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花样年华》 杜可风的拼贴作品 电影《海滩的一天》
9月11日下午，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花样年华》特别放映暨《可疯》新书分享会”，被誉为“亚洲第一摄影师”的杜可风来到现场，与影迷分享拍摄电影的幕后故事，畅谈新书《可疯》的创作历程。
活动现场，杜可风回忆起童年往事，以及自己最初踏入影视行业的经历——1981年，受导演杨德昌之邀，他出任电影《海滩的一天》摄影指导，并凭借该片斩获第28届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
谈及创作心得，杜可风总以寥寥数语道出深刻的哲学思辨：“世界没有失误”“空间是第一位的”……在他看来，艺术家必须不断向前，绝不重复自己。正因如此，尽管他曾为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关锦鹏等导演掌镜，七度摘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更以《东邪西毒》《花样年华》先后斩获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奖项，他却选择统统“忘记”，一次次逼自己重新出发。
对谈中，杜可风不时流露出幽默风趣的一面。主持人问“谁已经看过《可疯》这本书”，他立刻举手，还冲自己竖起大拇指；讲完一段经历，他会竖起耳朵、耸耸肩，说“没有掌声，我会很有压力的”，引得观众欢呼鼓掌；谈起自己习惯了幕后，他又指向观众席，笑着说“我习惯于坐在那一边，而不是坐在这里”。
虽生就一副外国人的面孔，杜可风却早已认定自己“骨子里流淌着中华的血液”。当某个夜里他第一次用中文做梦时，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抉择——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杜可风的故事，还要从遥远的大洋彼岸讲起……
“君子之德风”，对自己、对生活、对创作都要以此为最高目标
在拥有中文名字之前，杜可风是ChristopherDoyle（以下简称CD），是一个水手。当回忆成为杜可风之前的人生时，他用了一个讲述故事的经典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
1952年，杜可风生于澳大利亚悉尼。他自幼痴迷阅读，常常蹲在书店一角看一整天书，“只有在书店里，仿佛才能找到未来的自己。”书籍，总是向他描绘着外面的世界，他想要走出那片他生长的地方。除了迷恋阅读，杜可风还热爱冲浪，从小在海边生活的他，总会扛起冲浪板，奔向大海，这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自由。
提到海浪，杜可风讲起了他学会游泳的往事。在他三岁左右，喝醉酒的父亲将他丢进了泳池，父亲及其朋友都看着泳池里的杜可风，一边笑一边向他招手，示意他向上面游。“我挣扎着，莫名其妙地游了上去，但他们依然在狂笑，我看到他的朋友给了他一些钱。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跟朋友吹牛说我会游泳，他的朋友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于是我父亲把我丢进水里。他赢了。”杜可风认为，这个经历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着很大的刺激，他总是要求自己“被丢入水中，再努力游上去”。
15岁时，杜可风独自从悉尼南部郊区最大的海滩克罗纳拉跑到了城里，“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学习更多的知识。”但他的心里仍然觉得，人生不该止于此。过完18岁生日后不久，杜可风搭乘首班驶往南非的航船，离开了澳大利亚，开启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自此，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我钟爱海水的气味，以及船在水面上停止或浮动的韵律感，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种未知的世界是我无法放弃的。”杜可风走遍了五洲四海的山川海路，作为水手，他有时清洗甲板，有时粉刷船身，有时帮忙掌舵。他总是喜欢坐在甲板上看书、看海浪、看天上的云。每停到一个国家的码头时，他都会独自上岸先去买一些书和他爱吃的奶酪。
25岁前后，杜可风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他决定，再一次从零开始。
