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宝
《罗斯》都看了么？它很容易被当成一部关于女扮男装的电影来理解。
一个17世纪的女人穿上裤子假扮男人，在父权社会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最终被发现，被惩罚。
这个概括当然没错，但它会让人以为重点在性别越界本身。
实际上马库斯·施莱因泽尔拍的这部电影更关心另一个问题，Rose能够以男人的身份生活很多年，这件事为什么成立？又是什么变化让它不再成立？
影片把故事放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前后的德意志。三十年战争造成了欧洲中部大面积的人口死亡和社会流动，家庭断绝，土地空置，继承关系也跟着中断。
在一个地方共同体已经很难核验陌生人身份和财产归属的时候，Rose冒用了一个阵亡战友的身份文件来到一个偏僻的新教村庄，声称自己是一处废弃庄园的继承人。
村民对这个外来者有疑虑，但疑虑针对的是他的来历和动机，没有人怀疑他的性别。
Rose手里有文件、有钱、有子弹打穿面部留下的伤疤，在一个刚从战争中缓过来的社区里，一个带着合法继承文件和积蓄来认领荒地的退伍军人，社会没有理由对这样的人进行更深层的身份审查，战后秩序的松动给Rose打开了一条缝隙。
但Rose并不只是一个聪明地利用了乱世的人。她在战争中待了整整十年。叙述者没有详细讲述那些年发生了什么，但审判时Rose自己交代了一部分。
她对Suzanna的父亲说过，以前她从来没有能力去想一个明天，在战场上只能想办法活过今天。
面部的毁损让她的性别特征更难辨认，军人身份为她的粗粝提供了合理解释，战争同时也把她塑造成了一个习惯于隐藏和自我控制的人。叙述者用一句话概括了她此前的全部生存策略，隐藏，为了存在。
Rose想要的生活完全是社会秩序内部的东西。她想拥有土地，想在社区里有一个稳定的位置。到了村庄以后，她终于第一次体会到建造带来的快乐。
这个人物的悲剧恰恰在于，她的愿望太平凡了。
17世纪德意志妇女在法律上可以继承和持有财产，参与农业劳动也是常态，但她们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资格受到男性监护制度和地方共同体的强烈限制。
Rose要以自己的名义独立继承庄园、支配劳动成果、参与公共事务，她必须先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男人。影片追问的其实是，在这个社会里，谁能以完整的独立主体的身份，去拥有和支配自己的生活。
Rose在村庄里被接受为男人，依靠的主要不是身体层面的伪装。她重建了农场，让荒地重新长出庄稼，射杀了一头熊救了村民的命，在村里开设识字课教人读写，按时发放工钱，圣诞节还给双倍，这些行为都为她背书。
村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男人，首先看的是他能否履行一个男性社会角色的全部义务。Rose满足了全部条件。男人的身份在影片里被拆解成了一套社会许可证，一个人能占据那些位置并且运转良好，身体是什么样的就成了没人追究的问题。
所以，整个村庄参与制造了Rose是一个男人这个事实。每个人通过衣着、劳动方式、财产状况、婚姻关系来读取Rose，得出了一致判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固它。
Rose的成功暴露了身份运作的机制。社会辨认一个人，大量时候靠的是一套可以被阅读的外部符号，只要这些符号互相匹配，就没有人会去追问符号背后的所谓本质。
后来Rose的秘密被部分揭露以后，村庄的恐慌有很大一部分指向他们自己，他们发现自己的判断机制可能一直在出错。
影片中有一场戏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女仆的家人带着她来到Rose的农场对质，要求Rose证明自己是男人。
Rose没有退缩，她质问在场的人，这片土地是假的吗？她教他们认字、让他们能读合同不被人骗，这也是假的？
然后她把局势推向荒诞，提议召来执达吏，让在场所有人都脱下裤子接受检查。这场戏的力量在于Rose把身份验证从单独针对她的审查变成了一个可以应用到所有人身上的程序，而一旦它被普遍化，立刻显得荒谬了。
叙述者的声音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影片从一开始就通过画外音告诉观众Rose是女人。观众始终知道真相，村民始终不知道。
施莱因泽尔主动放弃了身份谜底，但保留了身份暴露的悬念。观众带着上帝视角观察一个社区如何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个错误的分类结果，同时又紧张于这个秘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被戳破。
信息的不对称让观众没办法简单地站在村民的对立面去指责他们愚昧，因为我们也会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是叙述者提前告知，我们同样没有任何视觉证据能判断Rose的性别。
桑德拉·惠勒的表演完全建立在身体姿态和社会行为之上，她不依赖任何提示性的破绽来提醒我们她是女人在演男人。我们知道，仅仅因为我们被告知了。
叙述者的口吻也带有明显的民间故事色彩，施莱因泽尔用寓言体讲述了一个虚构故事。他和编剧亚历山大·布罗姆研究了大约300个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案例，18世纪初卡塔琳娜·林克以男性身份从军、结婚并最终被处决的案件是研究的起点，但Rose是一个综合性的虚构人物，并非任何单一原型的银幕传记。
施莱因泽尔把时间从林克所处的18世纪初推回到三十年战争时期，并且用了这种半寓言、半编年史的讲述方式。寓言体创造了一种距离感，阻止观众过快地投入情感认同，同时也暗示这个故事的形态是可重复的，它讲的不只是一个个案。
Rose在狱中等待处决期间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叙述者说，虽然别人已经决定了她的生命，但Rose拒绝让自己的故事也被别人夺走，于是她开始把自己写下来。
当她写到自己的现在时，她继续往后写，给自己写了一个也许本可以如此的版本。影片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贯穿全片的画外音来自Rose的手稿，但到了这里，谁有权书写Rose的故事这个问题被第一次翻转了。
法庭记录、街头小报、外部叙述者的声音和Rose自己的文字，几套竞争性的叙述同时存在。
