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和胡歌演的这部剧好好哭啊

栏目：娱乐 | 来源：晏凌羊 | 2026-07-06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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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紫和胡歌演的这部剧好好哭啊

作者●晏凌羊

杨紫夺得白玉兰视后，发表获奖感言时哭得稀里哗啦，说自己总觉得差一口运气。

我心想，每个人果然都是向上看的啊。但是，跟普通人比，她真的已经很好运了。

真的，人好像永远活在自己的参照系里。

杨紫站在领奖台上说自己“差一口运气”，她是真心这么觉得的，因为她的参照系不是普通演员，而是“那些已经拿到或者比她更早拿这个奖的人”。

如果向上看是一种本能，那么无论一个人爬到了多高的位置，只要前面还有人，Ta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或幸运”。

因为杨紫获奖，我看完了《生命树》解说……

这个故事前半部分是很感人的与盗猎者、开矿者做斗争的故事，类似于《可可西里》；

后半部分是查案和追凶，有点类似于《三大队》。剧情总体很紧凑，官商勾结部分的伏笔也打得挺好。

胡歌说这是一部演下去的剧，杨紫也演得挺好的。

杨紫和胡歌都是很能吃苦的演员，手握很多大爆剧、赚到很多钱之后也依然在追求作品的深度。

胡歌在《琅琊榜》爆红后，没有趁热打铁接大量同质化的古装偶像剧，而是转身去演了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一演就是好几年。

话剧既不能NG，也不能后期配音，对演员的消耗极大，报酬却很低。他就是要去找回那种在舞台上毫无保护、直面观众的紧张感。

杨紫也一样。她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连续大爆后，完全可以在都市甜宠剧的舒适区里安稳地待着。

但她接下了《生命树》，需要去青藏高原实地拍摄很多天，愿意全力打磨角色，典型的“自讨苦吃”。

很多演员成名后，接戏时会挑轻松的、出价高的、不折腾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没必要再像新人一样去泥里滚、雪里爬，结果就是手艺生疏了。

影视业寒冬一来，就只能下沉去带货。

《可可西里》《生命树》原型索南达杰和巴扎多杰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个人面对一片荒野、一支枪和一群盗猎者的故事。

索南达杰，全名杰桑·索南达杰，1954年出生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

他的家，就在可可西里的边缘。

治多县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

索南达杰小的时候，治多县几乎没有像样的学校。但索南达杰不一样。他想读书。

索南达杰背着糌粑和干肉，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县里的学校。

在学校里，他是最刻苦的那一类学生。后来，他考上了青海民族学院，成了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一个藏区牧民的孩子考上大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打破了家族世世代代的命运，走出了草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那个年代，这几乎就是整个家族的荣耀。

1974年，索南达杰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国家包分配，他完全可以留在西宁，留在省城，过一种安稳体面的生活。但他没有。

他回到了治多。

这个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都不理解。好不容易考出去，为什么还要回来？回来干什么？

索南达杰没有解释太多。他回到治多，先是在县民族中学当老师，后来当了校长。他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告诉他们，草原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的学生至今还记得，索南达杰老师讲课的时候，总喜欢在黑板上画地图，画青海省的地图，画治多县的地图，然后指着治多县西北方向那一大片空白说：“这个地方，叫可可西里。它是我们治多县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管起来。”

他教书的时候，工资很低。拿到手的几十块钱，大部分寄回了家，留给父母和弟弟妹妹。他自己吃得很简单，穿得也很朴素，没有人能看出他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校长。

因为工作能力强，索南达杰后来被调到了县里，担任文教局局长，后来又担任治多县委副书记。

后来，索南达杰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他的妻子多沙才仁，是一位普通的藏族妇女。她不太懂丈夫在外面忙什么，只知道他常常不回家，一出门就是好几天。

索南达杰很少跟妻子讲工作上的事。他在外面是硬汉，回到家就变得沉默寡言。但他会抽出时间陪孩子玩一会儿，尽管这样的机会很少。

有一次，他巡山回来，小儿子拉着他的裤腿问他去了哪里。他抱着儿子，指着远处的雪山说，爸爸去了那里，那里有很多藏羚羊，它们在等爸爸保护它们。

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索南达杰生前最后一次出门，她给他装了一壶酥油茶，他接过来，笑了笑，说了一句“我走了”，就上了那辆破旧的吉普车。