他选择来到中国香港，这里是他做船员时来过的地方。“霓虹漫街，灯影交错。我深深地被这些光影所吸引，为这种色彩所倾倒。”于是，杜可风下定决心要学好中文。“这次，我不做过客，我知道这儿就是我的家。”杜可风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由于课程强度极大，且采用沉浸式教学模式，学生们都以全新的名字开启新的人生。杜可风的老师根据Doyle的谐音，用“杜”作为姓氏，“可风”则出自《论语》的“君子之德风”。
“老师给我定了这么高的目标，虽然我一点儿也不‘君子’，但是这个目标永远在那里。我要对自己、对生活、对创作都以此为最高目标，尽管我达不到，不过我要努力朝这个方向走。”杜可风讲道。
创作中的失误，往往成了后人眼中的风格
在快三十岁之前，杜可风从未拥有和使用过相机，而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第一次真正使用相机不是一台‘静态相机’，而是一台‘电影’摄影机，它记录的主体是运动中的人们，这对我来说更具‘真实感’。”
回忆到片场的第一件事，杜可风说是问助理摄像机上的“开机键”在哪里。“至于画面该如何呈现，我和许多合作过的导演一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清楚自己不要什么。”
杜可风的第一部影像作品，是为朋友拍摄一部关于音乐的纪录片，此前他从未拿过摄影机。这部纪录片拍摄了二十多天便收工了，拍摄结束后，他们决定在杨德昌家里看回放，同时还邀请了赖声川、丁乃竺、侯孝贤等人一同观看。结果，银幕上几乎都是黑的，前两盘胶卷没有任何可看的影像，“直到第三卷时，我们才看到那么美的蓝天和云彩。”
杜可风说：“我们在音乐人的家里拍摄得很开心，也拍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当时都不懂，其实人的眼睛与摄影机、胶卷的形式构造是不一样的。在室内拍摄时，眼睛看到了油灯下的人，但摄影机无法记录那么小的光。懂得这个道理，如同我三岁被丢进泳池那件事是一样重要的。对我来说，我现在还在天天研究摄影机和人的眼睛、人的感觉、剧本对白的关系。探讨‘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与‘我们能做什么’之间的关系，是我一辈子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杜可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是杨德昌导演的《海滩的一天》。1981年，他受杨德昌导演的邀请，担任该片摄影师。剧组的所有人都反对这一选择，最后杨德昌和张艾嘉力排众议，坚持由杜可风担任摄影师。拍摄完《海滩的一天》，杜可风名声大噪，至今一共拍摄了一百多部国内外电影。
杜可风坦言，自己在拍摄时常常犯下那些后来被视作“风格印记”的“失误”，“我们其实并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然而，他丝毫不惧怕失误。“拍摄难免出岔子，比如镜头拍了一半，一盏灯突然熄灭；演员偏离走位；跟焦员把焦点对给错的人……我的态度是，世间没有失误，只有未曾预料的可能。在电影创作中，多数人眼中创作的失误，往往成了后人眼中的风格。”
有一次，在伊瓜苏大瀑布拍摄时，演员梁朝伟向瀑布走去，行至崖边驻足，摄影机本应缓缓推进，来渲染角色的迷失与孤寂，但镜片在每次推进时都会被雾气蒙住。不论是对镜头吹气赶走水雾，还是在开机前用绒布擦拭镜片，结果仍旧一样，影像还是变得模糊。“我们忽然意识到，这种朦胧失焦的画面美极了，充满诗意，还契合角色的心境，成了角色内心状态的隐喻。我们未作调整，又拍了几条。一次意外成就了绝妙影像，甚至升华为电影语言的表达。这至今仍是我最钟爱的画面。”
摄影师是离演员最近的人，要“拥抱”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被爱”
对杜可风而言，电影就是“风水”。这并不是指使用某种玄学去勘测外景，而是创作者要寻找一个能让影片角色真实生活、彼此建立关联的空间。他认为，“电影与我们对场景的回应方式、与空间的互动，以及人与物的节奏相关。”他的创作更倾向于在剧本处于“进行中”的阶段就介入其中，亲临故事发生的实际场景，感受空间氛围，融入自己对影片的构思和规划。“空间本身是第一位的。一个场景、一组镜头，乃至整部电影的质感与气韵，都需要由空间来承载和升华。只有当一个地方的‘风水’恰到好处时，身处其中的角色才能真正体悟并传递出属于此时此地的时代氛围与人物特质。”
此外，在与导演王家卫的合作中，音乐是他们常常谈起的话题，这关乎他们创作电影的氛围。“我们走进音乐的境界，品味音乐的特点、节奏，而不是传统的剧本结构和创作过程。”
拍摄《阿飞正传》之前，杜可风曾要求自己多看书，也常与人讨论拍摄理论、技术手法等问题。但他发现，那些观念性的理论，并不能自然转化为他的手法、构图或运镜方式。直到拍摄《阿飞正传》时，他才突然明白：真正关键的，是此刻身处这个空间里的人，是这份工作本身，是大家对环境的共同确认，是如何与观众沟通，是如何表达电影的内核,而不是那些“技术理论”。
