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学老师活得太卑微了

你肯定在社交软件上刷到过类似的段子，虽然“子涵”梗的起源——蚊子包事件的聊天记录或许存在夸张的成分，真假难辨，但毕竟艺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每一段让你哭笑不得的对话背后，都有一个崩溃的老师和蛮不讲理的家长。

“子涵”梗爆火之后，苦不堪言的小学老师们相继加入了吐槽的阵营。比如刚把学生们吃午饭的照片发到家长群，立刻就有人问：“老师，照片里怎么没看见我家子涵？”又或者是学生们开开心心地参加运动会，偏有家长发言：“老师，我家子涵怎么没跑第一？以后这种活动，我家子涵就不参加了。”

你平时互联网冲浪的时候，看见这些层出不穷的家校沟通戏码，笑一笑也就过去了，毕竟它们虽然离谱，但杀伤力不大，不至于给老师的工作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换做另外一些家校纠纷，大概没人还能笑得出来。

上个月，在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的直播间里，一名连麦家长声称自家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遭受长期霸凌。但其举出的“同学未回赠零食”和“互相推搡”两个例子，被沈教授指出仅属于同学间的正常摩擦，上升不到“欺凌”的高度。同时，沈教授直言，家长的“受害者思维”才是真正阻碍孩子成长的东西。

因不满该解释，这名家长对沈教授发起了长达一周多的恶意投诉，好在复旦大学核实沈奕斐教授不存在违规行为后，并未迫于外部压力对其进行处分。

而这起事件背后的另一位老师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该家长在与沈奕斐教授连麦之前，就已经在当地举报了自家孩子的小学老师及所在学校，经过当地教育局两三个月的处理，老师和学校均被处分[1]。

诸如此类的家校纠纷屡见不鲜，老师无端遭受处分更是令人心寒：现在的小学老师，怎么活得这么卑微了？

一、小学老师，压力太大了

小学老师当然应该为班上的学生负责，如果学生真的被霸凌，老师绝对不可以和稀泥；如果学生在校受伤，老师也应当查明原因、及时安抚。

但问题在于，在一些日常琐事上，小学老师的责任边界并不明确。

有的事本来不该你管，但家长认为应该由你来管，如果没管好，那就是你的失职。成绩没有进步，是老师教得不好；孩子回家不开心，是老师没有及时关注；同桌没有分享零食，是老师没有处理好同学关系。就这样，老师的工作清单越写越长。

我们从小就学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样的诗句，歌颂老师“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美德，很多人都容易将老师这个职业神圣化，认为他们应当承担无限的责任。更可怕的是，像这样道德绑架老师的不止是社会舆论和那些无理取闹的家长，很多老师自己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过不去良心那关。

这时候，过高的期待就转化成了一种微妙的暴力，导致双方发生分歧，甚至对簿公堂。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过一起很典型案件：一名12岁的六年级学生放学下楼时，不慎从台阶上摔倒，牙齿受损。家长认为，学校没有安排老师从教室一路护送到校门，存在监管不力，要求学校赔偿8万元。

法院最终驳回了诉讼请求，因为学校平时有安全教育记录，楼梯间贴着醒目的提示标志，学生受伤以后，老师也第一时间联系家长、陪同就医。法院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教育和管理职责[2]。

这起案件中，法院替学校划出了一条清晰的责任边界，主持了公道。但在日常生活里，大量纠纷根本走不到法院，老师不可能用严格的法条，来规范家长群里的每一个问号。

同时，像小孩子在楼梯间摔倒这种事情，也揭示了老师的第二层困境：根本管不过来。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情况调查显示，小学老师平均每天在校工作时间9.64小时，工作日下班后还需继续工作1.52小时，周末也很难得到真正的休息，平均工作3.09小时，折算下来，老师平均每周工作55.2小时，远超法定工作时间[3]。

