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离开镜头超5秒,一个留学生被远程监控的51天

栏目:社会 | 来源:小蜜情感说 | 2026-11-19 15:49


前不久,在英国留学的清华毕业生施博宇,接到了冒充大使馆和网警的诈骗电话。之后,他被持续精神操纵,24小时远程监控十余天,被骗约45万。

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位反诈民警提到,疫情结束以后,海外留学恢复,加上国内反诈工作持续推进,诈骗分子将目光转向了留学生群体。针对留学生的诈骗就在近几年多了起来。

我们找到了一些深陷相似骗局的留学生,希望能够理解,他们是如何被一通电话控制,切断与亲友的联系?他们的精神又是如何被操纵和击溃,以至于甘愿被远程监禁数个日夜?

文丨陈银霞

编辑丨王之言

在墨尔本这间二十来平米的学生公寓卧室里,方可已经被远程监禁了4天。

她被禁止出门。电脑放在卧室的书桌上,24小时开着摄像头,她被要求不能离开镜头超过5秒。上厕所、洗澡,手机的摄像头也要对准自己的脸。每隔2个小时,闹钟就会响起,提醒她在群里汇报:姓名、位置、时间、做什么,还要附上一张自拍。晚上睡觉,摄像头也要开着,灯不能关。

手机也要24小时共享屏幕。对面的摄像头和语音都关着,她以为对方不会全天监视自己。有次她懒得共享,立刻收到一条提醒的消息。

方可被远程监视,开始于今年7月17日,她抵达墨尔本的第二天。她21岁,毕业于国内一所“985”院校,考研失败后决定来澳大利亚读研。那天下午,她刚睡醒,打算去趟商店,就接到一个当地的陌生电话。初到国外,方可想着万一有事,便接通了。

听筒里是电子音,让她选择中文或英文。她的英语不太好,选了中文。一个男性的声音传来,自称是移民局的,开口就叫出了方可的名字。他说,有人利用方可的护照诈骗航班延误险,要帮她转接“上海市公安局”报案。

对方详细报了自己的部门、工号,讲述的细节跟方可乘坐的航班都能对上。方可也查过,随后打来的电话确实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官方号码。她有些相信,同意报案,并按要求下载了一个会议软件,视频连线做笔录。镜头那边的“警官”身穿警服,给她展示了“公安局”大厅和门头。

画面有点模糊,对方随后关掉了摄像头,方可有些怀疑。但报警对她来说没有损失,她还是做了笔录。这场笔录持续了三个小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警官”向她科普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反复讲了很多遍。听到后面,方可有点走神,但她想这是人家的职责,就耐着性子听着。

突然,那头传来了急促的警报声,一个自称吴义强的“刑警队长”接管了方可的案件。吴义强没有出镜,他告诉方可,她在上海注册的一张华夏银行卡,为“张浩人口拐卖案”提供了洗钱账户,她的账户共接收了758万赎金。方可很懵,怎么就牵涉到跨国案件里了?

吴义强发来一系列证据:盖有公章的文件和《国家保密协议条款》,还有四五个受害者在缅甸被打,头破血流的视频。方可一个个点开,看到血糊糊的脑袋,吓得赶紧退出。窗外的阳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她已经一天没吃饭了,脑子也成了一团浆糊。她极力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说从未去过上海,也没办过华夏银行的卡,更不认识张浩。

“那你的身份信息怎么被别人用了?”吴义强逼问。

方可使劲回想,只想起五六月份,她扔过一张过期身份证,没有剪掉。但这发生在案件之后。无论她说什么,吴义强“一律不信”。这场审问从傍晚进行到深夜,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到最后,方可只能不停重复“我不知道”。

这时,吴义强在视频会议里宣布,要将方可遣返回国,在调查清楚前,她要一直蹲看守所。

方可瘫坐到椅子上,“为什么才刚到这里就要被押送回去了?”她不能回去,本来就是在国内考研失败才出国的,雅思考了三四次,租房一年花了十几万,回去了学业怎么办?怎么跟亲友交代?桩桩件件琐碎的问题缠绕着她,“看守所条件怎么样?律师会帮我洗清嫌疑吗?”