那是1994年1月，是可可西里最冷的季节，气温零下四十度，人在外面站几分钟就会冻僵。

有人说，为什么要选最冷的时候进山？因为盗猎者选在这个时候。冬天，藏羚羊的绒最厚，而且冬天无人区几乎不会有游客或者外人，盗猎者觉得安全。

索南达杰也知道危险。但他说，我们不去，藏羚羊就死光了。

他开着那辆破旧的吉普车，带着三个队员，进入了可可西里。

那一次，索南达杰他们在山里堵住了一伙盗猎者，一共抓获了二十人，缴获了满满两卡车的藏羚羊皮，大约一千八百张。

这个数字意味着，一千八百只藏羚羊死在了这伙人手里。

押解的路上，盗猎者开始反抗。他们人多，有枪。混战中，索南达杰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大腿动脉，血往外喷。

他命令队员去追逃跑的人，自己一个人留下看守已经缴获的卡车和剩下的盗猎者。

盗猎者发现他只有一个人，而且伤得很重。他们开始慢慢地围过来。索南达杰一个人勇敢对抗十几个盗猎者。

第二天，当增援的队员赶到时，索南达杰已经被冻成了一座冰雕。他还是跪着的姿势，手里端着枪，眼睛睁着，看着前方。

他守到了最后一刻。

这一年，索南达杰才四十岁。

索南达杰的死，终于让可可西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1995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

达杰死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接过了他的枪。

扎巴多杰原本是治多县公安局的民警。

索南达杰活着的时候，他就支持大舅子的工作，对盗猎者恨之入骨。大舅子牺牲后，他主动要求调到了可可西里。

1995年，扎巴多杰向玉树州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成立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他在信里说，盗猎者拿着冲锋枪，我们的巡山队员只有几杆老枪，这不是去巡逻，这是去送死。

州里批了。

扎巴多杰从治多县公安局和退伍军人里挑了六十多个人，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他给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名字，叫“野牦牛队”。

野牦牛，是青藏高原上最强悍的动物，敢和任何入侵者正面冲撞。

他带着野牦牛队进可可西里，和盗猎者正面交火不是一次两次。最危险的一次，双方在荒原上对射，子弹打光了他就扑上去肉搏。盗猎者怕他，叫他“野人”。

野牦牛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六十多个队员，经常发不出工资。巡山需要汽油，汽车坏了需要配件，吃饭需要粮食，这些都要钱。扎巴多杰把自己的工资垫进去，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到最后，把能借的都借遍了。

没有经费，就意味着巡山无法继续。可可西里的冬天零下四十度，队员们没有像样的防寒装备，有人冻掉了脚趾。扎巴多杰到处跑，求人，写信，跑州上、跑省上、跑北京，希望有人能帮帮他们。

有人劝他，算了，你这么拼命图什么？藏羚羊的命是命，你的命也是命。

扎巴多杰说，我哥哥把命都搭上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搭的。

1998年秋天，扎巴多杰受邀到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可可西里保护的座谈会。那可能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出远门。

在北京，他见到了很多关注可可西里的人，有记者，有学者，有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藏袍，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讲可可西里。

他讲藏羚羊被屠杀的惨状，讲野牦牛队的艰难，讲他牺牲的大舅子索南达杰。

在场的很多人都哭了。

那次北京之行，让扎巴多杰有了希望。他以为，北京的人都这么好，保护藏羚羊的事，一定能干成。他高高兴兴地坐火车回了青海。

结果，扎巴多杰从北京回到西宁当晚就死了。

官方的结论是：扎巴多杰在家中遭枪击身亡，系“意外走火”。但了解他的人，没有一个相信这个结论。

一个在战场上和盗猎者真刀真枪打过几十场仗的人，一个摸了一辈子枪的老警察，会被自己的枪“意外走火”打死？

没人信。

但没有证据。那颗从一支七九式微型冲锋枪里射出的子弹，击穿了他的头部。他死的时候，四十六岁。

扎巴多杰死后，野牦牛队的经费更困难了。

1999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野牦牛队被撤编，一部分队员并入了管理局，一部分人回到了老家。