可能你想知道，老师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答案就是：备课、批改作业、开会、填表、迎检、组织活动、盯午餐、管午休、陪放学、回复家长群消息、调解学生矛盾。其中，花在家校沟通上的时间约为5.25%，还有16.68%的工作时间用于非教育教学工作及其他工作，例如各类检查评比等[3]。

在如此工作量的重压之下，要让老师像保镖一样时时刻刻监控每名学生的一举一动，本来就不现实。

不过，有的家长并不这样想，他们仍然执着地在家长群里盘问：“为什么我家子涵举手了，老师没有叫到他？”“我家子涵今天带到学校的水一口没喝，老师为什么不提醒他喝水？”再厉害的时间管理大师，也只能举手投降。

有研究跟踪调查了三千多名小学老师3年时间的职业倦怠情况，发现老师在情感衰竭的同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去人性化”的心理机制，也就是远离压力/应激源，让自己喘口气，不要被事情牵着走[4]。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自保心理。

假如老师长期处于职业倦怠的状态中，其开展教学和管理课堂的能力也会跟着受影响，这种无力感甚至会感染到学生，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习成果[5]。

老师这个职业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他们工作的价值本身就与学生发展有关。过高的期待和高压的工作，耗尽了老师的情绪，师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学生更不愿意配合教师的要求，老师的个人成就感也就越来越低，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4]。

这个恶性循环里，没有赢家。

二、纠纷背后，拧巴的家长

话又说回来，家长有维权意识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校方及教师本身存在过错，例如体罚学生、或未能及时制止校园暴力等，学生和家长当然应该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年，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都明显增设、细化了投诉渠道，方便家长们监督学校的工作[6]。

然而事实证明，人性经不起考验。举报被滥用，反而给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负担，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7]。

其实，家长焦虑的心情不难理解。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父母和祖辈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孩子身上，孩子在学校受了一点委屈，整个家庭都会跟着紧张起来。再加上小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不足，讲不清来龙去脉，回家以后可能只会说一句“今天同学推我了”，不知道遗漏了多少前情提要。

家长搞不清楚究竟是不小心的推搡，还是偶尔的矛盾，还是持续性的霸凌，心里肯定着急。他们不只担心孩子跟同学发生了冲突，更害怕孩子被排挤、或者被老师区别对待，还担心自己没有及时介入，会让孩子长期处于弱势。

再者，低年级孩子爱告状，本来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正常现象。一项在成都市某小学开展的调研发现，一年级学生中，约九成孩子都会发生告状行为；到了三年级，这一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接近八成[8]。随着年龄增长，小孩子们才能慢慢学会分辨哪些事情确实需要老师介入，哪些事情可以自己消化，逐渐不去依赖成年人的决断。

所以，小学低年级老师经常兼任侦探和法官，班上学生丢了一块橡皮、排队时有人插队、课间游戏被推了一下、最好的朋友突然跟别人玩了，只要有人哭着来找自己，那就需要查明真相、主持公道。虽然辛苦，但倒也正常，老师们当初入这行，肯定就知道这些纠纷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了。

真正让小学老师崩溃的，是家长跟着孩子一起退化到了一年级，揪着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

2023年9月，南宁市桂雅路小学发生过一起家校纠纷。一名一年级学生和同学因零食分享问题引起不愉快，其家长要求老师让涉事同学道歉，老师查看监控发现并未构成欺凌，试图安抚家长。可没想到这名家长并不让步，第二天竟到校威胁同学和老师：“你现在在公安局有案底了，想上学、想活着，就不要惹我的孩子，她是你惹不起的！”

不仅如此，这名家长还编造虚构与警务人员有关联的身份背景来恐吓老师和涉事同学，后来经过警方介入，公安机关对该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教育，事情以双方家长达成和解而告终[9]。

如果说低年级孩子会天然放大自己的感受，那么成年人原本应该做的，是帮孩子还原事实、分清边界、学习解决问题，可惜有些家长并不这样想。

这里还存在一个误区：许多父母坚信，自己的孩子在家里乖巧懂事，在学校里当然也不会主动招惹别人。

然而事实非常打脸，研究显示，家长与教师对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总体评价一致性相关系数平均0.28，仅为低到中等水平[10]，也就是说，根据孩子在家的表现推测其在学校的言行，其实不够可靠。