● 一位在新加坡的留学生向骗子汇报。讲述者供图

正想着,她听到对方叹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下,说觉得她不像是干这种事的人,让她先远程配合调查。如果调查清楚她跟本案无关,就不用回国蹲看守所了。“犹如沙漠中濒死的旅人遇到一滴水”,方可形容当时的感受。她答应下来。

吴义强接着提出24小时监禁,并让方可一字一句大声朗读保密协议,保证不与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提及此事,不在网上搜索相关内容。方可回忆,吴义强当时只说这是国家二级保密案件,要求方可配合。这是命令,他没有解释。

方可没顾上怀疑,光想着怎么证明清白了。对于“警官”提出的任何要求,在21岁的她看来都是权威,对方说话不能打断、电话也不能挂断。

吴义强还说过,有个跟她年纪相仿的留学生,在调查期间喝多了走漏了消息,结果留学生及其父亲都被张浩的同伙杀害。 “如果我的家人因为我可能会遭受这些事的话,那我简直罪无可恕,永远都不可能原谅自己。”她决心“把这件事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那个原本用来给她做笔录的视频通话,转而就成了监控她的摄像头。从接起这个视频开始,通话就再也没挂断。

在英国读研二的历粒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去年4月,她接到自称英国皇家邮政的电话,说她的身份信息被盗取,转接“上海市虹口区公安局”后,她也被指控为“张浩人口拐卖案”提供洗钱账户。历粒也查过,来电号码与官方号码一致。这是她们深信不疑的证据。

按照要求,方可卸载了手机里的AI软件和所有社交软件,还写了6000多字的《自白书》,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经历,细致到她的初中老师叫什么名字。接着,她又提交了所有银行卡卡号、存款金额和微信零钱信息。做完这些,方可感觉轻松了很多。

● 一位在新加坡的留学生被骗时写的陈述报告。讲述者供图

那几天还没开学,方可每天早睡早起,捧着手机笔直地坐在镜头前,学英语、看书、准备法考,闲下来刷手机,她也依然坐得直挺挺的。多年不看课外书的她,啃完了《大明王朝1566》《张居正》《明朝那些事儿》等几本大部头书。跟吴义强交代时,她都用的是“播音腔”。对方没要求这些,但她想在镜头前表演成“好学生”,显得态度尊敬些。

她很快适应了镜头。唯一让她不舒服的是洗澡,她有半个月没洗澡。实在受不了了,她把手机支在浴室的架子上,反复调整了近10分钟,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镜头只能拍到她的脑袋。后来洗澡也正常了。

她说,当时她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被限制自由也是应该的。”

7月21日,远程监禁第五天,墨尔本仍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时间。

吴义强像往常一样来到监控前跟方可说话。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新消息,提审过程中,张浩在几张照片里,一眼认出了方可。方可一字一句读着他发来的审讯笔录,当念到张浩指认她时,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在开着暖气的屋里,她浑身发冷。

现在她似乎很难洗清嫌疑了。她想到自己未来可能要蹲看守所,成了有污点的人,不仅留学泡汤了,以后也找不到工作,一辈子都只能做只“家里蹲的老鼠”。她的眼泪流了出来。方可的家境不错,父亲是私企高管,身边的朋友都是国企工作、北京户口、房子车子一样不缺。她本来也是要过这样的生活的。

更让她担心的是父亲。母亲在她七八岁时突发脑溢血离世,父亲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天天请假在家放佛经,烧香,从不抽烟的他也开始一根根抽烟,整个屋里烟雾缭绕。后来是看着年幼的她,父亲才振作起来。如今父亲已经52岁了,如果自己再出事,她担心他无法再承受一次打击。

方可第一次情绪崩溃了。她意识到事情远比她想的复杂,有人撒下了一张网,将她困在里面。

只是,她当时以为“撒网的人”,是那个叫张浩的。

● 诈骗分子冒充警务人员时的话术。讲述者供图

那天以后,她像被击垮了。一阵一阵干呕,咽不下饭。一条紧身裤穿上身,松了一大圈。眼睛也长了麦粒肿。她越来越逃避起床,常常睡到下午。醒着的时间,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

那几天是学校迎新日,她原本期待着去领些小纪念品、布袋、卡片,再逛一逛。她没法去。学生公寓举办了一个所有学生必须参加的活动,她也没去,学校给她发了警告邮件,给她的学生账户下了制裁。她无法选课,就退掉了7月底的课。

但学校没有察觉异常。方可说,国外大学的学生是原子化的,修满学分即可,学校不会过问其他事情。没有班级、辅导员,也没有行政管理人员联系她。

那段时间,父亲也没来电话。父亲一直很爱她,她提的要求“没怎么拒绝过”。但他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和她联系不算紧密,顶多半个月才打一个电话,通话不超过10分钟。大学后期,除了每个月要生活费,方可也很少主动联系他。

有一天,父亲发微信问她学校怎么样,发点照片看看。她心里很酸。出国这么久,她连学校大门都没见过。她在网上看过墨尔本大学的照片,学校挺美的,有很多老建筑。她想搜点图片应付下父亲,结果都糊得不行,只好搪塞说天气不好,过些天再拍。