那支曾经让盗猎者闻风丧胆的武装反盗猎队，消失在历史里。

1999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再后来，藏羚羊成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之一。

现在，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从当年的两万头恢复到了三十多万头，但相比藏羚羊被大肆猎杀之前的几百万只，现在数量还是少。

可可西里有一个以索南达杰命名的保护站，至今还在运转。

每年都有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地方，替索南达杰守着他没守完的岗。

2020年，枪杀索南达杰的嫌犯落网。

《生命树》里多杰的死因，在很多年后水落石出。但现实里扎西多杰的真正死因，目前还是被定性为意外走火。

扎巴多杰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们这种人，死了就是死了，像一只藏羚羊死在荒野上，没有人知道。”

不是啊，人们还是记住了他，还在影视作品里反复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不会白死的。

纪录片导演彭辉曾经跟着扎巴多杰拍摄他们这伙人追捕盗猎者的情况，取名《平衡》。

我当时在大学里看完了这部片子。

在后续跟导演的互动中，不知轻重地问了导演一个现在想来很欠抽的问题。

在提问互动环节，我谈了一点观点（大意）：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根本没有明确告诉观众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而且片名似乎也取得太抽象......这算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吗？

看得出来，面对这种误读，导演内心明显已经很不悦。

我记得他当时回复我：并不是要把所有根源都明明白白给你讲出来的片子，才是好片子。至于为什么片子取名为《平衡》，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那会儿的我，可能就想挑战权威、展现锐气，当个“显眼包”（实际上是“丢人现眼包”）。

而且，我实际上并没有感受过青藏高原的环境有多恶劣，更不知道扎西多杰那样一个人就那样死掉的重量。

等我真的去高原待过，我才知道拍这部片子有多难（我两次去西藏只是旅行，而且那会儿各种基础设施已经比九十年代末要好了）。

等我见识过社会的复杂，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了。

等我也遇到如今对我指手画脚的SB网友，才理解导演那一刻对我的无语。《平衡》这个片名其实也很贴切。

在保护与盗猎之间、在发展与生态之间、在说与不说之间，都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打破平衡很容易，维持平衡才难。

但这些道理，是我十七八岁时不懂的。

年轻时候，我欣赏那种把批判和解构当主业的活法。现在则觉得如果一个人一直这样做，大概就有点“失心疯”了。

这样的人，或许曾有点才华，但才华全用在了拆解、嘲讽、攻击上。

这种方式，年轻时会让人觉得犀利、痛快，但时间长了，会把自己困在一个孤绝的位置上，而且对他人、对世界没有任何建设性。

我觉得人到一定年纪之后，还是得往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方向走，不然很容易活得面目狰狞、鬼憎人厌。

修身，是先把自己搞清楚。处理自己的创伤、偏见、欲望、恐惧。让自己成为一个稳定、清醒、有能量的人。

齐家，是把身边最近的关系经营好。让家人、朋友、同事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安稳，而不是因为你时刻在挑刺而感到紧张。

而后，心怀天下。这是更大的事。

你不是为了逃避自己的问题才去关心天下，也不是因为内心充满怒火才去改变世界。

你是对世界充满了真正的善意，对人类充满了真正的悲悯。

而今，我更欣赏那些建设者，而不是批评者甚至破坏者。批评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指出它的问题，骂几句，太容易了。

但像索南达杰那样，在高原上拿命去守护自己的一个理想。

像彭辉那样，花三年时间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拍一部不一定赚钱的纪录片；像杨紫那样，在舒适区之外选择有难度的角色——这些都是建设者。

人的能量可以用来做更值得的事。比如，你可以去帮助一个具体的年轻人，胜过在网上骂一百个你看不惯的人。

你可以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胜过向外人证明自己是对的。

你可以去做一件有难度的事，创造点什么东西出来，胜过一辈子只当一个阴阳怪气的差评师。

*作者：晏凌羊，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2001年云南省丽江市高考文科状元。著有畅销书《离婚七年》《所有的逆袭，都是有备而来》《公文写作》等畅销书十几部以及儿童绘本《妈妈家，爸爸家》。拥有十几年金融从业(管理)经验，现为广州某文化信息咨询公司创始人、某文化传媒公司联合创始人。出生于云南丽江，现居广州。乐以文字为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错有对，期待与您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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