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 | 于非常之境寻“常意”

栏目:娱乐 | 来源:社会科学报 | 2026-10-14 12:32


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世世代代都需要面对并与变易共存,因此,于非常之境追寻“常象”背后的“常意”也就发展成为以“不易”应对变易的“简易”智慧。

原文 :《于非常之境寻“常意”》

作者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赵微

图片 |网络

今年两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在院线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两部电影在故事脉络、影视语言、表达主题等方面迥异,但穿透作品表层,值得深思的是,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对这些作品有否贡献?

常“象”与非常“境”

在中国传统文化、哲思与艺术创作中,“意象”非常重要。但“意象”不是与个人体验无关的“符号”,是“意”“象”和合、流动且深深植根于个体体验中的。

《给阿嬷的情书》的“象”是侨批,《欢迎来龙餐馆》的“象”是中餐。两部作品的“象”不同,但都具有“日常/常规”的属性,也离不开个体体验:“侨批”是远行人定时寄信、家人如期收信的规律日常行为,所述也无非是饥时用饭、寒时加衣的“家长里短”,但每个家庭的日常及其体验是不同的,每个远行之人的日常及其体验也是不同的;“中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自不必赘述,一句大白话“好好吃饭”,浓缩了影片角色在不同境遇下对“好好吃饭”的个体体验,也在邀请观众于荧幕外以“感同身受”的方式体验这句话。

然而,故事需要有情节变化、有冲突,于是“常象”(即“日常之象”)被打断,进入异常的境遇,即非常“境”:《给阿嬷的情书》中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泰国排华风浪,《欢迎来龙餐馆》则是战争与入侵。

两个影片共同的、更深层的非常之境是科技的高速发展——没有民族冲突、战争杀戮那么暴力、醒目,却以一种更为隐秘甚至是“合谋”的方式侵入“日常”:网络即时通讯以其便捷性替代了飞鸿传信,人们不再写信,也不再于忐忑中期待信件的到来,侨批、批局因此慢慢退出了历史;科技被战争对立双方用来追踪、定位、杀戮——各方均以“正义”为名,却遮蔽了人“生存”的正当需求与权利。

然而,两部电影最终没有拍成怀旧的哀悼叙事,也没有拍成绝望的苦难叙事,给予两部作品“一抹亮色”“一丝微光”的,正是于非常之境体验、感悟、思量、寻找与表达“异常象”背后的常“意”——而这也正是中式思维与伦理哲学的核心所在。

寻“常意”

变化是常态,世间无有不变的时局、科技、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非常强调不仅要习惯、面对变易,还要从变易中寻找、坚持不变的“常意”——理、道:“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程颐《易传序》)。

“侨批”是“信”,关于“信”的字义、概念及观念衍生史,学界已梳理出大致脉络:最初为“诚信”之意,后引申为“印信”“信使”,唐以后固定用以指“书信”。因此,“诚信”才是“侨批”之象背后的“常意”——即便世事变幻,“诚信”的意不能丢,《给阿嬷的情书》的叙事即以此为线索,阿嬷口中重复的“做人要有情有义”即为此意的表达。时事、政局变化甚至人生变故阻隔两地飞鸿,角色需要随机应变去达成“诚信”之意。随着科技及社会发展,人们即便主动放弃侨批而选择网络即时通讯,也可以通过科技为书信通讯时代“补齐”记忆与联结的缺口,让几十年前的“守信”在当下有回响、有意义,这也是《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没有拍成哀悼“侨批消亡”“物是人非”怀旧叙事的深层原因。

与“侨批-诚信”意象的显豁不同,《欢迎来龙餐馆》“中餐”背后的“常意”更有时代特色,也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生新”的实践智慧。“中餐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限于食材、烹饪等器物与活动层面,而与礼教、伦理深深互嵌。然而,传统的中餐文化与众生、种族等议题并不直接相关,在战争与杀戮的残酷的非常之境中,角色在个人经验、体验中慢慢衍生、体悟出“好好吃饭”这句话的分量:在传统对家人关爱之外,逐步衍生出对战争环境中所有人(包括自己,也包括杀戮不止的敌对双方)能“好好吃饭”的不易的感悟,对能“好好吃饭”的珍惜,以及众生皆有“好好吃饭”的权利的种种体会。因此,《欢迎来龙餐馆》也没有被拍成绝望的苦难叙事,而是尝试在揭露残酷的战争导致人性灭绝及其反噬的荒谬现实之外,回归“吃饭-活着”的本身,追寻、坚持“众生平等”“生生之德”的道义及其实践智慧。“众生平等”“生生之德”并不是传统中餐文化的核心概念,在此处并不“违和”地出现,根本上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大的“生新”能力与智慧。

胡塞尔有感于欧洲科学昌明而精神危机深重的现实,说回到“生活世界”,即回到先于一切科学理论、人类每天生活的世界。就这一点说,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通的——“道不远人”(《中庸》)、“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李贽《焚书·答邓石阳》)。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世世代代都需要面对并与变易共存,因此,于非常之境追寻“常象”背后的“常意”,也就发展成为以“不易”应对变易的“简易”智慧——是为“易有三义”(郑玄《易赞》《易论》“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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