还有研究指出，家庭之外的同伴、老师和社交网络，会构成儿童成长中非常重要的“非共享环境”。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也会因为各自遇到的朋友、老师和偶然经历，逐渐走向不同的方向[11]。哪怕父母在家把孩子教得很好，并不等同于孩子出了家门以后永远不会犯错、永远只会成为受害者。

有的家长嘴上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们只是原则上支持老师管孩子，等轮到自家孩子真被教训了的时候，立刻就不高兴了。

一项针对学生家长的研究发现，在“当我的孩子犯错时，我支持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这个问题上，90.6%的家长选择“较同意”或“完全同意”。但当问题换成“当我的孩子因错受到教师惩戒时，我不会找教师的麻烦”，支持比例就降到了82.6%[12]。

实际上，这些口口声声跟老师说“这孩子要是不听话您一定要狠狠揍他”、等到老师真的管了又马上追问“为什么批评我们家孩子”的家长，比那些明确反对教育惩戒的家长，还要难缠[12]。

最高法公布的另一起案例，几乎就是这种矛盾的标准样本。一名一年级学生在学校扎、咬其他同学，老师要求他向同学道歉。因为态度不够诚恳，老师又要求他郑重道歉。家长却认为，老师当众批评、反复要求道歉，给孩子造成了心理伤害，于是将学校告上法院，索赔两万余元。

法院最终认定，老师的行为属于正常行使教育惩戒权，驳回了诉讼请求。但整件事情仍然十分荒谬，老师要求一个咬人的孩子道歉，最后竟然还需要法院来确认“这没有错”。

小学老师真正面对的不只是家长焦虑，而是一些家庭正在把过度养育一路外包给学校：我家孩子不能吃亏，不能受挫，不能被忽视，最好也不要经历任何不舒服。老师不仅要保证孩子安全，还要保证他在几十人的集体生活里，随时得到充分关注、始终感到情绪舒适，这压根就是一份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最后，省事的办法只剩下一种，那就是少批评、少介入，先安抚、先道歉，尽量不要留下任何可能引发投诉的话柄。

当老师开始把“不要出事”看得比“如何教育”更重要时，教育就无法保持纯粹了。

三、老师保护学生，谁来保护老师

家校纠纷发生以后，位于冲突第一线的，通常都是老师，但其实承受制度压力的，是学校。

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写得很明白：安全是办学底线，学校承担校内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并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13]。

而且法律对学校的责任划分其实相当清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学校受伤，通常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家长认为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需要拿出证据。但如果是不满8周岁的孩子，则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孩子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学校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和管理职责，否则就可能承担责任[14]。

换句话说，如果小学低年级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学校必须自证清白。

最高法公布的一起案件中，两名7岁学生在校内玩耍，其中一人突然拉倒另一人，造成牙齿受损。法院最终认定，学校已经安排了值班巡逻，也做过安全教育，事后及时送医并联系家长，因此不承担责任[2]。尽管这起案件是学校赢了官司，但它也恰恰印证了，学校想要证明自己没有错，必须提前在每一个环节都留下痕迹。

于是，许多学校会作出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尽量不要出事；出了事，尽量不要升级；如果家长情绪激动，先让老师退一步，态度柔和一点道个歉，能不能就算了？

短期来看，这种处理方式确实省事。但它也会悄悄建立起一套非常糟糕的激励机制：越会投诉、越会施压的人，越容易得到额外关注；越顾全大局、越愿意解释的人，越容易被推到前面让步。

2019年，安徽铜陵的周安员老师班上一名男生与一名女生因为一支笔发生冲突，周安员上前处置时与男生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男生的家长来到学校讨要说法，要求周安员老师当着全班道歉，并支付检查费用。

经过校方和当地派出所进行调解，学生的检查费用由周安员家人先行垫付，但就在民警离开过后，学生周某的家长却突然反悔，又再次要求周安员老师当着全班的面道歉，还扇了周安员老师一耳光。

