉得节目对他存在“富人家的孩子没感情”的刻板偏见而短暂退出。但他最终选择回归，并利用这个平台为他所支持的保加利亚慈善事业筹款。
还有林恩，那个梦想在超市工作的女孩，后来成了一名儿童图书管理员，并为之奋斗终身——不过她在57岁时因病去世，是这群人里第一个离开的。她的丈夫曾在采访中说，林恩一生都为自己工人阶级的出身而骄傲，但也为节目给她贴上的标签而感到困扰。
如果没有这部片子带来的社会关注和捐助，尼尔能否走出困境？观众的凝视，是帮助了他们，还是消费了他们？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纪录片已经成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当被问及“参与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时，大部分人都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
而2021年，艾普特本人也离开了。
2023年，尼尔也去世了，终年65岁。但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主动联系制作团队，留下了一次告别式的访谈。
从14个孩子到11个老人，长达70年的追踪记录，让世人看到，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中挣扎，也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力把日子过得好一点。
人生七十古来稀。当皱纹爬满脸庞，当朋友渐次离去，当死亡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他们会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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