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幸福娃
稚子年少不知事，却是人生最乐时。
我们总以为快乐是需要积攒的，要攒够了本事，攒够了人情，攒够了身外的种种，才有资格快乐。
可到头来，攒了满屋子满箱的东西，也攒了满脑子满心的计较，偏偏把最初的那种乐给挤丢了。这不是造化弄人，而是我们看错了快乐的真面目。
“不知事”三个字，如今的人总把它当成缺憾，觉得一个人不通世故、不懂机巧，是要吃亏的。
于是我们拼了命地教孩子要懂事，要伶俐，要晓得看人眼色，要懂得趋利避害。
这固然是成人世界里的生存之道，可这里面也藏着一个很深的误会。我们错把“不知事”当成了愚笨，却不知道，那正是人心最无挂碍、最自由的一种状态。
稚子的乐，根源不在于他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还没学会在心里头给自己竖起一道又一道的墙。他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一朵云，一粒沙，一滴檐下的雨，都能惹得他满心的欢喜。
因为他心里没有那杆秤。他不知道什么叫贵，什么叫贱，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无用。他看东西，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心机看的；他待人是拿真心待的，不是拿尺子量的。
这种浑然，这种无所用心，正是我们成年人丢得最彻底的一种本能。
人一旦开始“知事”了，烦恼便跟着来了。知道贫富了，就有了羡慕和自卑；知道美丑了，就有了得意与不甘；知道得失了，心里头便永远有一本算不完的账。
我们总说人生苦，其实这苦很少来自吃不饱穿不暖，多半是来自那点“知”——知道别人比自己强，知道自己不如意，知道自己年华老去，知道自己终究敌不过命数。
这点“知”像一根细细的刺，时时在心头扎着，不致命，却让人片刻不得安稳。
这便是知事的代价，你得到的是一双看穿人情世故的眼，丢掉的却是那颗浑然自得的赤子之心。
那种不知事的快乐，说到底，是一种蒙昧的快乐，像花还没开，月还未圆，自有它的好，却经不起风雨。我们要说的，是另一种境界。
人活到一定份儿上，要学着在“知事”之后，把那些不该留的东西，从心里头轻轻地扫出去。
这便是减去，而不是添加。稚子的乐是天然的减：他心里什么都没有，所以装得下整个天地。
成年人的苦是人为的加：我们学了太多，装了太多，心头那个空间被欲望、顾虑、成见塞得满满当当，哪里还有地方去安放一丝单纯的欢喜呢？
杨先生晚年常常讲，人生的妙处，是“简”。这个“简”字不是贫乏，是滤掉了杂质之后的那份澄澈。我们终其一生，其实不该是拼命往生命里塞东西，而应该是学着往外拿。
把那些不必要的“知”——那些让人坐立不安的攀比，那些叫人辗转反侧的算计，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言碎语——一层一层地剥落掉。剥到最后，露出来的那个柔软、坦然的核，便是我们本有的赤子之心。
这是极难的修养。不知事的稚子，是不用修便在那儿的。而知事后的成人，要花几十年的功夫，才能慢慢走回去。
这条路，便是从繁入简，从巧入拙，从“知”入“不知”。这里的“不知”，不是糊涂，是明明看得清清楚楚，却不放在心上；是知世故，而不世故；是洞明了一切的无常，却还保有对一草一木的温柔。
我们总觉得人生最乐的时候，是最初那几年。其实那几年并未走远，是我们用一层一层的“知事”把它埋得太深了。
你试着在某个清闲的午后，什么也不想，什么人也不见，什么事也不去忧，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光线一寸一寸地挪移，听风吹过窗格子细细的声响。
那一刻，你心里头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没有身分，没有责任，你会忽然觉得，那个年幼的自己还在，那份不假外求的快乐，也还在。原来它一直没走，只是我们平日里太忙，忙得忘了转身。
人生本是一场不断走远又不断回归的旅程。年少时，我们身在不乐而不知那是乐，因为无心；中年时，我们汲汲求乐而总觉不乐，因为心太满；要到很后来很后来，才会豁然开朗：真正的乐，不是追来的，是歇下来之后，自己找上门来的。
稚子不需追逐，因为他本不认为自己缺什么。那份充盈，是我们用半生奔忙想换，却总换不到的。
说穿了，人生的至理不过是一句话：少即是多，无挂碍便有大自在。
我们读杨先生的文字，总能在平平静静的叙述里感到一种安定，那安定不是因为她经历得少，恰恰是因为她经历得太多，而后将一身的尘泥都抖落了。
她怀着一肚子的事，却不教一事挂在心头。她知事，深于常人，却又能复归于“不知”，那份乐，不是懵懂孩童的乐，而是磨洗过后，愈发温润、愈发剔透的乐。
所以我们不必叹息回不去了。年少不知事的快乐，是老天爷给的礼物，让我们知道快乐本来的样子。
往后的日子，是拿这副样子做底子，自己去修，去养，去重新寻回的。能把“知事”化掉，让那些人情纷扰、利害得失，像云一样飘过心头，而不留下阴翳，那便是把人生最乐时，从一段记忆，活成了整个余生。
这份乐，不随年岁褪色，因为它骨子里是简简单单的一颗心，而这颗心，我们从来都不曾真正失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