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我”的日常琐事、零散的生活片段，也有记录和梳理的必要。
2026年度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外卖骑手王计兵捧起了诗歌奖的荣誉。这是这个时代的“数字平权”赋予每个写作者的最真实的礼物：无须科班出身，也不必全职投入，只需要在电脑上打开一个空白文档，就可以写下自己的故事。
始终有人在写，无论他们的来路是繁华喧嚣处还是尘烟升腾地，写作者只是他们的众多身份之一。COSMO采访到5位年轻的、正在书写自身生命体验的非虚构写作者，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电动车与外卖柜，来自大厂的格子间，来自“世界公民”的异乡日常，来自香火缭绕的山巅金顶，来自坚硬外表下如珍珠般散落的少年心事。他们渴望表达，如同阅读者渴望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寻找一种牢固不破的真实。
王晚
写作者，本名王晓波。1991年生于山东聊城。19 岁起北漂，做过 17 种工作。2024 年起在北京跑外卖，间隙写下非虚构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王晚也许是中国当下最出名的外卖女骑手。自从她的《跑外卖》去年出版后，数不清的作品分享会、媒体采访、作协甚至工会活动都会邀请她。其中，最被媒体津津乐道的就是：一个女骑手，餐箱里常年塞着余华的《活着》，送单之余读书和写作。观众也喜欢这个画面：一个在“系统”里奔跑的人，还以近乎固执的方式保留着精神生活，像一株顽强生长的植物。
王晚这样形容这份工作：虽然它每日磨损着我的身体，但这是我头一份觉得干着踏实安心的活儿。▐
最初与写作结缘是在王晚10岁那年，胡同里有两个女孩在《当代小学生》上发表作文，拿到几十元稿费。王晚羡慕得眼睛发亮，“收到稿费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想写，得先有东西读。家里没什么书，《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她嫌无聊，“好人碰到坏人，坏人受惩罚，好人得幸福”，于是就去翻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很快就喜欢上鲁迅和契诃夫，“很多字都没有认全就看。”对阅读如饥似渴的童年，哪怕在地上看到一张纸上有字，她也要捡起来看看是不是讲了一个故事。这样读了很多年，她说不上来自己想写的到底是什么。直到20岁上下，她在医院上班，同事周末要去看书，没人陪，非拉她去。她陪着去了，翻到一本洛夫的诗，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我一直想写的东西。”
写作十几年，王晚主要创作方向是小说、诗歌，从未写过非虚构。在《跑外卖》出版之前，她已经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但没什么阅读量。跑外卖时，每天遇到的事对王晚来说都很新鲜，一开始她也把这些当作日记写了下来。只是当时她的账号等级很高，是众包骑手中的“最强英雄”——仅次于顶级的“无上战神”。账号的等级每月一评，几天不跑就会往下掉，所以，她生活的重心始终还是在跑外卖这件事上。不过，在好友的催促下，她还是加快了写作的进度。
写书期间，王晚每天早上7点醒来，吃早饭，写到10点出门，跑午高峰到下午两三点，回来写到五六点，再跑晚高峰到八九点，回来写到晚上11点前后。写作的时间被切成两三段，她不以为意，反而习惯了下班回来边吃边写。她写作的那间卧室在北京昌平沙河的于辛庄，也是知名的“外卖村”。村子离她跑单的商圈“超级合生汇”大约8公里，她每日往返，几乎从不休息。一个冬天，19万字初稿，在那张桌子上落下来。
在北京的于辛庄，王晚在这张桌子前写下了《跑外卖》▐
2025年书出版后，她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她自己却不太在意，好像一切与她无关，仍然闷头写。为了接着写，她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所幸，如今在她的老家聊城莘县观城镇，镇政府给她腾出了一间用来写作的屋子，不要钱。有时间，有地方，按理说该松口气了。但她的每天仍然被填得很满：除了为下一部作品去村里走动、搜集素材，以及偶尔回一趟北京，她每日写作超过8个小时。
“‘作家’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只有写出契诃夫、卡夫卡、鲁迅小说那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作家。我还远远没有达到。”除了对名望保持警惕，她也很在意不让自己消费“外卖骑手”这个身份。“如果要强调这个职业，那我至少要给它做一些事情。”
