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在流动的时代，当人们跨越国界远赴他乡，“家”究竟在哪里？是故土的坐标，还是接收国的族群社区？其实移民的身份认同，并不一定靠频繁回乡维系，也不必然依赖身边的同乡社群。真正让他们始终守住自身特质、锚定自我身份的，是家族叙事，以及跨越千里、紧密相连的家庭网络。
该书跳出传统移民研究视角，深入三个加勒比家族，借助成员的生命故事，探寻迁徙背后的核心动因，为读者理解跨国移民打开新的视角。
移民研究的视角转向
20世纪末，“离散”“故土”“跨国体系”等概念在移民研究中日益重要。人们日渐意识到现代生活具有全球流动性、流变性和互联性，相关概念也随之产生。伴随着这种意识的增强，研究者开始关注地点和地方的重要性，不再将其视为自然存在的地方框架，而是将其看作在更广泛的全球生活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身份认同场所及归属场所。在移民研究领域，这种转变促使学界日益关注跨境经历及其可能带来的跨国社会文化体系，以及根植于遥远故土的离散认同。
对离散认同和跨国联系的重视，表明原居地依恋已成为移民研究新的关注点。而此前，移民研究更强调迁移过程中推动人们前往移居地的推拉因素，以及移民在新居住地的融入过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许多移民研究开始转移重心，不再局限于考察移民在接收国的融入过程，以及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本土公民。研究者转而将移民置于更广泛的、以祖籍国为界定依据的跨地方关系网络中进行概念化。这类关系不再只被当作移民与原居地亲友关系的延续，不再只被视为他们对遥远“故土”的忠诚，而是被看作移民内心愿望的反映——即渴望在移居地抵抗压迫、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移民叙事的历史底色
移民研究的视角变迁并非由研究者主观决定，而是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叙事所塑造。移民研究作为一个明确领域，兴起于19世纪欧洲人迁往北美的历史情境。当时移民被视为终极行动——永别旧世界、定居新世界并参与民族国家建设。因此，该领域始终隐含以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叙事。20世纪各国出台移民法规强化边境管控，进一步将移民现象与跨国流动绑定，移民研究也局限于讨论那些在文化意义上脱离民族国家的人。
在民族国家建构时期，移民研究主要采用融合叙事，关注移民如何融入接收国。然而，随着全球流动与互联成为时代特征，研究者开始质疑民族国家框架，转而用抵抗叙事重新概念化移民现象，将其理解为移民在移居地争取权益的能动实践。
但融合也好，抵抗也罢，这两种叙事都把移民降格为接收国历史中的定型角色，要么归顺，要么反抗。移民首先是拥有个人流动定居史的个体。探究这些个人史及其体现的叙事，能够提供更有效的研究路径，尤其当移民现象发生在具有不同历史叙事结构的地方之间时。这正是本研究考察三个加勒比地区分散家族时所采用的方法，即通过个人迁徙定居史，而非预设的宏观叙事，来理解跨国移民现象。
家族联结与生命讲述
通过研究分散家庭网络中个体讲述的生命故事，可以探究流动以及互联、断裂、延续等全球化时代核心特征的复杂性。移民及其后代会在生命故事中描述离开、抵达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人生轨迹。
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三组兄弟姐妹所在的家族，这些兄弟姐妹在三个英语区加勒比岛屿的家园中成长，20世纪中叶开始迁往北美、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不同区域，从此散居各地。通过对家族成员进行生命故事访谈，作者研究了他们如何既将自己描述为在世界不同区域过着不同生活的个体，又将自己形容为某个起源于加勒比地区特定地方的家庭网络的成员。作者由此尝试建立了一个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个人在呈现自我时，既可以是个体，拥有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独特生活经历；又可以是集体的一员，归属于将他们与特定加勒比原居地/祖居地相连的群体。因此，个体在讲述生命故事并解释人生轨迹时，参照了他们在加勒比家园的出身和这一出身赋予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及社会期望。在此过程中，他们确认并进一步发展了界定这些家庭关系的联结观念。因此，无论人们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邀请他们讲述生命故事，来了解他们如何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个人视角出发，将自己归属于何种共同体——无论是归属意义上的，还是情感意义上的。
移民研究必然涉及各种因素，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推拉力量到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不一而足。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家庭的联结性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既推动人们承受推拉，又促使他们施行推拉；既推动人们接受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又促使他们超越这些认同。
作者：刘瑾 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