因此，在这部电影的一段戏里，他的摄影机与演员张国荣一起舞蹈。他把摄影称为“一种舞蹈”。在他看来，导演总是与现场保持物理距离，总是在屏幕上观察，而不是身处在场景中，摄影师是离演员最近的人。“我必须与演员们融为一体，我要感受他们，触知人的温度。在这种共感中，我成为他们，感受他们的眼泪、微笑和动作。”杜可风直言，他的角色是鼓励和支持，去“拥抱”演员，让他们感受到“被爱”。
在电影《英雄》里，杜可风认为色彩即是空间本身。“毫不夸张地说，影片的每个段落都发生在特定色调构建的空间中。从场景渲染到灯光氛围，乃至服装道具，全部浸染着该段落故事的专属颜色。”在影片中，沙漠是乳白色的，宫殿内部则是青翠或玄黑的，而情感最为浓烈的段落选用了朱红。“电影中的蓝色段落是相对容易营造的。我们在高海拔地区拍摄，苍穹倾泻下湛蓝天光，人物服饰也选用蓝调，夜戏则用冷蓝色灯光营造氛围。但是，发生在藏书阁的那场打斗戏，却要求所有藏书必须是蓝色的。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让观众相信这个空间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可是，这些画面最终被呈现在银幕上时，一切却显得无比真实。这成了我钟爱的场景之一。大家甚至不会质疑为什么所有书籍都是同一种颜色，且偏偏是蓝色。这正是叙事与电影的力量——将我们带入一个自成真理的世界。”
两个自己在身体里共存，“时常争论，彼此鼓励，又密不可分”
杜可风总要跳脱出身为电影人的世界，“抽身看戏”。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剖成两半，一半是CD，一半是电影人杜可风。
“想象一下，米开朗基罗躺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下方，一直在作画。但他画画时看不到整体，所以他必须要爬下梯子，退远一些，才知道哪里要做出修改。”因此，不论是乐于交际的杜可风，还是老实害羞的CD，都在身体里共存，“时常争论，彼此鼓励，又密不可分”。正如电影《东邪西毒》里的慕容燕和慕容嫣，时常上演左右互搏的戏码。
在《可疯》一书中，他身体里的二人展开了多段对话。《可疯》书名取“疯”与“风”同音，更代表一种投入的态度——“疯狂”地去做一些与众不同或从未想过可以做到的事情。这部传记式散文集收录了杜可风近百篇随笔与百余幅珍贵影像拼贴，从童年的澳洲记忆到海员的远洋漂泊，从与王家卫、杨德昌、许鞍华等导演的合作点滴到对光影艺术的哲思。
有时，杜可风正在困惑的问题，CD会给出更直接的答案。当杜可风面对“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的问题，不知该如何回答时，CD告诉他：“答案永远是‘下一部’。必须这么答。”杜可风继续问：“我俩都清楚，下一部必须更好，因为刚做完的电影总有些地方让人不太满意，但你觉得别人能听懂这个意思吗？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在抖机灵？”CD回答：“他们能明白，艺术家是永远不会‘退休’的，永远不会停止的。”杜可风说：“而且必须往前走。”CD继续补充：“就像滚动的石头那样。”
在创作上，杜可风从不想要重复。尽管不少制片人和观众都希望他能够复刻过去的作品，但是杜可风选择“忘记”。他忘记自己拿过的奖杯，忘记自己的风格，如同年少时，一次次激励自己重新出发。“如果我不再改变，不会改变，那么我会看不起自己，更看不起自己的艺术。”
当提到《重庆森林》《花样年华》《无间道》等经典作品时，杜可风认为每一部都是属于特定时空的产物，是彼时彼地独有的印记。比如，CD问杜可风，近年的片子为什么没以前那股味儿了？杜可风答：“是你自己代入感太强的原因。”CD又问，什么时候再拍出以前的那种电影味儿？杜可风反问道：“合着我该再拍个《重庆森林2:凤梨罐头危机》，还是《花样更年华》？”CD说：“可以吗？我等着。”杜可风调侃道：“你想要所有东西都是那个味儿，说明你的胃有问题了。”CD又说：“话虽如此，但片子早就活在观众心里了。”杜可风回答：“现在它是观众的，不再是我的了。”
除了电影创作，杜可风还沉迷于创作拼贴画，“因为我们的生活也是拼贴的。”他的房间堆满碎纸片、颜料和胶带。“我喜爱这些形形色色的拼贴，涂上胶水和酒精，再涂上染色膏或肌理膏，真是美极了。”
创作拼贴画，是杜可风在电影片场的“充电模式”。当他独处时，常常会拿起剪刀和图片，用拼贴消磨时光，自我疗愈。“拼贴创作教会我理解空间里的人、物、形态的关联，让我领悟肌理、色调、景深的意义，懂得视线如何被画面特定区域吸引，光影色彩又如何引导视觉聚焦。但在我的拼贴作品里，却常常将空间填得太满，我总是试图在一幅画面中塞入过多信息。要想真正懂得如何留白，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活动尾声，杜可风笑着对台下的年轻观众说：“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走过的路，似乎这条路并不是很靠谱，这只是我的方式，是我的选择。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非常重要的是，要好好读书。”
文/本报记者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