王晚告诉COSMO，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小说，“是关于村子里的人和事儿。”她喜欢法国新浪潮，看过特吕弗的《四百击》，最爱的却还是贾樟柯的《小武》。“这部电影里面的人好像总是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没有被看到，即使被看到，也特别容易被边缘化。”她说这些时，不像在谈电影，更像在说她身边的那些人。“很多人和现实之间隔着一堵墙，”她说，“有一天，我希望（通过作品）把这堵墙拆掉。”
张小满
曾为记者，后进入互联网行业成为大厂员工。2023 年出版《我的母亲做保洁》，记录母亲在深圳做保洁的经历，入选 2024 中国文学年度档案非虚构类书目 。2026 年出版《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 1480 天》，讲述自己在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历与观察 。
张小满想给自己找一个工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了4年，离职后，她跟家人说：“我要花一段时间来写作，做一直想做的事。”她跑去创意园，寻找玻璃隔间，发现已经被人选走。剩下通道上一排排共享工位，单个工位的大小、颜色，跟她在大厂上班时所用的很相似，月租1300元。她已经准备好掏钱，写字楼的保安带着不解地问：“你怎么想要租一个工位呢？”是啊，写作这件事，为什么非要一个“工位”呢？
事情要从2023年说起。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她像往常一样挤地铁到公司，穿过大楼，走向工位。电脑刚启动，身后传来leader的声音：“××，你来一下！”
“我们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的劳动合同已经满3年，公司决定不再和你续签。”那天以及之后的很多天，她想了许多问题：为什么不续约，是因为我是女性吗？因为我已婚未育吗？因为我已经快34岁，而大厂一直有着35岁裁员定律吗？生活秩序被打破了，要如何重建？她休了一周假，阅读，想在其中寻找答案。同时，她意识到，可以通过书写，整理自己的生活。
写作这件事，和张小满的生活忽近忽远，但从未真正离开。她从小喜欢写东西，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记者。记者的写作更多是介入他人的生命，要有公共性、新闻性。选题会上，大家常常用话题够不够特殊、是不是具有时效性作为标准。进入大厂后，写作则是工作中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更多是服务于公司的利益与目标。
张小满想写的故事发生在她切身经历的生活之中。2020年，母亲春香从陕西县城到深圳务工，在福田中心区一家高档商场里做保洁员。“我以前无数次出入那个商场，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看过电影，但从来没想过，谁在擦电梯扶手，谁在拖地板。”通过母亲，张小满才了解，商场里那些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晚上11点前后会被保洁大叔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能吃的，分给其他老年保洁员。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部分保洁员捡回来当第二天的主食。当时，很多个周末，张小满和爱人都会来到商场，帮着一起擦电梯、拖地，和其他保洁员聊聊天。因为记者的从业经历，她意识到，无论是出于女儿的身份，还是写作者的身份，对于母亲和她身边的保洁员的处境都是无法视而不见的。2022年秋天，当编辑介入，在得到出版机会后，她开始有意识地做采访，写作则在下班后和周末的碎片时间里进行。
晒衣服的天台偶尔也会成为张小满的
“工作间”（摄影：饼干）▐
2023年9月，在大厂工作的张小满面临裁员，随即又转岗成功。当年11月，《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出版。同事们对此更多是赞赏与鼓励，一个身在系统里的人，并不是只能与系统紧紧镶嵌在一起，也可以在生活中有所创造。
大厂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2024年夏天，张小满还是被动离职了。她坦言，在一个巨大的系统里待了4年，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对齐颗粒度”这类“黑话”成了日常语言？为什么同事们领着不错的薪水，还是不快乐、没有安全感？“我经历了这些，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视角，我困惑，因此我书写。”
《大厂小民》的打印手稿（摄影：饼干）▐
回到找工位那一天，她几乎是飞奔进电梯逃下楼。这之后，她没再找过工位。客厅的木桌，社区图书馆，哪怕是公园山顶，都可以是她的工位。
