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冬,我的身体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栏目:娱乐 | 来源: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 2026-11-20 00:16

立冬这天,《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登陆国内院线。这部探讨生死与救赎的艺术电影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公映后却引发了一些争议。90后导演孙傲谦近日接受了北京青年报专访,重新审视解读了自己的这部作品,也正面回应了争议,坦诚回答了影迷关心的问题。

片中,黄燕(宋佳饰)在按部就班的火化工作中渐渐失去对生活的期待,变得悲观而麻木。直到意识到自己终将死去,她才决定更勇敢、更大胆地为自己活一次。一次意外让她遇见了通透明朗的姚雪(文淇饰)。寒冬里,两个人在彼此身上取暖,互相治愈,擦干眼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把“自己”放回人生的第一位——一起体验这仅有一次的人生。

导演孙傲谦1992年生于辽宁,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长片首作《少年与海》曾入围第24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单元;第二部长片《余烬》(即现在的《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获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摄影、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优秀编剧,并入围西南偏南(伦敦)电影节、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等。

“这部电影很难说在谈论死,其实更多是在谈论生”

北青报:《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选择在立冬与观众见面,这确实是个有些凛冽的故事。从最初的《余烬》,到《燃烧的雪天》,再到《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几次改名是出于什么考虑?

孙傲谦:《燃烧的雪天》是拍摄期间使用的临时片名,剧组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关注,有时会使用一个临时片名。所以,影片只有《余烬》和《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两个名字。前者是我认为最匹配影片内容和气质的片名,“余烬”既是肉身燃烧后的骨灰,也暗指黄燕如死灰般浑浑噩噩的生活里尚存着一丝火苗,还有火焰熄灭前最后一刻的释放之意,呼应主题。现在采用的《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则是片方出于商业考量更换的名字。

北青报:影片从“弄错骨灰”的故事切入,在讲生死话题,作为青年导演,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故事?

孙傲谦:这个剧本写作于2021年,当时身边有许多亲友离世,我频繁到访殡仪馆,有机会与火化师较长时间地接触。那段时间,我也看到过一些弄错骨灰的新闻,受到了启发。我认为创作者应当将镜头对准人和时代,我想借此表达一些感受。生死的话题有些大,这部电影很难说在谈论“死”,其实更多是在谈论“生”。

女主角黄燕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人物,当周围所有人都在证明自己是对的,只有她在拼命证明我们是错的,在证明过程中,这个浑浑噩噩的“活死人”意外找到了存在的价值,获得了救赎,成了一个“死活人”。我们剧本的扉页上引用过加缪的一句话: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的身体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也许这句话是对影片最好的诠释。

北青报:“弄错骨灰,还要再换回来”,这听起来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加上影片背景设定在东北,这就难免会让人对其喜剧性有所期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故事,喜剧没有成为片子的佐料。对此,你是如何考虑的?

孙傲谦:的确,很多人在看到故事梗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荒诞喜剧的期待。荒诞是这个故事天然的气质,也是影片的主题或者说世界观的底色。但其实我并没有特意往喜剧的方向去发展,如果说有一些台词或是细节略带戏谑,那也是因为希望别让主人公太“苦”了,毕竟生活不是一个平面,真实的情绪总是层次复杂的,尤其是东北人说话的方式,总会有自然流露的可笑的地方。但这种笑显然不是开怀大笑,可能是无奈、荒谬、苦中作乐,这种笑本质上不是顺从的,而是反抗的,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反抗。

“她必须做件事,这件事可以让她与这个世界重新碰撞”

北青报:片中,被弄错骨灰的两位逝者对于黄燕究竟代表什么?她为什么要换骨灰?前后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

孙傲谦:算命大仙声称黄燕身上“背着东西”,阴魂不散导致她得癌症。黄燕究竟有多相信这个说法呢?作为工作十余年的火化师,她最清楚骨灰就是一堆灰,什么都不是。但一个“死到临头”的人会抓住一切救命稻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此时两位逝者是字面意义上的“冤魂”,换骨灰的第一层目的:求生。

之后,黄燕将两位死者的照片供了起来,在坟前劝两位逝者“再等等”,跟姚雪说“你妈就在我背上呢”,在面馆对着面前的空座位说“行啊,老刘,嘴真有福”。这一切表明黄燕至少主动选择相信或逐渐习惯了两位逝者的灵魂被自己背在身上,也是对弄错骨灰的忏悔之心的外化,两位逝者成为“受害者”,换骨灰进入第二层目的:求悔。