也收到过其他亲友的问候。好友赖文轩给她分享了一首歌,附带几句话,她没回复。赖文轩感觉有点奇怪,方可去了国外,就再没了消息,还退出了几个好友的群聊。其实,按照要求,方可退出了所有群聊。赖文轩决定给她打个语音看看,那边等了二三十秒才接。聊了几句,就传来了轻轻的哭声。这很不像方可。他以为方可一个人在国外孤单,便劝她多出门走走。

他不知道,她出不了门,这是命令,吴队也说是为了她的安全。有一阵子,方可天天扒在卧室的窗户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窗户只能推开一条缝,她喜欢把脸凑过去,呼吸墨尔本街道上新鲜的空气。空气很清新,有点凉,晚上睡觉她都开着窗。她也喜欢透过窗户看行人,他们有的穿羽绒服,有的穿半袖。看的时候,她的手机始终拿在手上,摄像头开着,朝上。

方可忍不住想,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吴义强建议她找找是谁泄露了她的身份信息,方可仔细翻查了微信、QQ、邮箱,还有各种软件的使用记录,始终找不到一个怀疑对象。

“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人民警察,盼望他们可以查出真相,让一切水落石出。”方可在给吴义强一份2070字的汇报里写道。后来,她甚至开始期待吴义强来找她说说话——她没有人可以说话了。吴义强会跟她聊家里的老婆孩子,给她发吃盒饭的照片,叮嘱她吃饭,两人每次打视频,还会对一下专属暗号。每次心情波动,方可也都会发消息给他,她喊他吴队,他喊她小妹。

在方可情绪崩溃几天后,一天早上,吴队用沉重的语气告诉她,有个嫌疑人潜逃,“检察长”非常生气,要把海外的所有嫌疑人抓回去。摆在方可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用758万保证金取保候审。

方可是学法律的,她知道等调查清楚,保证金会退回。所以,当听到能用钱取保候审时,她松了一口气,她相信父亲会为她凑到这些钱。

不过,“检察长”不允许方可向家人透露案情,帮她编了个申请读博和移民的借口。这个借口只能要到200多万,“检察长”同意她分两次缴纳。他让方可写了一份详细的要钱计划书,还有一份问题清单,应对可能来自父亲的10个问题。吴队还花了好几天时间陪她演练。

● 历粒准备的向父母要钱的问题清单。讲述者供图

要钱这事让方可产生了怀疑。一天凌晨,她在微信里输入“海外留学生骗局”7个字,点进一篇文章,正浏览前几行。

“你在看什么!”监控里突然传来呵责。紧接着,对面打开了摄像头,吴义强第一次出现在画面里,说既然你怀疑了,就让你验明我的身份。方可查了,他跟百度里的照片一模一样,不像是AI生成的。吴义强解释,她的手机可能也被犯罪团伙监视了,她随意搜索,可能会泄露案情。那天,她被罚自己扇自己。

后来一段时间,监控里不定时有人进来,用严厉的语气提醒她汇报、共享屏幕。她没法预料这个声音什么时候出现,总是提心吊胆。她不敢再搜了。她说,她当时有一种“中国学生的惯性,不想被老师指责,不想被长辈指责,我想做好学生,做好孩子。”

她也在日记本里算过这笔账,如果整件事是真的,她轻举妄动,可能会失去一个不用太大代价就能证明清白的机会。如果是假的,她损失的也只有时间。

7月29日,方可按计划给父亲打去语音。要欺骗父亲,她的心理压力很大。她已经有了怀疑,又不敢不配合,只能在心底暗暗希望父亲拒绝她。

但过程出奇顺利,父亲没有起疑,还认真跟她探讨了读博和移民的规划,承诺8月底筹好200万。挂断电话,方可就哭了。

后来的20多天,方可终于放松了下来。8月15日,吴队还破例让她出了一趟门。

那天她早早起床收拾自己,穿着风衣,带着耳机听歌,走去了卡尔顿公园。时隔1个月再次踏入墨尔本的街道,她看什么都很新鲜,街上穿荧光绿色棉服的外卖员,涂满涂鸦的大巴车,公园草坪上的鸽子,都被她一一拍下。在公园,她还遇到了一个外国老头,两人聊得十分投缘,互相加了微信。回程路上,她还买了点啤酒。

● 方可被允许出门那天拍下的照片。讲述者供图

父亲筹钱似乎不太顺利,直到9月1日——远程监禁第47天,方可才收到他的消息。

父亲说问过中介,如果是申请博士要验资的话,可以跟上次申请硕士一样,钱存在他的卡里,再证明两人的亲子关系就行。方可没准备过这个问题,她沉默了。

接下来几天,吴队给她想各种办法,比如说中介不靠谱,但那个中介是父亲的朋友,不管用。吴队又让她以退为进,说既然你不信任我,那就算了。父亲直接没有回复。后来,吴队又想了些办法,方可都觉得不管用。两人的对话,常常以吴队生气离开结束。