Rose在临死之前也进行了一次自我定义，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所有外部权威都否定她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讲述自己是谁的能力。
养蜂事故是影片的转折点。Rose被蜜蜂大面积蜇伤，卧床不起，Suzanna和女仆在检查她身上的伤口时发现了真相。在那之前，村庄对Rose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层面的焦虑。
一旦怀疑出现，私人发现迅速被制度接管。女仆把消息传给了村民，牧师介入做道德判断，医生被要求检查身体，法律系统派来了执达吏调查案情。
法庭不关心Rose是不是一个好的庄园主、好的雇主、好的社区成员，这些都不重要了。医生的结论浓缩成一句话就是，检查对象是一个健康的女性，她身上没有任何男性特征。接下来法官要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一件，把这个人放回她应该在的分类位置，或者消灭她。
法官在宣判时说，Rose选择了对抗现实本身，对抗必然性，以及法律。一个对抗了现实、必然性和法律的人，也就等于对抗了社区本身。
Rose用一块布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法官把这件事等同于攻击整个秩序的根基。他甚至在最后加了一句讽刺，也许她觉得自己没有界限？也许她可以长出翅膀飞走？这句话暴露了制度的真实恐惧。
Rose证明了一件事，一个分类错误的人可以在错误的位置上长期生活，社区照样运转良好。分类系统因此看起来不那么像自然法则，更像一套可以被绕过的人为规则。
Suzanna被判处溺刑，罪名是欺诈和通奸，判决立即执行。叙述者用一句话带过，说Suzanna给行刑者造成了很大麻烦，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痛苦。
Rose被判斩首，但她在狱中被四个男人强暴后怀孕，执行被推迟到产后。强暴发生在Rose的秘密完全暴露之后。她的身体已经被医学确认为女性，法律已经否定了她的男性身份，强暴则用最直接的方式在她的身体上重新建立了「正确的」性别秩序。
身体在影片的前半段几乎不被注意，到了后半段，它被制度反复征用。医学检查把它当作证据，强暴把它变成惩罚的现场，最后的肢解和焚烧是彻底的清除。
Rose在审判中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回答极其简短，裤子里有更多自由，它不过是一块布。所以我就穿上了。
Suzanna的处境也比表面上的受害者三字能容纳的要多。她的父亲把她嫁给Rose，交易条件是那块靠近溪流的土地。Rose最初对她冷淡，不愿圆房，后来使用了一个自制的器具与她发生关系，Suzanna并不知情。
当Suzanna宣布怀孕时，Rose自己也感到惊讶。叙述者提到孩子出生得比预产期早了几个星期，这意味着孩子的父亲另有其人。影片没有解释这一点，把它留给了观众。
Suzanna发现Rose是女人以后，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但最后选择维持婚姻的外观。她的理由很实际。Rose说过，你觉得自己像个女主人，但你不属于你自己。如果Rose走了，Suzanna的父亲会把她再嫁给下一个路过的商人。
Suzanna在这段关系中获得了她以前没有的管理权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所以她选择留下来，不完全是出于感情，也是出于对自身处境的判断。
叙述者提到，两个人在秘密被说出来之后反而出现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关系。她们走路更直了，在彼此面前更自在，也更独立。
Suzanna开始提出具体的条件，她要求给佣人们盖一间独立的房子，这样Rose洗澡不用再偷偷跑到树林里去。她要求Rose教她读书写字。这些要求很日常，但Suzanna正在从一个被安排的妻子变成一个有议价能力的合伙人。
这部电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银熊奖最佳主角表演，也被选为奥地利代表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不少影评把它归入性别议题或酷儿历史的范畴来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女性在父权制下为了自由不得不伪装成男性。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影片更进一步理解为一部关于社会分类的电影，战争打破了分类体系，一个人趁机进入了不属于她的位置，并且在那个位置上运作得非常好。
和平恢复以后，社会开始重新整理人口、土地、家庭和身份，必须让每个人回到正确的格子里。Rose成了这个正常化过程中必须被清除的异常值。
影片的结尾没有给出任何释放。Rose在狱中向执达吏提出了一个请求，她要排练自己的处决。这个段落是全片最令人震动的场景之一。
她走过从牢房到刑台的步数，练习跪下的姿势，练习临刑时请求上帝、国王和民众宽恕的那套程式。排练让处决变成了一场由她自己参与编排的仪式。她已经没有能力改变结果，但她试图控制结果到来的方式。
执行那天，刽子手第一刀砍偏了，砍在肩膀上，第二刀才落到正确的位置。处决之后，Rose的身体被肢解、焚烧，骨灰撒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好让她不留在任何人的记忆里。
但叙述者的声音还在。Rose在死前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影片最后又让她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我想到，我们根本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只是把自己想出来、发明出来的，然后我就完全平静了，我说，我走到了这里，做了我能做的。
施莱因泽尔在影片快结束的地方留了一个细节。处决前一天，执达吏问Rose要不要再看孩子一面，她说不要。这样做是为了那个孩子，如果孩子记住了她的脸，将来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她，不如不留下任何关于她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