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整个审查下来，我们认为达不到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也没有可以追究的犯罪的罪名构成要件。”
2026年5月15日，大理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刘某在电话中对郭凯说。
这一天，是她儿子王一凯死去后的第276天。
这一天，是重大责任事故罪“不予立案”通知下达的当天。
至今，一凯家人先后以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经营罪
三项罪名提出控告。但三项，得到的是同一个答案：不予立案。
一凯妈妈供图
01
王一凯是谁？
王一凯，是个有自闭症的孩子，智力水平相当于2岁幼儿。
2025年5月，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干预训练，家人带他从北京飞往云南大理，到明日之光自闭症干预机构。这家机构已正常营业一年多，此前他们看过很多这家机构的宣传。
然而，2个多月后的8月9日，机构组织孩子们去苍山户外研学。一凯在活动途中走失。4天后，搜救人员在山涧中找到了他时，他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事件经过梳理如下
2025年5月7日，一凯在姥姥姥爷陪同下飞往大理，入住干预机构；
2025年8月9日，机构组织户外活动，一凯掉队。老师发现一凯走时后拖延近3小时才报警；
2025年8月13日，搜救人员在山涧中发现一凯，他已无生命体征；
2025年底：市场监管局对涉事机构吊销营业执照，罚款5万元；
2026年4月：一凯家属向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立案监督，已受理。
一凯妈妈供图
02
公安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
一凯妈妈认为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意外，一凯走失、死亡，跟机构和带队老师一连串的失职相关。
擅自改路线：将安全路线改为高海拔、明令禁止进入的未开发危险山区；
违规减配：规定“7名孩子配5名老师”，当日实际只派了4名老师；
分队失控：分队时不点名、不交接，两队老师互相以为一凯在对方那边；
无人察觉：一凯掉队超过40分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他不见了；
延误报警：发现走失后不立即报警，自行搜寻拖延近3小时；
隐瞒在先：事发前约一周，一凯已走失过一次，机构对家长只字未提。
针对以上失职，2025年9月20日，一凯家属向公安机关提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一是机构经营管理人员天叔及4名带教老师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二是机构涉嫌“非法经营罪”。
2025年10月24日，公安机关最终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案件。此前报道：
2026年5月8日，一凯家人再次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申诉。
2026年5月15日，大理市公安局对此申诉给出“不予立案”的通知。这一次，警方连法定程序规定的纸质通知书都没有给一凯家人。
03
公安机关的解释
公安机关给出的解释如下：
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公安机关认为：
第一，机构负责人及4名老师对王一凯的死亡结果“缺乏预见可能性”，即无法预见到孩子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第二，老师带孩子进山的行为与孩子最终死亡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对于“非法经营罪”的控告，公安机关认为：
第一，“明日之光”是否实质从事教学活动，需由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公安机关不宜直接判断。
第二，即便机构存在违规办学，也不必然构成“非法经营罪”。该罪名主要适用于国家专营专卖、金融管理等特定领域，而违规开展康复培训目前并未被明确列入该罪适用范围。
一凯妈妈供图
2026年5月15日，大理市公安局对一凯家人申诉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再次给出“不予立案”的通知后，一凯妈妈与大理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刘某进行了40多分钟的通话。
大队长给出的解释如下：
第一，重大事故罪。
一凯家人报案的逻辑是：“机构有那么多失职，怎么能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大队长的回答：“自闭症干预机构没有相关的安全管理规范，所以老师的失职也就不存在违反相关的安全管理规范，所以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第二，过失致人死亡罪。
对于一凯妈妈提出的，机构及老师失职。
大队长是这样回应的：“改变路线算不算一个因？那也是的。看管不力算不算因？那是导致走失的。电话手表没有绑定好，算不算因？那也算……”
但随后他补充道：“过失致人死亡罪，他要占主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主因。目前来讲，因为因太多了，所以达不到。”
同时大队长强调，失踪跟死亡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
一凯妈妈当场反问：“一个8岁的自闭症儿童，他只有两岁的智力，在那种深山里失踪，难道不必然导致死亡吗？”
第三，苍山“未开发区域”到底能不能进？
一凯妈妈认为，机构带孩子们进入的区域明确写“禁止擅自进入苍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大队长回应：“立了牌子，也可以进去，牌子不是封死的意思。”
他说：“那个横幅是开始提醒你要进苍山了，只是一个提醒，不是说不准你进入。海拔三千四百米以上是严禁进入的地方，才是需要登记才可以进入的。（一凯之前去的地方）你现在来大理那里也可以正常的进入的。”
一凯妈妈供图
第四，侦查工作属于秘密，不对家属公开。
一凯走失地点与发现地点之间，相隔一段险峻山路。家属一直想知道：他是怎么走到那里去的？
大队长回应：“这个属于侦查阶段的工作秘密，是无法提交的。”
第五，家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一凯妈妈的追责，大队长回应中还提到了家长的失职。
大队长：“你监护人，把一个孩子送到自闭症干预机构，你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了吗？”
一凯妈妈：“我们不远万里把孩子送去，是因为信任这个机构。他已经营业一年多了。请问有哪条法律规定，家长送孩子去机构之前，必须自己去审查它的安全规范？”
一凯妈妈供图
从整段通话来看，公安系统的逻辑如下：
◆行业没有安全管理规范→无法认定“违反规范”→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走失不等于死亡→因果关系不成立→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原因太多→没有哪个人负主因→谁都不够罪→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4
类似案件的处理
我们来看2起类似的案件。
案件一：教练惩戒致死案
2019年10月，7岁男童程某博在登封某武校学武，教练桑某明（无办学资质）因其抵触训练而用戒尺击打，并强令其完成危险的“平蹬”动作，未采取有效防护，程某博倒地昏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系头部遭受钝性外力致硬膜下血肿死亡。
追责过程：