黄燕和姚雪在长椅上交谈一番,姚雪问:“你真的相信换回骨灰就能治好你的病吗?”黄燕说:“人到这个份儿上,总得信点啥吧。”这里已明显看出黄燕并不完全相信算命大仙的说法,但她仍然会对着天地大喊:“老刘,你想对你闺女说点啥?”在她看来,逝者的灵魂与自然融为一体,是风声,是松涛,是鸟鸣,是云卷云散后的寂寥,是“人在做,天在看”,两位逝者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黄燕对姚雪说:“我为了你,也会把骨灰换回来。”对姚雪的成全令黄燕重新获得了爱的能力,换骨灰进入第三层目的:求人。

黄燕为什么宁愿放弃手术也要换骨灰?因为到这时,在她心中,某些东西已经大过生死。她深知自己病入膏肓,也存在下不了手术台的巨大风险,曾经十几年混沌麻木的她,像从未活过一样。但现在,她必须做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让她与这个世界重新碰撞,真真切切感受到爱与痛,感受到内心的火焰在经历熄灭前一刻的复燃,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恰好这件事是换骨灰,如果撞上的是另外一件事,她大概率也会一根筋地做下去。她孑然一身地坐在无边的雪地中,与文在肩头的逝者对话,就是在与自己对话,在这一刻,逝者成为她自己,形成了某种灵与肉的关系,换骨灰也进入了最后一层:求我。

北青报:黄燕为什么要将两位逝者文在自己身上?那场三个人的“隔空对话”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设计非常有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孙傲谦:黄燕与两位逝者隔空对话的客观逻辑,其实就是算命大仙所谓的“上身”,这也回应了算命大仙最初关于“你身上背着东西”的荒诞情节。也许大仙只是信口胡说,她可能也没想到黄燕这个人竟然能一条道走到黑,真正达到某种灵肉合一的状态,这是属于黄燕这样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特有的时刻。

另一方面,背负逝者也成为某种象征,里面也有黄燕背了十几年的个人创痛过往,我们试图把这些看不见的“包袱”变得可见,把那些无从说起的苦痛与体悟,借由这种方式找到出口。过往曾为黄燕带来伤痛,就像逝者最初给她带来的是恐惧。但当黄燕重新爱上自己,过往留下的就有更多美好的回忆,关于她的家人、同学、狗和她的“吴老哥”(Vlog)。她也不再畏惧两位逝者,她们成了她的无话不说的朋友、导师,为她带来某种精神力量。姚雪离开后,黄燕想像她一样文点什么在身上。有人文亲友的面孔,有人文特殊的纪念日期,有人文偶像明星,而黄燕早已默认两位逝者就“背”在她身上,所以文下她们的样子不过是一种“背”的外化。黄燕在火车站挽留姚雪时也有解释,“文得太着急,就带了她俩遗像”。至于文在背后的松塔,代表的可以是姚雪,也可以是黄燕的孩子,这个就交由观众来诠释。

北青报:片中,黄燕的形象是比较粗粝的,和宋佳以往塑造的很多都市丽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导演,你怎么看这个角色的塑造和演员的诠释?

孙傲谦:美与丑并不是我们考量角色造型的原因,一切都是以真实为基础的。黄燕是一名工作了十余年的火化师,常年受高温烘烤,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脸上多了雀斑,头发干枯而泛白;她常年吸烟,牙齿上应带有烟渍,因而我们为演员增加了一副薄薄的牙套,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宋佳的面部结构。这种塑造也增强了深陷伤痛、浑浑噩噩的“活死人”形象。必须赞叹的是宋佳老师的可塑性、对表演的虔诚和敢于不断突破自己的勇气。

“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爱,一种无关性别的、超越的爱”

北青报:我觉得电影里黄燕和姚雪,与现在常见的女性互助、闺蜜情义都不同,她们甚至都不算熟悉,就是两个孤独的人在彼此取暖,也有很多摩擦,你如何理解和设定她们的关系?

孙傲谦:在我看来,黄燕和姚雪首先是两个人,两个被世俗边缘化、身陷困境中的个体。我并不想明确两人的关系,她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爱,一种无关性别的、超越的爱,很难用一条边界去圈定的爱,她们有时像母女,有时像朋友,有时像伴侣,有时又像另一个自己,时而接近,时而疏远,时而暧昧,时而明确,她们共享着喜怒哀乐,甚至某一刻共享着同一个灵魂。

当然,我对这种爱的丰富性可能表现得还不够好,而且一个作品完成后也不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每一位观众。很多观众对于二人关系的理解和想象都很精彩,是他们赋予了角色更多维更丰富的生命。

北青报:片中,姚雪怀孕、分手,引出了她与黄燕关于“生不生”的争执,这是时代观念的差异吗?但对于姚雪的母亲,影片也借黄燕之口指出了自我与母职之间的平衡问题,所以你的“立场”是什么?