2025年秋天，她经历了生育，对一个女性而言，这是她面临的新的人生课题，有很多新的故事在发生。2026年春天，新书《大厂小民》出版。她在扉页上引用了万能青年旅店的一句歌词：“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围。”
亚历ale
1993 年生，意大利帕多瓦人，2016 年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做过记者、导演、演员、模特、外教，2024 年出版用中文写作的《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被评为豆瓣 2024 年度图书。
2014年，在罗马做体育新闻记者的亚历第一次来到中国，到南京参与第二届青奥会的报道。彼时，北京奥运会刚刚过去6年，那种在经济上行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地球村”想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中国的电影市场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年后亚历本科毕业，便怀揣一份“世界公民”的梦想再次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和电影。
然而到了2020年前后，对许多人而言，曾抱持的“地球村”信念都受到了重创。在疫情初期不再可以自由出入校园，亚历同时在物理和心灵层面上感受到了隔绝。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了陌异且未知的，亚历本能地想要抓住一件能让他感到安全的事情：他决定开始在豆瓣用中文写作，因为“写作是我的母语”，这帮助他暂时地突破这种隔绝感。关于语言，亚历好像没有纠结过，对他而言，写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要用中文才更“对”。
尽管被朋友称作“最中式的白人男性”，亚历依然保有一些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意大利人会有的特质：幽默，善于使用“轻盈”来处理“沉重”。书中常有一些妙语连珠的表达：比如，“洋气可以抵消寒气”——亚历似乎也在从外部的视角激活中文本身。意大利语译者陈英曾经这样评价：“亚历的文字给人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在讲述上也打破了某种隔绝，这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奇迹。”
始终要和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类链接，是亚历诸多生活信条中的一项。最初那几年，“中国是我们的狂野西部。”在北京，亚历和朋友去知春路做盲人按摩，在亮马桥吃西餐，到朝阳公园踢足球，也会游荡在夜晚的胡同喝啤酒、谈天说地。到了上海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写作俱乐部”，每周三举办小型文学聚会。与书里所描述的生活的“流动”状一般，亚历和女友刘水在东南亚和欧洲旅居期间，在清迈、金边、帕多瓦等地的咖啡店和爱彼迎公寓里，把“用中文做的这场梦”写了下来。那时疫情刚结束，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再次回到中国，讲得夸张一些，他说自己的心情有点像是在写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因为他清楚这些鲜活的经历都是“只有一次”的。
在泰国旅居时，正在写作的亚历（摄影：刘水）▐
在写作正式开始前，亚历先是和出版公司编辑一起搭建了大概的写作框架，然后像个考古学家似的将自己的“文物”分门别类地整理。因为某些时间段缺乏可参考的日记，亚历便倚仗照片、大量的聊天记录、电影票根、豆瓣帖子……一切实体的和电子的当代生活“证据”。对于一些记不确切的事情，亚历还联系采访了一些之前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帮助补充了各自视角的记忆拼图。
亚历像考古学家一样，按照写作章节的框架整理“文物”▐
2024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出版后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被评为豆瓣年度图书，亚历的故事也被带给了更多的读者。出版公司早早就开始联系亚历希望他能“趁热打铁”写出下一本。什么时候开始动笔？亚历其实不急。“出了一本书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把一本书卖出去是不容易的，它所带来的收入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所以这两年我主要是想办法找到了一些比较稳定，和写作无关的收入来源。还有，如果要写第二本书，我希望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我自身的成长和视角的变化。这个其实也需要时间。”
