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琴声》（The Violinist）是一部新加坡与西班牙、意大利合拍的动画电影，也是新加坡导演韩蕴光（Ervin Han）执导的动画长片首作。影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属新加坡为历史背景，描绘了一幅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和一段跨越光阴的凄美爱情。
《沧海琴声》于今年六月在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荣获最佳长片奖和最佳音乐奖，这也是昂西国际电影节荣升“A类电影节”后首次颁出最高荣誉“水晶奖”。
2026年十月，《沧海琴声》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举行了亚洲首映。影片入选了釜山电影节“露天放映”单元，导演韩蕴光、Raúl García与数千名观众一起，在釜山的夜空下欣赏了这个关于爱情、战争、音乐与记忆的故事。“影片以细腻的手绘艺术和古典旋律，优美而温柔地捕捉了个人记忆和时代的伤痕。”釜山电影节选片人Park Sungho如是评价《沧海琴声》。
近期，本片更是拿下亚太电影大奖-最佳动画长片奖这一重要荣誉，而在刚刚过去的11月8日，本片也是在2026金鸡影展迎来中国大陆首映。《沧海琴声》导演韩蕴光、制片人克里斯提诺·波顿登台，与观众分享影片的创作始末、跨国合作经历及音乐特色。
导筒也采访了《沧海琴声》导演韩蕴光，聊了聊这部影片的创作历程、情节设计与情感表达。他告诉我们，他并不认为《沧海琴声》是一个战争故事，与之相反，他希望抵达观众的是一个具体的、纯粹的、能与个人经验发生连接的情感故事：“动画从头到尾都是画出来的，但它所传递的情感反而更加真实、更加纯粹。也许观众并不了解新加坡的历史，但是历史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爱、失去、等待一个人、不断追寻某种东西，这些情感是没有国界的。”
专访正文
一、历史史诗与个人记忆
导筒：首先恭喜《沧海琴声》之前在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获得最高奖，而且是在电影节升为A类后的首届。这部电影制作了将近十年，涉及相当庞大的历史背景，故事从1932年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最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拍摄这部电影？在这十年里，有没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经历或者转折？
韩蕴光：这部电影来来回回真的有十年了，但这包括开发剧本、历史考察等工作。前期大概花了两三年，写剧本是一个很孤独的过程，那时候整个团队还没有聚起来。后来开始筹备制作，疫情又发生了，大概在2019年、2020年前后停了一阵子。真正进入制作阶段，其实花了四年多时间，但从最初开发到完成，前后确实有十年。
上映以来的这几个月，我比较深刻地领悟到的是，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已经不太一样了。虽然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剧本和十年前相比，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但我看待这个故事的角度和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开始，我想做的是一部大型历史动画片，讲述一个关于大时代的故事。可是十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经历了疫情，也看见母亲逐渐老去，有些朋友生病、去世，也有人结婚、离婚。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人在感情上难免会产生不同的领悟。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个故事到头来讲的其实是记忆。是我们失去的东西、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以及一个即将消失的年代和那些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经历过日据时期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差不多都不在了。我母亲是1944年出生的，属于那个年代的尾端，今年已经81岁了。所以我觉得，通过故事和音乐来承载记忆，是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核心。
导筒：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战争电影都是由真人拍摄的，但《沧海琴声》选择通过动画来呈现战争、历史创伤和记忆。您觉得动画在表现这些比较沉重的题材时，有哪些独特的可能性？有没有真人电影无法达到的地方，或者动画本身的局限？
韩蕴光：其实讲战争的动画片不算多，但也有几部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萤火虫之墓》。那部电影一生可能只能看一两次，实在太沉重了，但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我们也从这些动画作品中得到过一些启发。有一位导演朋友看完《沧海琴声》之后跟我说，你描述的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可是因为使用动画，电影反而有一种童话般的质感，甚至有些凄美，这是他以前没有看过的一种呈现方式。动画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从头到尾都是绘制出来的，不像真人实拍那样有一种真实感带来的压力，这种虚构性也赋予了动画独特的美感。有时候你看一部好的动画，明明知道所有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画出来的，但它所传递的情感反而更加真实、更加纯粹。我觉得这是动画非常有趣的一种矛盾，也是我特别喜欢动画的原因。
导筒：您说动画有时候能够达到真人电影无法达到的效果，让我想到今敏的作品。
韩蕴光：对，我特别喜欢今敏。你看得出今敏的哪一部电影，对《沧海琴声》的影响最大吗？
导筒：突然变成考试了，是《千年女优》吗？《沧海琴声》里的菲处于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中，就像《千年女优》里的千代子，她一直追寻一把钥匙、追寻一个人。