这其中的种种处理，让周安员备受打击。他觉得，教师劝阻学生打架没有错，并且自己也受了伤，不该支付检查费用，更不该当着全班的面道歉，因为“这是关乎尊严的事情”。之后他离家出走，再后来，遗体便出现在了长江边[15]。

这的确是一个极端案例，但极端案例最令人恐惧的地方恰恰在于，如果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上有颗螺丝钉被磨坏了，会不会是这台机器本身出了故障？

当然，老师们的教育惩戒权并非不受规则保护。《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规定，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教育惩戒，合规手段包括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16]。

而且现行制度也不是完全没有给老师留下申诉渠道。按照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教师不服处理决定，可以向学校主管教育部门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仍然不服，还可以继续向上一级行政部门提出申诉[17]。

但这些规章制度的保护只能发生在事后，老师可以在处分以后申请复核，争取撤销错误处理，却很难避免前期一次次自证清白消耗掉的时间和自尊，也无法挽回已经受损的职业声誉。

这也是沈奕斐事件真正刺痛许多一线老师的地方：复旦大学愿意在确认教师没有违规以后为老师撑腰，不向不合理投诉妥协，这本来应该是最正常的处理方式，却因为太难得，反而得到了老师们的点赞。

不过，沈奕斐教授没有白受委屈，反复纠结之后，她选择了硬刚到底。那名家长原本举报沈奕斐教授的自媒体团队发布的直播切片侵犯了个人隐私权，但是经核查，视频本身并无问题、家长在直播连线前也早就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所以沈奕斐教授最终没有下架这条视频，因为她看到视频下面有成千上万条评论，都是那些和她处境相似的老师诉说着自己遭受过的委屈、以及被浇灭的教育理想[1]。

他们都知道，少管一点，日子可能会轻松很多。

如果这些事情连说出来都不被允许，那么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投诉，站在最前面的老师，恐怕只会更加孤单。

参考文献

[1]沈奕斐博士.(2026, May 16). 关于近期的争议，我想做个回应… [Video].小红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5).学生受伤谁担责？教育惩戒、家长监督边界怎么定？最高法发布涉校园管理民事纠纷典型案例

[3]宋洪鹏,郝保伟 & 鱼霞.(2021).中小学教师不合理负担表现、不利影响及应对策略——基于北京市的调查.教育科学研究,(10),70-76.

[4]谢敏, 李峰, 罗玉晗, 柯李, 王侠, 王耘. (2022). 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维度发展顺序探究——来自结构方程模型和交叉滞后网络分析模型的证据. 心理学报, 54(4), 371-384.

[5]Madigan, D. J., & Kim, L. E. (2021). Does teacher burnout affect stud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ts association with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udent-reported outcom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105, 101714.

[6]广州市教育局.(2026).广州市教育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投诉举报方式.

[7]半月谈.(2024).128条举报，仅7起基本属实：莫让不实举报困扰老师.

[8]黄云峰,李芳 & 张倩.(2021).小学低段学生“告状行为”现状、成因与对策研究——以成都市某小学为例.教育与教学研究,35(03),101-114.https://doi.org/10.13627/j.cnki.cdjy.2021.03.010.

[9]潇湘晨报.(2023).“想活着，就不要惹我的孩子！”广西一幼儿园家长恐吓老师引众怒，通报来了.

[10]Carneiro, A., Soares, I., Rescorla, L., & Dias, P. (2021). Meta-analysis on parent–teacher agreement on preschooler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52(4), 609-618.

[11]Plomin, R. (2024). Nonshared environment: Real but random.JCPP advances,4(3), e12229.

[12]秦鑫鑫,范勇& 沈健.(2022).学生家长对教师教育惩戒的支持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01),114-131.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第七编 侵权责任.

[15]封面新闻.(2019).安徽投江教师家属将起诉，称涉事家长从未露面或道歉.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1).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9号).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教师〔2018〕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