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冯雪】
“问问AI呗？”
不过两三年的功夫，AI大模型就渗透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之相伴，一种焦虑的社会情绪也正在形成。
在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看来，AI时代到来，叩问人类存在价值：既然AI能够如此高效快捷，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他注意到，AI已然在改变人类的认知活动，“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我们不太愿意思考、判断、批评”。
同时，快捷并不必然带来幸福，甚至陷入“越自由、越忙碌”的怪圈；彭凯平认为，AI把原本让人类幸福的心理元素给悄悄抹杀了。
此外，AI严重冲击现行教育评价体系，其成立的前提逻辑都受到巨大挑战。他甚至提议，三年级前不要考试，不再进行无谓的题海、排名战术，重要的是掌握提问题的能力。
面对不可抵挡的技术趋势，彭凯平秉承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有没有一种可能，AI来了之后，让我们把认知资源重新分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为此，他在新著《人工智能心理学》中着重阐释了“心理主权”的概念，希望借此坚守独属人类的价值，重新定义自我。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都会伴随新一轮的“时代焦虑”，远的如工业革命，近的如互联网，如今AI莫不如此。这一次的“AI焦虑”与以往的焦虑相比，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彭凯平：我觉得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过去的焦虑，其实是一种工具性焦虑，我们的技能、劳动被工具取代。这次AI时代的焦虑体现为人的主体性焦虑，就是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被AI替代，直接触及人类的存在本质。曾经是体力劳动、手工劳动以及信息劳动受到冲击，现在冲击的是心理劳动，像思维、判断、分析、决策、设计，还有创造等等这样人类引以为傲的“智人”能力。
而且，这一次着急的是中产以上的白领，过去焦虑的是体力劳动者。
这次冲击来的速度特别快。工业革命花了几代人才完成，能有个慢慢适应的过程。互联网也花了大概30年才真正普及开来。
AI 迭代太快了，从ChatGPT4出现不到一个月，就有2亿多活跃用户。可谓迅雷不及掩耳。我们还没能从心理上，工作安排上慢慢适应。
观察者网：过去互联网时代的问题是“信息过载”，AI时代会不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思考外包？如果长期让AI替我们总结、判断、选择，人自身的认知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
彭凯平：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发现我们的认知能力确实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现象，叫“弗林效应”，指的是智商测试平均分数随时代推移逐渐上升。全球31国研究显示1909-2013年间智商每十年提升3分。在AI影响下，虽然目前看不出来，但下一代的智商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现在AI给出的答案逻辑自洽、清晰，连我们自己都非常认同，人类提问题的能力被削弱，也就是人类批判性思维能力开始丧失。
AI往往只能判断几个有限的现象，但生活的复杂场域却要求我们随时随地做判断，长此以往，人类的判断力也可能遭到削弱。
过去我们慢慢读知识，然后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AI出现了，我们变成囤积知识，就像一个人收集了很多图书，会产生幻觉，觉得自己都懂，答案就在那里。但，知识都只是表皮，没有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
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我们不太愿意思考、判断、批评，甚至都不愿意认真学习；以为依靠AI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主动学习精神大概也会受到影响。
不过，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我相信，终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计算器普及后，人类心算能力确实下降了，但我们把认知资源转移到更复杂的问题上。
有没有一种可能，AI来了之后，让我们把认知资源重新分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我概括为ACE三个方面。Aesthetic，更多审美活动；Creativity，更多创造活动；Empathy，更强同理心。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AI没有让认知退化，而是把认知资源分配到以前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方面。
观察者网：AI极大降低了获得答案的成本，但会不会同时削弱人忍受“不知道”、忍受挫折和长期探索的能力？一个什么都可以马上问AI的孩子，会不会更难形成心理韧性？
彭凯平：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写过一本书《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他发现随着手机普及，96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心理韧性确实下降很多。
之前的孩子在业余时间会冒险、打工、谈恋爱，但这批孩子不愿尝试社会生活，都乖乖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孩子都变得越来越乖，不再去做有风险的事情。比如谈恋爱吧，会遇到挫折，你爱的人可能不爱你，甚至侮辱你。所以，现在的孩子压根就不谈了。