韩蕴光：对，就是《千年女优》。和《千年女优》一样，《沧海琴声》也是通过一个人的一生，讲述一个国家的历史，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彩蛋，影片里有一场戏是阿凯小时候学习小提琴，他的老师在天台抽烟，画面里还有三个女性人物也在闲谈和抽烟，那三个女性人物，其实就是以《千年女优》中千代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形象为原型设计的。
二、音乐、爱情与战争叙事
导筒：影片选择用一把小提琴作为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最初为什么会想到用乐器来讲述这段历史？又为什么选择小提琴？
韩蕴光：我2015年拍过一部短片《小提琴》，那是一部大约15分钟、没有对白的短片，只用一首小提琴曲来讲述新加坡大约80年的历史。《沧海琴声》的想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想做一部动画长片，通过一个人的一生来讲述一个国家的故事。当然，长片的人物和情节都是重新创作的，但用小提琴、用音乐承载记忆的概念，我们保留了下来。
为什么是小提琴？一方面是因为原来的短片就用了小提琴，另一方面，我觉得小提琴的声音非常接近人的声音。有一位小提琴老师曾经告诉我，小提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这句话不是我写的，是我从他那里“偷”来的。当然，很多弦乐器都有这样的特质。小提琴可以非常大声地表达情绪，也可以很轻、很小声地跟你说话。喜悦、悲伤、哀愁，各种情绪都能够通过它表现出来。我觉得它真的很像一个人在说话，所以用小提琴来讲述这个故事特别合适。不过，这也给动画制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尤其是演奏小提琴时的指法和弓法，要画得准确非常不容易，我的动画师们都很讨厌我。
导筒：影片的叙事结构也很有意思，开头和结尾都通过一位西班牙记者的探寻来展开回忆。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个外来者的视角进入故事？
韩蕴光：我们有西班牙的合作方，这个想法是他们提出的。我最开始觉得，这个记者应该是一个局外人，最好是外国人，这个人物对新加坡的历史并不熟悉，正如本片的许多国际观众。我们要把一个新加坡故事讲给外面的人听，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人物进入故事更合适。既然西班牙合作方提出用西班牙记者，我觉得也可以，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原本还想过用一位英国记者，因为英国与新加坡的殖民历史有联系。
导筒：您刚才提到，最初想创作的是一部关于大时代的历史史诗，后来逐渐把重心放到了个人情感与记忆上。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也是这样，他们最初因为音乐结缘，逐渐产生感情，但后来各自被战争卷入反战运动和情报工作。您是如何构思爱情与战争这两条叙事线索之间的关系的？
韩蕴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故事有两位主要人物，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分隔两地的，所以这是一段比较特别的爱情故事。当然，电影和电视剧里也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但我们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希望通过音乐把两个人连接起来。我和作曲家何国杰（Ricky Ho）讨论过很久，怎样用音乐连接阿凯和李菲。我一直跟他说，当我们想到阿凯和李菲时，一定也要想到《夕阳奏鸣曲》（Sunset Sonata）。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是一个由三个角色共同构成的爱情故事，因为音乐本身也是一个人物。
这首奏鸣曲第一次出现时，是在日落的场景中。两个人还年轻，在港口演奏，那个时候音乐比较浪漫，也充满希望和理想主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据时期，音乐就中断了。阿凯还在写这首曲子，也在思念李菲，但整首音乐开始变得破碎。战争结束之后，音乐又开始进入一种疗愈和重新寻找生命的阶段。李菲在悲伤中，一直通过音乐寻找阿凯。直到最后，她逐渐学会放下，并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写进音乐，最终完成了整部作品。所以这首曲谱，其实也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曲谱。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有些西方观众会把《沧海琴声》当成一部“东方版”《爱乐之城》来看，这种角度当然也很有意思，只是和我理解的东亚文化中的“情”不太一样。在东亚文化里，我们讲的“情”，还包括情义、承诺，以及人与人之间深厚的联系，这种情能够激励一个人继续生活、寻找勇气，它不只是狭义的爱情。
导筒：还有一个关于音乐制作的问题。我读到您之前的访谈提到，这部电影采用了“先有音乐、后配画面”的创作方式。能否具体谈谈这个过程？
韩蕴光：不是整部电影都这样，但确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先有音乐，才能继续制作动画。因为剪辑有自己的节奏，动画也有自己的节奏，如果一场戏没有对白，主要依靠音乐推动，那我们就需要先有音乐，才能决定画面应该怎么做。但有时候音乐也在等动画画面，所以两边会出现一些冲突。何国杰大概花了一年时间创作整部电影的音乐，这对于动画电影来说，也是一个不太寻常的制作过程。音乐和画面存在一种相互拉扯的创作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一种不健康的影响，而是相互促进。双方一直在讨论，你需要给我多少内容，我需要给你多少内容，才能让整个制作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它是一个相互配合、相互推动的过程。
三、从南洋历史到跨文化共鸣
导筒：首先想聊一下语言的问题。我看的是英语版本，但观影时一直在想，如果放在亚洲的历史语境中，应该会有一个更在地的语言版本。您在映后交流中也提到，当时人们日常说话并不是纯英语，而是华语、马来语、英语以及各种方言夹杂。您最初是如何考虑不同语言版本的？
韩蕴光：从一开始，我就希望电影能够有英语和华语两个版本。因为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本土华语电影一直有自己的观众基础。我们最初设想这部电影可能更吸引华语观众，不过现在新加坡的票房情况也有变化，英语版的票房反而比华语版好很多。当时人们日常说话，既不是今天这种标准英语，也不是标准华语，而是马来语、各种华人方言混在一起，偶尔会有一两句英语。
