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漫谈
作者：孙锴轩，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4800字，预计阅读时间15分钟）
一部烂片莫名其妙有了观众
《牛来》的情节并不复杂。
一只刚出生的小牛犊，身体弱小，连站起来都费劲。它在母亲的鼓励下认识世界，随后进入一场漫长梦境：结识了豹子“豹拉”，两个本应处于食物链不同位置的动物成了朋友。
豹拉因“外来者”身份被牛群排斥，牛来在一次次遭遇中分辨善恶、承担责任。狼群袭来，牛群被迫迁徙，牛妈妈为保护牛来留下断后。
多年后，长大的牛来又面对新的危险。就在故事似乎要走向最后时，它突然从梦中醒来——此前一切，原来只发生在梦里。
这部电影和今天成熟的商业动画相比差距不小，且影片所宣传的亲情、友谊、成长、接纳异己、面对危险，这些都是儿童动画用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
▲ 豹子“豹拉”（图源/快科技）
影片唯一公开的海报采用传统水墨风格，正片却是粗糙的三维动画。它的制作方式同样特殊，核心主创只有信雨萌、孙丽芳两人，导演、编剧、制片、配音等多项工作均由二人承担。
在动辄数百人制作名单的动画电影里，这种小作坊式的做法极为少见。
《牛来》的粗糙，并不像一些商业电影那样是投入巨大之后的敷衍；它更像一个能力、资金和技术都十分有限的创作团队，硬是把一部动画长片做完，并且送上了院线。
《牛来》在刚上映的几天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关注。到 8 月 14 日，影片上映 9 天，累计票房 7352 元，观影人数不到 300，全国排片已缩减到寥寥数场。
然而，就在这部片子眼看要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时，“票房 7352 元，没有万”居然莫名其妙成了一个梗。
随后，直立行走的牛、奇怪的动作、粗糙的建模、出人意料的台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传开。
网友制作海报、剪辑片段、模仿角色，越来越多人产生了一种近乎反常的好奇：一部电影究竟要“抽象”到什么程度，才能在 2026 年的电影院里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原本无人问津的电影，反而开始有人主动要求加场。仅 8 月 14 日至 15 日两天，全国日排片便从 21 场增加到 359 场。一些观众驱车数十公里，只为了亲眼看看这部已经在网络上成为谈资的电影。
《牛来》并没有经历通常意义上的“口碑逆袭”，恰恰相反，许多人是已经知道它粗糙、甚至看过大量吐槽以后，才决定买票进场。
一部电影第一次拥有大批观众，竟然不是因为大家听说它“很好看”，而是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能有多不好看。
至此，《牛来》已远远超出电影的范畴，演变为一个网络迷因。
▲ 牛来粗糙的动画建模（图源 / BBC）
人们为什么开始喜欢“抽象”
如果把《牛来》的走红简单说成“审丑”，许多事情反而说不通。真正的审丑，观众是站在作品之外的，把一个不合格的对象当作笑料，看过笑过便就此打住。
《牛来》却不同，有人反复剪辑片段，有人制作表情包，有人主动寻找排片，还有人替两位主创解释制作条件的艰难。
嘲笑没有消失，但嘲笑之中逐渐混入了好奇、亲近，甚至一种若有若无的支持。
这正是近年网络语境中“抽象”一词的变化：它起初多用于形容荒诞、反常、难以用正常逻辑解释的人和事，后来却渐渐变成一种独立的趣味。
一个东西可以很粗糙，甚至可以很失败，只要它足够出人意料，能够提供重复引用和再加工的材料，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受众。
于是，过去需要遮掩的失误有时反而成了传播资源，过去意味着“不专业”的地方也可能被观众当成某种不可复制的特色。
庞麦郎是一个很典型的参照。十多年前，《我的滑板鞋》突然走红，围绕他的讨论首先来自他的唱法、歌词、表达方式乃至个人形象。
《牛来》与庞麦郎受到追捧的路径很相似：首先因为“不像一个正常的作品”被发现，继而因为这种“不正常”被不断加工，最后，作品背后的具体创作者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 歌手庞麦郎（图源 / Sina）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讨论过“趣味”的社会功能：一个人喜欢什么，往往意味着他希望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网络文化却发展出了另一种玩法：人们有时故意欣赏那些按照传统标准“不应该欣赏”的东西，以此表现自己对既有评价体系的距离。
观众当然知道《牛来》的建模并不精细，也看得出某些动作和故事处理相当生硬，继续认真争论“它的技术水平到底高不高”反而失去了意义。
作品的审美价值没有完全消失，却暂时让位于另一种价值——它能不能把陌生人迅速变成同一场笑话的参与者。