孙傲谦:我认为她俩的争执与时代观念的差异并无太大关系,是人物的经历决定了她的“立场”。

姚雪并未做好生育的准备,如她所言,她不想为了孩子而丢掉自己的未来,主体大于他者,所以决定“不生”。黄燕遭受丧子之痛,她无法理解抛弃孩子的做法,无论是先生后弃还是堕胎,于她而言,他者大于主体,所以主张“生”。

黄燕的问题在于她将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姚雪,甚至也会认为这样是为她着想。但姚雪的活法,包括姚雪母亲“活过”的样子又给了黄燕巨大的冲击,她与姚雪的争论一部分原因也来自自己内心“立场”的动摇,她通过争吵来掩盖内心对姚雪母女的羡慕和对自我承受痛苦的某种遗憾。我相信黄燕最终并不一定会认同姚雪的“立场”,但会愿意尊重她的“立场”,因为她懂得了主体的重要性,明白了爱自己的意义。

“我不认为影像牺牲了叙事,因为影像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

北青报:影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提名,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电影确实给人留下了很多让人难忘的时刻,其中最鲜明的就是“雪”与“火”,你赋予了它们什么样的内涵?

孙傲谦:就像余烬一样,火与雪都有物质现实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指向性,也与两个人物的性格、关系的发展相关。但说实话,我们在设计这些意象的时候,很难说有多么缜密的“设计”。因为主人公是火化师,必然与火为伴,而骨灰在形状和颜色上与雪接近。人死之后到底会变成什么,也许就是漫天飞舞的雪呀,穿过一片茫茫纯净的冰湖,我们终将再次相见。

北青报:在接近片尾处,黄燕将焚炉的内壁想象为星空,这是非常富有诗意的影像表达,你在设计这些镜头的时候想要传递什么?

孙傲谦:人体火化后的油脂、熔渣、积炭会附着在火化炉内壁上,形成斑驳的结晶,当光线通过排烟口折射进来,会形成满天星辰的感觉。他们就像一个个灵魂,当黄燕躺下时,仿佛在被无数个由她火化过的人的灵魂拥抱,这是一种视觉化的“向死而生”吧。

这是黄燕在极度痛苦的时刻,主观视角看到的世界,就像遥遥无期的黑暗中出现的一道光,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影像。这种感受无法用语言说清,黄燕感受到了什么,我相信观众也感受到了。影院本身也像一个巨大的炉体,观者与角色在此共振。那个瞬间,是属于电影的,也是属于电影院的。

北青报:影片登陆院线以来,镜头美学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肯定,但也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说,为了镜头的美感,部分叙事被牺牲了,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孙傲谦:我不认为影像牺牲了叙事,因为影像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电影有不同的样子,有的电影偏向戏剧化叙事,有的电影偏向电影语言叙事,这部影片显然属于后者,所以它的轻情节、重情绪,缓慢的节奏、强视听设计一定不会被所有观众都接受,但这是我们的一种选择。

而我认为真正的遗憾,恰恰是没能将这种叙事策略做到统一、极致。影片进入第二幕后,又逐渐滑入了戏剧化的叙事模式。叙事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还是文本本身的信息过量、表达过满。有时觉得断裂和突兀也许并不是少了什么,而是东西太多,观众来不及抓住每一个点。在叙事上,我会继续思考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感谢大家的建议和鼓励。

北青报:有人说是被电影的宣发骗入场的,“冬天,和你最好的朋友一起看”这句话给了人温暖闺蜜情的期待,但看过后感觉有点“货不对版”,对此你有何回应?

孙傲谦:作为导演,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好电影本身。至于它在什么时间、以何种面目和方式与观众见面,并不由我决定。我感谢每一位前来观影的观众,对于那些因带着错位心理预期观影而引起不适的观众,我要说声抱歉。但我也相信,这部影片会找到属于它的观众。

北青报:作为青年导演,你未来的发展规划如何?如何平衡作者性与商业性?

孙傲谦:在目前的创作环境中,我认为很难去平衡作者性与商业性,偶有成功者也不具有很强的参考性。我个人的未来规划是“两条腿分开”:一边是更具作者性的艺术电影,保持低成本和表达的完整性;另一边是更具商业性的类型电影,做到内容普适和风格极致。等到我的自身能力和大的行业环境都更成熟后,我再去尝试二者兼顾。

文/本报记者陈凯一

了解更多

猜你想看

←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