其实那个年代讲标准华语的人并不多。华人之间更多使用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等方言。有不少人建议我们，如果明年有时间和资源，可以再制作一个真正符合当时历史语言环境的版本。但这个事情不是导演自己就能完成的。我们需要语言专家、历史专家，还有编剧。现在已经有华语版可以作为参考，但如果真的要还原当时的语言，就需要重新研究对白，再找合适的演员。像我看《给阿嬷的情书》，片中八十多岁老人说的潮州话，我几乎完全听不懂。所以这不只是语言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历史专家和语言专家来帮助还原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
导筒：您会觉得使用英语对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故事原本想表达的东西吗？或者说，您个人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华语版本的故事？
韩蕴光：在釜山播放的英语版本没有华文字幕，如果你看到华文字幕，可能就会感受到华语版与英语版之间的差别。我觉得英语是一种比较直接的语言，而华语有时候更有文艺性，也更有诗意。我们的华语翻译写得很好，所以我也希望有机会让你看看华语版。而且华语版里，老年李菲的配音其实是我母亲完成的，她以前是一位舞台演员，已经退休了，这次算是重出江湖。华语版采用的发音比较接近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但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情绪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英语里说“I’m waiting for someone”，中文说“我在等一个人”，字面意思是一样的，但对我来说中文里的感觉就不同，它可能带着一点哀伤，也带着一点希望。
导筒：关于影片的历史视角，我看到不少观众评价说，《沧海琴声》补充了亚洲二战电影中相对少见的东南亚视角。这部影片以虚构的故事呈现了一段宏大的历史，还加入了林谋盛（Lim Bo Seng）这样的真实历史人物。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组织这些历史材料，并选择从哪些角度讲述战争的？
韩蕴光：其实我最初的意图，并不是要讲一段宏大的亚洲历史或者战争史，我想讲的是生活在历史中的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当然会从新加坡开始，讲英国殖民时期、日据时期，一直到后来的变化。至于当时亚洲其他地区的局势，如果故事需要，我也会将其纳入。当然，这些内容都必须有历史依据，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也读了一些非常难读的历史材料。但我最初的创作意图不是讲大历史，而是讲普通人在战火中如何生存，他们经历了什么。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觉得这个视角更有意思。我们毕竟不是在拍一部历史纪录片，对于我来说，历史是人物生活的背景，但真正想讲的是他们的经历。
我们电影里的人物基本都是虚构的，只有林谋盛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是新加坡很重要的一位抗日英雄。在正式制作电影之前，我曾经与他的家人交流过。大概两个星期前，我们在新加坡放映电影时，他唯一仍然健在的孩子也来了，这位老先生也已经八十多岁了。
这个人物对于新加坡非常重要，所以在塑造他的时候，我当然有一种责任感；但我也很清楚，我不想把他放在神坛上。有时候我们讲新加坡的历史人物，很容易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供人崇拜的英雄形象，可是林谋盛其实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英雄。他没有打过什么大仗，也没有杀过多少敌人，甚至他所执行的任务最后是失败的——就像电影里呈现的那样，他没有完成原本的任务。但真正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性格和信念，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呈现的东西。
在阿凯的故事里，林谋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为阿凯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撑，或者说一个道德上的锚点。因为阿凯虽然是音乐天才，但他一生真正寻找的，其实是一个家。他想找到母亲、父亲，找到一种归属感，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不断经历失去。所以林谋盛对于阿凯来说，不只是一个抵抗运动的领导者，也像一个精神上的父亲，给了他某种归属感和信念。
导筒：这次《沧海琴声》从韩国釜山，到中国等亚洲各国节展的放映，你们都去了现场吗？体验怎么样？
韩蕴光：我们都去了，金鸡的观众们非常热情。釜山首映那天现场有三四千人，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放映，真的蛮感动的。几千人一起坐在那里，在星空下看电影，听我们讲故事。放映之后，有很多观众想过来跟我们握手、合影、签名，可是现场时间很紧，我们很快就必须离开。后来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观众留言，说他们非常感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有些韩国观众和我们说，他们对影片中新加坡被殖民的历史和反抗日军的人物产生了某种共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不一样的经历，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历史经验比较接近，还是亚洲观众本来就比较习惯这种情感浓烈的故事。
其实从剧本阶段开始，我就发现亚洲和欧洲的创作者，对同一个故事的反应不太一样。因为这部电影是新加坡和欧洲团队的合拍片，所以我们在读剧本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种差别。比如在法国昂西放映时，观众的反应也很好，也有人哭，但他们更多是从一段发生在二战背景下的凄美爱情来理解电影。亚洲观众可能会更直接地联系到历史经验，或者对那种情感表达更加熟悉。但我觉得，历史是这个故事的背景，爱、失去、等待一个人、不断追寻某种东西，这些情感其实没有国界。如果故事讲得好，即使观众完全不了解新加坡，也可以欣赏这部电影，也可以被它感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电影成功的地方。
访谈、撰稿：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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