事情卡在了这里,方可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总是被罚,有次不小心摁灭了手机,当天就被罚写了思想汇报。后来每次摁灭手机,她的心都会咯噔一下。监控也越来越严,每切换一个软件就得汇报一次,“报告:用微信回下消息”。烦的时候,方可就戴着耳机听很吵的音乐,抄心经——这还是吴队教她的。

日记也写得越来越频繁。在一篇日记里,她写,“太痛苦了,想哭都没办法放声号啕大哭一场。举目望去,小小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帮助我的人,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全部都跟我隔着屏幕。”

而蒙在鼓里的父亲,又在问方可什么时候回国。方可原本定在9月12日回国参加法考,这是她早早跟父亲说好的,如果不回去,一定会露馅。如果回去了,吴队说就没法保密。她不知道怎么办了,在9月2日的日记里,她写“真想两眼一闭,一了百了算了,我承受不住了。”

● 方可的日记。讲述者供图

那几天,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已经到了临界点。她想上网搜索取保候审流程,解答她的疑惑:“取保候审不是人保、物保择一即可吗?并且取保候审金也不能分期缴纳”——但吴队曾跟她说,可以分两期交。

为了解答疑惑,她一步步试探。在摄像头的死角,她先把平板开机。没有触发警报。再点开 B站,还是没反应。她点开了浏览器,退出账户登录,选择无痕浏览,搜索取保候审文件。她的手机播放着电视剧,她假装看剧,实则拿出日记本,逐条抄写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原来,取保候审不会要200多万保证金,而且是一次交清。

她模模糊糊觉得不对,接着再次搜索那个“敏感词”——海外留学生骗局。界面里弹出一堆新闻,她一篇一篇读完,最后,她看到了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案例。

她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然后,她左手拿起手机,右手握住鼠标,心里吸了一口气,同时摁掉。

亮了51天的摄像头,只需轻轻一点,就结束了。

那晚,方可去一位阿姨家睡了一夜,她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感觉到平静。阿姨说,她在这边经常接到这样的诈骗电话,阿姨家的一位当地租客也说,电诈非常“common”。

上海反诈中心曾梳理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发现受害者平均年龄22岁,最小的仅17岁。不少人出境后很快被骗,最短落地一天,超过半数在6个月内被骗。

彭越是广东省江门市一名警察,从2016年开始从事反诈工作,他每年都能接到几起留学生遭遇诈骗的报案,多数案件涉及冒充公检法。他说,这是一种有20多年历史的老式骗局,在国内渐渐不再有效,现在瞄准了留学生。如今的剧本链条更长,短则2周,长则一个月,角色从移民局、公安、刑警到检察院。方可接到的“上海市公安局”的电话,以及见到的吴义强“本人”,在彭越看来,都是可以依靠改号和AI技术伪造。

这个骗局的核心是精神操控。在英国被骗的留学生历粒后来总结,骗子第一天先以让她报案的方式降低她的警惕,接着不断制造危机情境,还“审问”了六七个小时,疲惫、着急之下,她很快就代入了嫌疑人的角色,为了证明清白,让她做什么都愿意。等到被拖入泥潭,她发现自证的代价越来越大,即使有了怀疑,她也被全面监禁,切断了向亲友求助的可能。

历粒的“剧本”要短得多,在第7天,就已经走到了要钱这一步。她的保证金是170万。她的家境并不优渥,无论如何都凑不出这笔钱。之后的每天晚上,她都会做噩梦,只要醒来,下腹就拧成一团,不停大喘气。“警官”劝她出去走走,她出门,站在公寓楼底下哭,坐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哭。后来是去见了一个同学,同学说前一天收到了好几个语音留言,并放了第一条给历粒听,和她接到的那通假冒电话一样。她知道自己被骗了。

方可和历粒都没被骗到钱,但一些东西依旧残留在了她们身上。关掉摄像头后,历粒继续拉了几天肚子。回到房间她还会不安,总觉得摄像头还开着,换衣服、上厕所前都会想要报备。噩梦持续了几个月,醒来都会一阵阵心悸,后来她查出了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

法考完,方可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此前,她已经退了两门课,回到墨尔本后她得抓紧修学分。落地的那天,她睡了一个下午,一睁眼,突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看到电脑放在桌上,她的心紧了一下,她把电脑塞进了包里。她跟好友赖文轩约定了安全词,一旦说到安全词,对方就得录音,接下来他们会用藏头诗的方式去传达信息。

(文中方可、吴义强、历粒、赖文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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