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旧金山一间法庭里，华人证词再次被排除在案件之外。原告是华人，案件涉及白人被告，可在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华人往往不能以证人身份指证白人。法官依据的，正是当地长期存在的排华法律。
这不是孤立事件。华人来到美国后，既被要求承担最辛苦的工作，又被剥夺平等诉讼、就业、居住和婚姻权利。后来联邦政府出台《排华法案》，只是把地方层面的歧视，推进成了国家政策。
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大批移民涌入。华人移民主要来自广东，他们称美国为“金山”，怀着谋生和寄钱回乡的打算渡海而来。1849年前后，进入美国的华人数量明显增加，淘金热也成为华人移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黄金挖尽之后，许多人没有离开。他们转入洗衣、餐饮、农业、渔业和建筑行业，靠极低的生活成本与惊人的耐力站住脚。1860年代修建横贯大陆铁路时，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大量雇用华工，工人曾占施工队伍的绝大多数。
山地爆破、冬季铺轨、悬崖施工，都是华工承担的危险活。铁路贯通以后，美国经济和人口流动被彻底改变，但华工很少得到与贡献相称的承认。工资压低时，他们被称为“勤劳”；经济紧张时，同一批人又突然成了“抢走工作的人”。
有意思的是，排华情绪并非天然形成，而是被经济利益和政治动员共同推高。1870年代，美国西部经济衰退，失业问题严重。部分政客和工会把矛头指向华人，宣称华工压低工资、破坏社会秩序。华人没有选举权，背后的清政府又积贫积弱，便成了最容易被攻击的群体。
地方暴力随之增多。洛杉矶等地曾发生针对华人的骚乱和杀戮，施暴者却未必受到惩罚。旧金山的华人被限制在特定区域生活，后来逐渐形成中国城。那里既是被隔离的空间，也是华人在缺乏法律保护时建立同乡会、商会和互助网络的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签署《排华法案》。法案规定，华工十年内不得进入美国，已在美国的华工也很难把家属接来；华人还被禁止归化入籍。它针对的不是某一个违法者，而是按族裔和职业对整个群体实施限制。
法案并没有简单地规定“所有华人都不能入境”，外交官、教师、学生、商人等类别在纸面上仍有例外。但实际执行中，华人往往需要接受严格盘查，证明身份和职业。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进一步禁止持有回美证的华工返回，连已经取得合法居留资格的人，也可能被挡在美国之外。
婚姻问题同样严苛。美国并不存在一部全国统一的“华人与其他族裔不得通婚法”，但许多州的反异族通婚法律把华人列入限制对象。加利福尼亚州便长期禁止白人与华人结婚，华人还受到居住、就业和财产方面的地方性限制。1948年，加州最高法院通过“佩雷斯诉夏普案”否定了州内反异族通婚禁令；在全国层面，直到1967年“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此类法律才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告违宪。
“不能作证”也不是《排华法案》一项规定，而是地方司法歧视的结果。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人民诉霍尔案”中排除了华人证词，导致华人在不少案件中难以为自己辩护。后来相关规则逐步被修正，但多年形成的执法偏见，并没有随着一纸判决立即消失。
更沉重的是，排斥政策还限制了华人家庭的形成。男性劳工占多数，华人女性入境又受到1875年《佩奇法案》的严密限制，许多妻子和女儿因此无法团聚。华人社区长期呈现男性比例畸高的状态，这并非自然结果，而是移民政策刻意塑造的后果。
1943年12月17日，美国通过《马格努森法案》，正式废除《排华法案》。但废除并不等于平等，当时仍保留每年仅105人的华人移民配额，并允许华人有限度归化。美国与中国成为战时盟友，是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背景，现实利益显然起了作用。
真正改变移民制度结构的，是1965年通过、1968年生效的新移民法。它废除了以国别和族裔为依据的配额制度，华人才逐步获得与其他移民更接近的机会。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第683号决议，就历史上的排华政策正式表达遗憾与道歉。那时，距离1882年法案签署已经过去1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