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9月26日到10月9日，“四川造”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征途》在总台八套黄金档播放，并在多个头部视频平台同步播出，收视率多日位居全国同时段第一，热度持续走高。为深入破译《征途》的热播密码，四川日报《天府周末》“西岭雪”文艺评论版和川观新闻文化频道特约相关专家学者撰写评论文章，敬请垂注。
章夫
九十载时空折叠，雪山草地的物理海拔与长征精神的精神海拔，在影像中完成了一次叠印。国庆前夕，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成都广播影视集团与成都传媒集团等联合打造的电视剧《征途》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首播收视率位列全国同时段第一。
数据的背后，是主旋律创作在叙事范式、美学语法与历史哲学三个层面的突破。
作为一部“四川造”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征途》再现了九十年前发生在川西高原那场足以震撼人类的远征，其重要意义在于地缘文化身份的自觉确认。由四川影视力量来筹拍，既是文化地缘的必然，也是历史叙事伦理的内在要求。其艺术价值在于，这种在地性是一种叙事学意义上的“近身优势”：只有当创作者与叙事对象共享同一片土地、同一种气候、同一套文化记忆时，历史才不再是档案柜里的故纸堆，而成为一种可被身体感知的“在场”。
01 历史叙事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创新
在叙事结构上，《征途》采用“高层战略叙事+基层平民叙事”的双线并行模式。
主线以党中央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为轴心，贯穿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俄界会议、瓦窑堡会议等重大历史节点。这条线承担的是历史决定论层面的叙事功能，还原了路线斗争的政治逻辑。
副线以一支筹粮小分队的命运为切口。小分队三过大草原，历尽千辛万苦筹集粮食，却在过草地时最早断粮。他们最朴素的愿望是能“活着走出草地，走到陕北”。这句台词用一个普通士兵对生的本能渴求，不喊口号，不唱高调，反向映衬出革命信念的坚不可摧。这一基调，也构成全剧最撼动人心的情感共鸣。
两条线索交织叙事，构成特有的辩证张力：主线的每一次战略构想，最终都要在副线的血肉代价中获得伦理验证；副线的每一次生存挣扎，反过来又拷问着主线的正当性与紧迫性。
这种结构化解了主旋律创作中一度存在的“宏观叙事空心化”与“微观叙事碎片化”的双重困境，在“知”与“感”的双重维度上，完成对长征精神的审美内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料处理上，《征途》严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看似老生常谈，在实际操作中却需要极高的史学素养和艺术判断力。
02 人物塑造
以美学自觉呈现“人”的一面
《征途》在人物美学上展现出成熟的美学自觉，既尊重历史人物的伟大性，又呈现其作为“人”的脆弱、困惑与痛苦。
侯京健塑造的毛泽东，拿捏了角色身处政治逆境时的乐观坚韧与胸怀家国之间的微妙平衡。李健首次饰演朱德，钻研人物隐忍持重、顾全大局的历史特质，复刻了朱德沉稳厚重、信仰笃定的气质。夏德俊饰演病重中的周恩来，以“身体虚弱、精神不倒”的反差塑造出更真实可感的形象。林江国演绎刘伯承，诠释出元帅刚毅果敢、坚韧不屈的风骨。
这些表演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将“伟大”重新定义为一种在极限处境中的选择能力，而非一种先天禀赋。这种人物美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形成隐秘呼应：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在处境中通过选择自我建构的。
此外，一大批基层人物的塑造，也丰富了《征途》的主题。
观众从《征途》中看到的，是一群和他们一样会恐惧、会犹豫、会受伤的普通人，如何在信念的支撑下，一步一步走出绝境的。此种“成长教科书”式的主题表达，就是主旋律创作从“宣传”走向“共鸣”的关键叙事。
03 历史哲学
突破叙事盲区，历史书写“不回避”
《征途》在主题开掘上最为显著的突破，是对懋功会师后党内路线斗争的正面呈现。过去同类题材，往往对这一段历史采取回避或淡化处理，导致观众对长征的理解被简化为“打仗+吃苦”的表层叙事。
《征途》直面这一历史复杂性，将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同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3条线索交织展开，构建了一种“三重斗争”的辩证综合模型。