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也曾用‘狂欢’来描述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状态：在有限的时间里，原来的等级和秩序被暂时颠倒，庄重者可以被调侃，边缘人物也可能突然站到舞台中央。
今天互联网中的许多热点，也有类似的意味：一个原本按照专业标准根本不应该占据中心位置的人或作品，突然被成千上万人抬到聚光灯下。
按照院线电影的常识，《牛来》在制作规模、技术条件、宣发能力上都处于绝对弱势，可一旦进入网络传播，这些劣势却发生了某种倒置：角色动作越僵硬，越容易被截成短视频；情节越突然，越容易形成梗；制作越不像一部标准商业动画，越能激起“我无论如何也要见识见识”的冲动。
专业评价体系认为是缺陷的地方，到了网络当中，恰恰可能成为被反复品味的部分。
▲ 新京报为《牛来》绘制的 AI 示意图（图源/ BJNEWS）
更重要的是，这种狂欢今天已经越来越容易从讽刺转向共情。
我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强调“专业”和“体面”，可真正的生活往往没有那么光鲜亮丽。多数人的努力都带着笨拙，多数人的作品也谈不上完美，许多认真做过的事情最后甚至无人看见。
因此，当一个明显并不成熟的作品真的被做完、上映，并且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时，一部分人的态度会发生微妙变化。
随着两位主创的经历被越来越多人知道，《牛来》渐渐不再只是几个僵硬的三维角色，而成了两个普通人花费多年完成的一件事情。
前文提及的庞麦郎后来重新被讨论时也是如此——人们开始把“作品评价”和“对人的评价”分开。唱得不好，可以被抨击甚至谩骂；但一个笨拙的人认真做了很久的事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理应得到一点尊重。
到了《牛来》这部电影上，这种心理表现得更加明显：承认它是一部制作粗糙的电影，与希望两位主创得到一点回报，并不矛盾。
“抽象崇拜”的背后未必只有趣味变化，它还包含着普通人之间一种很朴素的相互辨认。
在一个人人都被要求表现得越来越标准的时代，那些不标准的人和事反而显得格外醒目；在一个文化产品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市场、档期、受众和传播效果的时代，一件笨拙得几乎不像商品的作品，也容易被理解成某种未经充分包装的“真东西”。
▲《牛来》爆火后，影城为其手绘宣传海报（图源 / ZAKER）
这种真情实感未必可靠，甚至可能只是观众自己的投射，但它确实构成了今天网络文化中的一种情绪需求。
当然，仅有这种情绪，还不足以让一部只有几百名观众的电影突然得到全国性的注意。
今天的传播机制为什么如此偏爱《牛来》这样的“极端样本”，为什么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可能悄无声息，而一部粗糙到足以成为谈资的电影却反而能够冲破市场的沉默。
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年轻人趣味变化和所谓抽象能够解释的了，它触及的是今天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则。
注意力正在重新给电影定价
如果说上一部分讨论的是人们为什么愿意看《牛来》这样的作品，那么再往前一步，就绕不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种愿景为什么能够迅速变成票房？答案恐怕不只在观众身上，也在今天文化产品的传播方式上。
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有言：信息越丰富，人的注意力便越是稀缺。一部制作合格、故事完整、演员表现正常却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电影，过去还能靠类型、明星背书和院线排片找到观众，但现在它先得过一道关：有没有一句话能让观众记住，有没有一个片段值得转发？
《牛来》最反常也最符合当下传播规律的地方正在于此，按传统电影工业的标准，粗糙的建模、生硬的动作、突兀的情节，样样都是短处。
可换到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环境里，这些短处却有了另一番用处。一个寻常的转场很难被单独剪出来传播，一头动作古怪的牛却可以；一段四平八稳的对白很难变成表情包，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却可能迅速离开电影本身。
绝大多数粗制滥造的作品仍然会悄无声息地消失，《牛来》真正特殊的地方，是它的粗糙突破了某个临界点，不再只是“不够好”，而是变成了“怎么会这样”。前者只能得一个普通的低分，后者却能制造一个又一个爆款故事。
这正是注意力市场的一条重要规律：平均意味着安全，也意味着不容易被看见；极端意味着风险，但也意味着极高的辨识度。