同时，他还发现，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青少年患者比例都在上升。所以，目前不少西方国家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在AI时代，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
比如，对“无解”的容忍。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不知道”。这也没啥，人总有不知道的东西。我们还欣赏那种能够承认自己“不知道”的学者。
但，AI给我们的幻觉是，“无所不知”，甚至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许，我们对“无解”的容忍度会下降。
当然，我还是坚持积极心理学的看法。既然AI把不少基础问题解决了，为人类释放了更多时间，那我们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去挑战更有深度、更有创造性的问题。眼下，就有高中生利用AI尝试解决数学难题。
在知识平权方面，AI解决了知识的等级差异，之前少数精英掌控的知识，AI帮助普通人也掌握了。那么，普通人是不是可以去尝试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
而且，人类遇到的挫折，不一定都来自生活中的认知挫折，还有人际关系、艺术创造、体育比赛都会碰到挫折。那认知领域的挫折减少了，其他领域的挫折是不是对培养心理韧性也有帮助呢？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运动，有输有赢，也是锻炼心理韧性的机会。
一切的一切，都有待观察，AI给心理学家提供了很多试验场景。在这次技术革命后，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其实有点兴奋的。
从逻辑上来讲，AI对人的认知肯定有影响，但究竟如何影响，是增强还是削弱心理韧性，尚不确定。
观察者网：在AI伴侣、AI朋友越来越普遍之后，人与机器建立情感连接是否可能替代一部分真实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悖论：我们拥有了历史上最懂人的机器，却同时成为历史上最孤独的一代人？
彭凯平：“AI伴侣”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在现实关系中得不到的东西，比如，真实的人际关系有个绕不开的特征——对方的不可控性。伴侣会烦，会累，会厌弃，会拒绝，甚至背叛，但AI不会出现不可控的表现。
这对很多人来讲，很可能是特别大的心理慰藉。AI永远在线，一直有耐心，持续以你为中心，不会背叛你、批评你、离开你，也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而感到伤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无摩擦的情感回应，确实是很有魅力的地方。
从咱们中国的辩证思维出发，也许恰恰是人际关系中的摩擦、冲突，真正锻炼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对方的反应中培养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的人类智慧。没有磨难，说不定就不会理解幸福；没有背叛，可能就不一定理解关系。
所以，问题的重点在于，AI能不能补充我们在真实关系中的不足。
比如，可以利用AI练习与伴侣的沟通，设置AI提醒伴侣的生日、需求，这样把AI当做一个情感的辅助工具。
观察者网：您说过，AI不会跟你吵架。因为不吵架，就没有真实的关系。
彭凯平：我一直觉得，真实的关系总会存在争吵、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
很多夫妻经过七年之痒，还继续在一起，通过吵架突然明白，即便吵得再凶，还是离不开对方，这就坚持下来了。如果受不了，那就离婚。
有时候，摩擦反而是关系稳定和幸福的前提，没有经过摩擦，关系很可能不稳定。
观察者网：像您之前讲的，AI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减少重复劳动，因此人理应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为什么现实中很多人反而更加不快乐、不幸福？
彭凯平：这是很多人的误解。AI提高的是效率，但幸福从来不是效率的函数。
在职场上，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很快就被人们对其他欲望的追求所取代了。报告写快了、邮件回快了，数量就会增加；项目做快了，周期就会被压缩；提升效率变成了对更高产出的期待。
以前，老板只管大家上班的时间，现在休息时间也要管起来，微信要永远在线。
而且，这个期待，很多时候还来自外部对自我的压力：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
这似乎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自由、越忙碌。
自由时间并不等于幸福时间。幸福需要我们投入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并沉浸其中。在工作之外，AI释放出来的时间，如果没有被有意义的事情接住，我们反而会感到无聊、焦虑、反刍。
这也是为什么退休的人闲下来，时间多了，幸福感不一定上升。更多的反刍，会让人总在琢磨：为什么？干什么？图什么？想得越多，越不开心，所以很多哲学家活得很不开心，但做事情的普通人反而很开心。
还有不少人把空闲时间花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大量光鲜亮丽的人生样本，社会比较就会冒头，老在关注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越看越不开心。
幸福关乎意义感、愉悦感和价值感。效率只是解决做事的成本，二者之间没有自动的换算关系。不少人在AI协助下，越来越不幸福，恰恰是因为AI把原本让我们幸福的心理元素给悄悄抹杀了。
心理学有个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幸福感来源于胜任感、归属感和自主感。
胜任感就是个体有能力做好某件事，在AI时代，这一面容易受到打击，AI比我们做得更好；归属感就是个体属于某种真实的关系，AI让我们安静一个人坐着就行，关系网络在缩小；自主感就是个体能够进行判断、分析、选择，但AI又替代我们做了这些认知活动。