剧中不但突出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坚持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决策，坚决反对张国焘退却南下和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同时细致描写了朱德、刘伯承随左路军南下期间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极大耐心说服张国焘，促成左路军重新北上的过程。
这种书写的历史意义，揭示了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胜利。
从叙事伦理角度看，这种“不回避”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与观众的双重尊重。它拒绝历史书写中的“洁癖症”，承认革命进程中的曲折与阵痛，使最终的胜利更加可信、更加崇高。
《征途》在民族叙事上的突破，同样具有范式意义。
该剧将民族团结作为贯穿全剧的叙事本体。可以说，没有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红军不可能翻越雪山、走过草地；没有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感召，也不可能形成牢不可破的民族团结伟力。
这一叙事逻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形成互文关系。
04 四川要素
从地方记忆升华为国家叙事
红军长征在四川经历时间长、行程跨度大，留下极为丰富的红色历史资源。《征途》的“四川造”标签，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产地标注，而是一种地缘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由四川影视力量筹拍这段历史，既是地缘文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文化记忆传承的伦理责任。
这种地缘自觉，在创作中体现为对“四川故事”的深度挖掘。
全剧关注红军在四川地区的长征经历，关注战士在长征中的成长和觉醒，以及红军与四川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这种聚焦不是视野的收窄，而是叙事精度的提升。
它让观众看到，长征不是一条抽象的路线，而是由无数具体的四川地名、四川面孔、四川故事编织而成的血肉之途。
《征途》的诞生，是四川影视产业从取景地向全链条转型升级的具象化样本之一。其核心竞争力已从早期的“成本洼地”转向人才密度、制作效率、技术配套与审美风格的综合建构。
这一转型在《征途》中体现得更为具体。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广播影视集团作为主投出品方，将本土影视投资、实景调度、后期特效、演艺组织与后勤保障等全要素纳入统一生产管理体系，提升了影视全产业链条上各个资源亮点，实现了从“单点参与”到“系统主控”的功能跃迁。成都传媒集团及旗下天府影业同步介入投资、制片管理、内容审核，深度嵌入创作核心环节。
从参与制作走向主导创作，从区域品牌走向全国影响，“成都造”“四川造”正从量的积累走向质的飞跃。
这不仅是地方影视工业的升级逻辑，更证明了一条可行路径：地方力量可通过全链条能力建设，将本土红色资源的地方记忆，升华为具有全国辐射力的国家叙事。
05 征途隐喻
“新长征”的精神转译
《征途》的终极理论价值，在于它将一段具体的历史事件，升华为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精神隐喻。长征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永恒的人类处境。每一个体、每一代人都要面对属于自己的“雪山草地”，都要在信念与绝境中作出选择。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虽然已经没有硝烟战火的考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征途’。”这种“新长征”的转译，不是生硬的“古为今用”，而是通过对具体人物在困境中的选择进行刻画，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完成精神对接。
剧中那些战士“活着走出草地，走到陕北”的朴素愿望，之所以打动观众，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人类命题：在面对绝境时，人凭什么坚持？答案是信念。信念不是抽象的教条，是具体的、可感的、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生存意志。
《征途》的成功在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文本的当代重写。它不要求观众学习历史，而是邀请观众体验历史，将其还原为每一个普通人在困境中都能调用的精神资源。
从这个角度讲，《征途》更像是一堂关于信念、团结、牺牲与坚持的公开课，以艺术的方式回答了“主旋律为何同样受欢迎”的命题。
当一部作品在艺术性上经得起推敲、在主题性上经得起追问、在历史性上经得起检验时，自然就拥有了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