于是，一个过去并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开始进入电影的价值计算：谈资。
▲ 网友二创的牛来版奥德赛海报（图源 / 新周刊）
对一部分观众来说，买《牛来》的电影票，买到的已经不是银幕上的 86 分钟，而是讨论一个公共话题的资格。没看过的人只能围观别人玩梗，真正进了电影院，才可以说“我看过完整版”，才有资格评价哪些片段最荒诞。
由此，电影获得了一种类似社交货币的功能。
两位主创完成的是最初那部电影，真正让它成为公共事件的，是后来无数观众共同进行的第二次“制作”。一张截图、一段剪辑、一句调侃，都在继续扩展这部电影的文本，由此 “看电影”和“玩电影”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网络热度进一步影响院线排片，一套完整的反馈机制也就跟着形成。先是少数观众发现《牛来》，然后短视频和社交平台放大它的异常之处，讨论增多以后接着更多人产生好奇，好奇转化成购票需求，影院增加排片，排片增加和票房上涨本身又成为新闻。
于是乎在几轮循环之后，原本只有几百人知道的小众事件就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文化话题。
显然，市场正在重新给文化产品定价：过去票价主要对应内容本身，现在越来越可能同时对应话题、情绪、参与感和社交价值。作品争的不只是观众的审美认可，还有他们有限的注意力。
只是，目前的传播机制能够解释《牛来》为什么被看见，却未必能够完全解释它为什么能把网络热度转化为真实的购票行为。
我们究竟在电影院里寻找什么？
把这一问题的答案归结为短视频、网络文化或者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当然很方便：注意力变短了，观众越来越浮躁，大家喜欢猎奇、不愿意耐心看故事，这些因素确实存在。
但如果所有问题最后都落到观众身上，《牛来》的走红也就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了。
观众的选择固然受到传播环境影响，电影市场自身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这些年，电影越来越重视观众，也越来越善于研究观众。从题材选择、演员配置到档期安排、宣传方式，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兴趣的观众都可以被进一步细分。
这种精细化本来是电影工业发展的自然结果，但精确也会带来另一种问题：当一部电影从立项开始就在努力回答“观众喜欢什么”，创作很容易慢慢转向“怎样才能尽量不出错”。
已经得到验证的类型更加安全，已经成功过的情绪更加可靠，每一步都有市场依据，每一个选择都似乎能找到理由，最后却可能出现一种奇怪的结果——电影越来越稳妥，却未必越来越新鲜。
▲（图源/ Bjd）
这并非某一类题材独有的问题，也并非某一类创作者的问题。但当所有环节都努力“不出差错”，留给观众自己理解的空间反而变小了。
人物为什么这样选择，需要解释；这一段为什么令人感动，需要再强调；什么值得赞美，什么值得批评，恨不得在故事结束以前交代清楚。
这种努力未必出于轻视观众，而是创作者希望表达更加准确。但电影毕竟不是说明书，一个故事如果把每一种感受都安排妥当，观众固然更容易理解，却也逐渐失去了参与其中的兴趣。
真正余音绕梁的作品，观众需要自己判断其中的人物，自己理解其中的选择，也需要在电影结束以后继续想一想那些没有说完的事情。
而电影市场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观众被研究得越来越仔细，作品却越来越不敢把解释的权力真正交给观众。
《牛来》当然不能因爆火变成一部好电影，它的制作水平、叙事问题和技术短板不会因为票房上涨而消失，更没有必要为了反对某种工业化生产就把粗糙本身浪漫化。
但《牛来》身上确实有一种成熟商业产品很难主动设计出来的东西——它没有被处理得那么环环相扣。它有破绽，有笨拙，有大量令人费解的地方，因此观众能够不断往里面加入自己的解释。电影没有成功规定大家应该怎样理解它，于是大家干脆自己决定怎样理解。
▲《牛来》中直立行走的牛群（图源 / 新周刊）
《牛来》的走红更像一个意外出现的提醒：当一部制作并不成熟的电影能够依靠玩梗、参与和自发传播获得如此多的关注时，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许不是观众为什么愿意看，而是他们为什么越来越需要从电影之外寻找走进影院的理由。
电影市场当然不会因为一部《牛来》改变方向，但如果上述问题始终存在，那么下一部获得观众注意的作品，未必还会按照过去熟悉的方式出现。
观众没有停止寻找好电影，只是在今天，他们对“好看”的要求之外，又多了一点要求：别急着替我决定应该看见什么，也给我留一点自己发现的余地。
撰稿：孙锴轩
编务：王紫珊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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