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年代，那些本来就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们是如何度过的？导演斯特凡·科曼达雷夫用《欧盟制造》回答了这个问题。
《欧盟制造》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服装工厂的监控摄像头。密集闭塞的厂房空间下，是无数低头劳作的女工，片名“欧盟制造”随着女工们手下的一张张衣服领标被穿针走线，浮现在银幕上。
而这个笼统的“欧盟”，从命名上就抹杀掉了女主角伊娃所在的保加利亚乡村的地理意义，就像不知疲倦的资本主义同样抹杀掉了她们作为人的意义。
身体倍感不适的伊娃烧到39.5°C，去医院检查后却只得到吃对乙酰氨基酚的治疗方案。
工厂里像她一样染病的女工不在少数，但没人愿意给她们开病假条，甚至连她们自己也不愿休息。因为请假休息一天就会失去全勤奖，而全勤奖的奖金高达工资的一半。
于是，伊娃成了镇里第一个患上新冠的“零号病人”，而她，只不过是第一个在工区昏倒的人而已。数年都没出过小镇的她当然不可能是那个源头。
由此，科曼达雷夫把小镇变成了一个寓言般的场所。伊娃开始成为人们的众矢之的。
工友甚至把丈夫的去世都归咎于她，工厂开除了她，社会新闻迁怒于她。大众，只是需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的对象。
作为一部讲述疫情时期的电影，我们其实并不能在《欧盟制造》中看到什么关于封锁、隔离的场景，人们很少戴口罩，保加利亚乡下的场景甚至称得上空旷。
但这种隔离依旧无处不在，它存在于密闭的厂房中难以交流的女工之间，存在于重压之下第一时间相互伤害的人们之间，存在于需要一个假想敌，却不能向真正的压迫者发起反抗的人们之间。
比起病毒带来的恐慌，科曼达雷夫更感兴趣的其实还是资本对人的剥削。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场景是，当地方新闻台已经开始强调关于疫情的注意事项，工厂却依旧人员密集、昼夜不歇，主管对女工们工作状况的调整不过是：“从今天开始，一半人做口罩，一半人做大衣，但因为病毒，得戴着口罩做。”
在这样的剥削状态下，“欧盟制造”成为了一种讽刺，底层劳工权益根本没法得到保障。就像伊娃儿子所说：“很快你们就要一天24小时都卖给他们了。”
儿子作为互联网新生代介入，其视频博主的身份为伊娃的生活带来了转机，但也让矛盾得到了某种理想化的解决。
最终，他把母亲工厂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并如愿带着母亲去到德国。在这里，互联网舆论力量代表了某种“新系统”，在与伊娃所在的“旧系统”的抗争中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可当伊娃在两年后的德国，看到那件线走歪了的“欧盟制造”衣标的大衣时，我们就会知道，有关资本的一切，都还在照常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