所以，我们需要在AI时代，重建这三种幸福感的来源。
观察者网：当AI可以完成大量作业、论文甚至考试题时，传统教育以“知识掌握”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如果让您重新设计AI时代的中小学课程，哪些能力应该增加，哪些内容可以减少？
彭凯平：AI对现行教育评价体系冲击非常之大，其成立的前提逻辑都受到巨大挑战。
第一个逻辑，知识是稀缺的，只有掌握更多知识的人，才对社会有价值，才值得被筛选出来。筛选办法就是考试。
第二个逻辑，作业和考试能够验证一个人的能力，与之相关，考评结果能够预测未来的表现。
但，上述两个逻辑，在AI时代逐步失效。AI让知识更加平权，且回答得更加标准，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比不过机器的；进入社会后，执行、合作、创新更加重要，这是知识与AI都无法替代的。
要我设计中小学课程的话，我第一个重视提问题的能力。数学难题虽然能用AI解决了，但难题本身是谁提出来的？是人类科学家。所以，我觉得提问题的能力可能比回答问题的能力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现在考试没有测试这个能力，未来的话，可以给孩子一个场景，让他们从中提炼独特的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是利用AI的能力。知识虽然不如AI丰富，但是会驾驭AI去创造更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决定个体未来的竞争优势。
另外，对心理韧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在AI无所不知的前提下，我们能否扛得住真实生活中的挑战和挫折。随着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真正的社会强者，可能是那些能够容忍不确定性的人。
当然，还有合作精神。人类单打独斗真的不如机器，甚至不如动物。几千万年进化，自然选择的是会合作的人；而合作中，会有摩擦、分歧还有妥协，这些是AI无法处理的，只能交给我们人类来做。
总而言之，纯记忆的知识要减少，甚至都不要再讲知识了，让孩子自己去学；解题训练、题海战术、排名排位，这些方法回报率极差，在AI面前一文不值。
独立完成的作业和考试也要减少，未来要看的不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是跟大家一起能做什么；这其中就会诞生领导者、鼓励者。
我甚至有个建议，小孩子在小学三年级前不要考试，成绩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有的幼儿园都在搞排名，愚蠢啊！
观察者网：所以，面对上述种种问题，您提出了“心理主权”这个概念来应对AI带来的负面效应。
彭凯平：在AI时代，我们如何定义自己，一定不要把专属的权利让给机器。
首先，我们要保留认知主权，我们的思考、判断，不能完全让AI来做。我们可以借助AI，让我们的思考更加系统全面。
在问AI之前，我们先要有自己的判断，即便很粗糙，但起码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再去跟AI作比较，不在于谁的判断更好，重要的是先有这个判断的过程，再借助AI达至更好的境界。
其次，要坚守情感主权，把真情实意的体验留给自己，不能留给AI。我们不能把爱托付给AI，虽然AI懂我们、帮助我们、随时随地支持我们，但这是算法的反应，不是真实的主体感受。
就像辛弃疾写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这是人的独特本领，情感需要投射，要留给真实的人，但不要投射给AI，那不会产生各种奇妙的反应。
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情绪问题时，我建议先不要急着找AI聊，不如先做一做心理学的练习。自我分析下，我现在是什么感觉，面对的问题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有哪些未被满足的倾向…等等。然后，再去问AI，看看AI分析的与我想的是否一致。
我觉得这才是应对情绪问题时的好办法，把情绪的解释、判断留给自己，把活生生的感受留给自己。
还有价值主权，就是对与错的伦理判断要交给我们自己。AI能够保证原子弹发射，但做决定的一定是人，必须要人来负责。
再有行动主权，事情要靠自己去做，靠自己亲身体验，AI只是知道，无法替代我们行动，必须付诸实践。
最后是人格主权，保护我们的隐私，不能什么都让AI知道，我们也不知道AI哪一天会不会抽疯、失控。
“心理主权”说白了，就是必须先由我们自己启动认知，然后再借助AI，最终由我们决定并完成。
但，我想强调下，一谈到“主权”，就好像提倡对抗AI。不是的，我只是想说，人不要把自己的优势、特长、人性完全拱手相让。
观察者网：您能以个人为例，讲讲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做，才不会丧失“心理主权”？
彭凯平：我主要在三个方面使用AI。
第一个就是，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去做的事情交给AI，典型的像找美食、美景、问路这种，提供一般信息。这样节省了我的心理能量和资源，不用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第二个方面，我用AI弥补思考上的不足。每当我当有个想法，就会问一下AI，看看有没有没想到的地方。至于AI提供的东西是否采纳，完全取决于我本人。
比如我要做个报告，我就会问AI，是否还有遗漏的观点。AI给出的答案，大部分都不是特别好，啰啰嗦嗦一大堆，没太大意义，只有个别的地方让人有启发。我只摘出来精华的点，再经过我自己的加工创造。我觉得，这就是保护心理主权的表现。
最后一个，就是完成公文式的事情，像画图、制表这类。
总之，急的时候找一下AI，不急的时候，尽量自己来。人要有一段时间，是没有AI的。
观察者网：如此，“慢”是更值得追求的品质？
彭凯平：“慢”是特别好的心理体验，让我们情绪不失控，认知有余地，做事有回旋。
“慢”不是干坐着，不是思维停顿，而是重新思考、调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慢”非常值得提倡，中国人也称之为“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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