初期：登封市公安局仅对桑某明处行政拘留14天、罚款500元；
家属起诉撤销行政处罚 → 郑州铁路法院支持；
2020年6月正式刑事立案；
2022年1月一审：过失致人死亡罪，判6年；
2022年4月二审：维持原判。
案件二：16岁少年沙漠探险身亡案
2021年7月，16岁高中生郑博（化名）报名参与了中国探险协会主办的“激越黄沙”青少年探险科考训练营——7天完成100公里沙漠徒步，费用22,500元。
7月29日，程中路途最远的一天。上午11点，郑博明显掉队。同伴注意到他反应迟缓，脚步踉跄。正午时分，气温逼近40°C。郑博在离营地仅两三百米的沙丘上倒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全案最令人心碎的段落：领队王某到场后判断他“未中暑”，因为他“还能和人正常交流”。他让郑博喝了瓶藿香正气水，然后领队把他独自留在了50°C的沙地上，自己返回了营地。
当领队和司机30分钟后再次去看他时，他的脸已经紫了。下午2点，郑博在送医途中停止呼吸。
事后妈妈李妍才知道，这是中国探险协会首次组织青少年沙漠探险活动，首次带领未成年人进入腾格里沙漠。
追责过程：
- 事发初期，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经现场勘验和尸表检验，初步认定：排除刑事案件可能；
- 2021年9月，公安局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
- 半年后，经尸检报告重新调查，罪名变更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 2023年3月22日，一审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开庭；
- 两名被告人中国探险协会副秘书长蒋某（组织者）、领队王某（直接责任人）均对指控罪名存有异议；
- 法院未当庭宣判。
- 截至目前，该案判决结果仍未公开披露。
加上一凯的案子，这三起案件，它们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者身份各不相同，但它们共享着几乎相同的故事结构：一个未成年人死了。他们的死亡，与机构的系统性过失直接相关。
但王一凯案目前的维权非常艰难，过失致人死亡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非法经营罪三项罪名全部不立案，无一人负刑事责任。
王一凯家属现在的代理律师徐秦指出：涉案带队老师均是大理本地人，对苍山地形的危险性理应知晓，应当能够预见到孩子走失后面临的死亡风险。
登封武校案、沙漠探险身亡案都能被追责。为何一凯的案子，连立案门槛都跨不进去？
04
Deepseek 这样说
关于一凯失踪死亡的事件，我们也与Deepseek对话了多个环节。
对于“从法律角度看，除了行政处罚，其负责人是否还可能面临其他追责？”的问题，Deepseek给出以下回答：
是的，完全可能。除了已被处以的行政处罚（罚款、吊销执照）外，该机构负责人极有可能面临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行政处罚是针对其行政违法行为的惩戒，而民事和刑事责任是针对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的法律追究。
一、民事责任：个人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责任主体：该机构注册为“家政服务部”，属于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民法典》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这意味着，负责人很可能需要以其个人和家庭财产对机构的债务（包括侵权赔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赔偿范围：家属已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由于机构已被吊销执照，其财产不足以赔偿的部分，负责人个人财产将用于清偿。
法律依据：机构因严重过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儿童死亡，构成侵权，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责任原则）和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这是负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法律风险。根据已公开的案情（组织特殊儿童进入未开发区域、安全措施严重缺失、导致一人死亡），负责人可能涉嫌以下罪名：
重大责任事故罪（最可能适用的罪名）
法律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适用分析：该机构组织的夏令营属于“作业”活动。负责人作为组织者和经营者，明知或应知带领自闭症儿童进入未开发山区存在极高风险，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如足够的人员配比、安全预案、风险告知），严重违反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最终导致一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如被认定为“教育机构”）
法律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适用分析：虽然该机构无办学资质，但如果其组织的夏令营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实质上的“教育教学活动”，且其选择的危险活动场地被视为“设施”存在危险，负责人也可能以此罪被追究。
过失致人死亡罪（作为兜底罪名）
如果上述特定罪名因证据或定性问题难以成立，司法机关仍可能以其严重过失行为直接导致死亡结果为由，追究其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
刑事立案的可能性：本案造成一名未成年人死亡，社会影响恶劣，且行政机关已认定其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公安机关完全有理由并很可能已经对此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一旦侦查终结，证据确凿，检察机关将提起公诉，由法院进行审判。
05
等待检察院的答案
一凯案件暴露的，是整个自闭症干预行业长期游走在监管盲区的现实：
·没有户外活动的专项安全标准；
·无资质机构可长期接收完全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
·走失风险的告知义务和应急响应机制几乎为空白；
·出了事，因为“缺乏规范”，连法律追责的门槛都迈不进去。
一凯妈妈说：“我追究责任，不是因为恨，是因为怕。我怕别人的孩子再步一凯的后尘。如果我沉默了，下一个在山涧中逝去的，会是谁的孩子?
让这件事能推动1000多万孤独症者的权利保障，是我作为母亲，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她说，时隔快三百天了，还是经常在深夜惊醒。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是最后找到他时的那个画面——一凯一个人，孤立无援，面对深深的山涧。
每次想起来，心如刀绞。
事情还没有结束
2026年4月，一凯家属向大理市人民检察院提起了刑事立案监督申请，检察院已正式受理，目前正在审查中。
这或许是整件事刑事追责最后一扇还没关闭的门。
通话里，大队长自己也说：“请检察院来检查我们的作业。”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等待检察院的答案。
注：本文信息综合自潇湘晨报、红星新闻、扬子晚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以及一凯妈妈提供的电话录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