他提到下个月要回到“老本行”，去一个“传统短片”剧组做演员——当然是针对越来越时兴的AI短剧而言，他引用在意大利遇到的中国留学生开玩笑讲的：“以后电影要成为非遗了。”不打算做全职写作者，对亚历而言意味着另一种自由，“写作其实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跑步、做饭、呼吸一样……重点是过程。”无论是否写作都会有收入让他觉得安心，也可以放慢步伐，让非虚构写作必不可少的要素——时间本身也加入到叙事中来。
李闯
1986 年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他入职一家学术出版社任职编辑，5 年后因焦虑症和职业倦怠而辞职。机缘巧合下他报名去武当山当义工，下山后把这段经历写成了《辞职上山》。36 岁时李闯重新参加高考，目前为医学生本科大五在读。
2019年，30多岁的李闯决定裸辞。他胸闷、心慌，常在夜间反复惊醒。大夫告诉他，这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当时，他在一家学术出版社做人类学编辑，但实际上的每日工作是“营销”，组织宣传活动，和媒体打交道，把书推销出去。“并不是我工作做得不好，实际上，我在单位还挺受欢迎的，但仍然感到空虚，常常思考生活和工作的意义何在。” 后来，他在书中回顾这段日子，写道：“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惫。”
辞职后，为节省开支，李闯退掉出租房，搬回从小熟悉的老北京胡同，开了一家小卖部。这期间，他把经营小卖部“斗智斗勇”的日常写成文章，既是吐槽，又能赚取一定稿费，缓解生活压力。这些记录小卖部生活的文章，往往是第三人称，像小说一样，讲述“老李”如何应对买3元钱可乐还要赊账1元钱、分期付款的客人。“经历是真实的，但写起来很困难。我发现自己很难用第一人称‘我’来描述这一切，我不自信，有一种羞耻感，感觉这并不是什么值得书写的事情。”
在李闯看来，“开小卖部的老李”，生活简直一团糟。这时候，朋友告诉他，可以去武当山做义工。在填写报名表时，李闯没写自己的硕士学位和所擅长的各种事情，想看看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到底能不能在道观生存下去。
在朋友的描述里，武当山生活仙风道骨，看云、煮茶、弹琴、扫地。真正上了山，李闯大呼：“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啊！”
被冻住的道服（图片提供：李闯）▐
山上极冷，到了冬天，室内温度逼至零下，道长和工人们全靠跑步取暖。光是这份冷，就劝退了不少人。义工服务内容也不清闲，金顶不通车，所有物资都靠人力搬运，李闯和大家肩挑扁担，和“挑山工”别无二致。此外，他还要扫一共4个厕所，应对众多不按常理出牌的游客。有小孩攀爬金殿的护栏，往里扔硬币许愿，扫地师傅好心劝阻，说不要这样投硬币，不安全。结果，当天大家被小孩妈妈投诉。她告到景区管委会，说自己孩子被污蔑“偷”硬币，对孩子成长造成心理阴影。
武当山有两套时间体系（图片提供：李闯）▐
李闯用20余万字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切。他把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带上山，刚上山时，电脑屏幕碎了一条，后来直接坏掉、黑屏了50%。他就把文档拖到另外一边，把页面缩窄。不然字滚动到黑屏处，就看不见了。
一年就这样过去。这是2020年，山下陆陆续续传来“封城”的消息，医务人员怀抱赤诚奔赴武汉。尽管身处深山之中，李闯再一次感到，人类如此渺小，面对病痛往往无能为力，而道观也并非“躺平”之地。2020年芒种时节，他收拾好行囊，下山了。
从2020年夏到2025年夏，李闯把在武当山上的经历写成书，陆陆续续写了5年。在这5年里，他继续经营过小卖部、写稿子、录播客、接受采访，靠贩卖故事养活自己。“如果让我自己形容这段武当生活，更像是一种可能性。它让我觉得远方还有那么一种生活可能；同时使我意识到，即使‘逃’到山上去，也不是个终极的解决办法。山上有山上的问题，反而相当于把一个想象中的退路给堵死了，你只能去努力面对眼下的生活。”另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他可以坦然地用第一人称来写作了。不再是“开小卖部的老李”，而是“我”。哪怕是“我”的日常琐事、零散的生活片段，也都有记录和梳理的必要。
现在，李闯从李小编、李小贩、李小道变成了李小夫。他在下山之后、写书期间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在36岁的年纪重新走进高考考场。最终，他考上了一所中医药大学，目前正在医院实习。夫，是大夫的夫。或许有一天，他会把这段新的经历写成书。
陆千一
北大中文系毕业，其间发表过多篇作品。2022 年夏天，她入职西北地区一所职业大专院校，担任辅导员及语文老师。她通过对学生的系统性访谈，选取其中12位同学的故事，完成《我是职校生》一书。
北大中文系毕业，去西北职校当老师——在大众看来这是陆千一选择的“精英下沉”。有人预设她动笔的原因：“是不是上班太痛苦了才想拿起笔？”但她说不是。“上班那段日子，是我觉得最放松、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我是职校生》出版后，陆千一成立了一个面向职校生的基金，照片中的她正在与岭南基金会的伙伴讨论细节。▐
她说自己入职前几乎不了解职业教育，“纯粹是偶然的机会”，甚至“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她只是对那个陌生的环境好奇，发现“和人打交道”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投入。“无论年龄和资历，只要老师和学生真诚相处，他们就会主动找你聊看似学校生活外的东西，我们的关系也会从管理关系变成真实的人际关系。”
然后她开始写。最初是在社交平台上随手记录片段——以第三视角，观察者的距离，标准的非虚构写法。媒体开始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职校生到底是怎样的群体？他们有什么苦难之处？
“媒体想知道他们的画像，却没想过要规避刻板印象。”
陆千一意识到了某种不对。一个名校写作者走进职校，天然拥有叙述的话语权。她坐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打量、记录、分析那些被社会优绩制度“筛”下来的孩子，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傲慢？“只要你写作这个行为开始，这个话语权就是存在的，不管你用怎样的形式去规避，你写了无数个平等，那也只是你的平等。”
她停了半年多没继续，她开始摸索一种叙述的平衡。于是，她想到了口述：如果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永远无法彻底解决，那么至少她可以把话筒递过去——让那些孩子自己说话。“我特别喜欢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写作里面有很多非常幽微的细节，让我认可口述史这种表达形式。”
自那以后，她花了近两年时间，用“访谈+转写”的方式与200多名学生交流，没有固有的提问提纲，只是慢慢聊，最终选出12人的故事，结集成册。翻开这本书，你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而是读到一个“想在奶奶家院子里修零件、弹吉他”的男孩，一个“边打工边攒钱报街舞班”的女孩，一个说“死亡不过一个翻身而已”的少年——那些粗糙、原生、口语化又带着方言质感的句子，被她全数原样保留。“如果要给这本书和里面的故事作个比喻，我会想到项飙在《跨越边界的社区》里写的一段话——浙江村的人很重视自己的奋斗被写下来，希望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代言人，只能完整记录，并把读者带回到那个地方。”
《我是职校生》一经面世便引起热议，陆千一很惊讶这本书获得团中央甚至教育部的关注，但她没打算乘胜追击，而是把部分版税做成了面向职校生的小型基金，并筹拍了一部关于职校毕业生去向的纪录片。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说，她觉得自己经常对写作感到“discouraged”，对未来也不太确信。“写作就是一种行为，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作为书写者的我能提供的东西，远远不及被书写者自身生活的意义。这些文字，就是墙上随手画的一笔涂鸦——可有可无。它可能被风化，也可能让楼变丑，但它也是情绪和态度的表达，也可能在时间里留下一点什么。”
在陆千一的心里，普通人找到自己的语言并不难，难的是被听见，难的是走出来。她回想起有个学生在谈话时告诉她，自己在老家时特别喜欢走路，从村里一个人走到县城，走很远。那一刻她理解了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个无缘无故地在野地里走的老汪。“可能人在不断地走、寻找的过程中，有时候你头上盖了一个盆，盖得越死，你就越会想往外走，但其实无论你多么努力，即使你走不出去你所在的环境，走不出这个判断，但你还是在努力地走。”
当陆千一把那个学生走过的路、老汪走过的路和自己从北大到职校走过的路放在一起，她忽然发现：或许路不一定有尽头，“走着”本身就是一种回答——而写作，正是她找出口的方式。
编辑：若菲、王子勍
文：李唐辙、Koma、Sabrina、Evricka
视觉、设计 ：卞玉清、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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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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