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随其后，1000万美元成本的《后室》也刷新了出品公司A24的票房纪录。《后室》请来了两位影帝影后级的主演，还由恐怖片大导温子仁亲自监制，而这部电影的导演，今年刚刚20岁。
电影《后室》剧照
电影的故事源自导演本人16岁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伪纪录短片系列。系列的开始是一段在黄色走廊里狂奔的第一视角影像。没有怪物、没有血迹、没有灵异事件，如手持VHS般的粗糙画质里闪动的灯光和急促的呼吸共同塑造了最原始的恐怖氛围。
与两部来自美国的现象级恐怖片相映成趣的，是今年清明节档期上映的《蝴蝶楼·惊魂》。
电影《蝴蝶楼·惊魂》海报
作为2024年《鸳鸯楼·惊魂》的延续，两部恐怖类型片都以看起来稍显粗糙的制作在低迷的电影市场稳定收获单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票房。
电影《鸳鸯楼·惊魂》海报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恐怖片俨然已经成为最有投资回报比的电影类型。特别是在过去10年间，恐怖片在北美的票房份额持续增长，平均6倍的投资回报率直接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类型创作。
除了《后室》与《痴迷》，在今年10月，两部恐怖片《不存在的罪人》和《另一个妈妈》将先后上映，为今年的恐怖片热再添一把火。前者集结了安妮·海瑟薇、“达妹”达科塔·约翰逊和乔什·哈内特，后者则由“劳模姐”杰西卡·查斯坦饰演妈妈。当好莱坞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女明星纷纷开始演恐怖片，足以看出这股风潮的火热程度。
电影《不存在的罪人》剧照
《另一个妈妈》剧照
《不存在的罪人》改编自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的同名小说，故事从一个看似普通的工作机会开始：作家维瑞蒂因为一场事故无法继续写作，达妹饰演的落魄作家洛温被邀请进入她的家庭，替她完成畅销系列的剩余作品。问题很快出现了。洛温在整理工作材料时，发现了一份并没有打算公开的手稿。那里面记录着关于维瑞蒂婚姻、家庭以及她孩子死亡的惊人内容。没人知道这份手稿到底是真的，还是维瑞蒂为了写作而虚构出来的。
电影《不存在的罪人》剧照
如果说《不存在的罪人》把恐怖藏进婚姻、家庭和一份真假难辨的手稿里，那《另一个妈妈》直接把“母亲”这个原本意味着安全的身份变成了恐怖的来源。故事围绕一个8岁女孩展开，她在家中遇到了一个和自己的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超自然存在。每天看到的妈妈，到底是自己的妈妈，还是另一个超自然存在？
《另一个妈妈》剧照
如果把《不存在的罪人》《另一个妈妈》和《痴迷》《后室》放在一起，可以明显感受到，如今的恐怖片已经离传统的僵尸、恶魔、杀人狂越来越远。
血浆、鬼魂、怪兽当然没有消失，但它们已经很难再单独承担一部恐怖电影的核心。
今天的恐怖片不再急着制造一个外来的怪物，而是让我们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真的是安全的吗？
于是，恐怖的来源也从古宅、墓地和荒野，逐渐变成家庭、婚姻、爱情、身体，以及我们每天生活的空间。
电影理论家罗宾·伍德（Robin Wood）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恐怖电影时提出一个理论：恐怖电影的基本结构是正常性受到怪物的威胁。这里的“正常性”可以是社会所默认的秩序，包括家庭、婚姻、性别关系、社区以及各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
经典恐怖片依赖的是正常与外来者的清晰区分。吸血鬼、狼人、僵尸甚至外星生物之所以令人恐惧，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它们是闯入日常生活的异常事物。恐怖故事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异常进入我们的世界，然后再通过驱魔、逃亡或者消灭怪物，让原来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
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区分正常性和他者的边界变得不那么可靠。电影中仍然有怪物出现，但真正挑战正常性的不是这些外来者，而是表面正常但充满危机的生活和关系。
《德州电锯杀人狂》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恐怖的来源不是一个突然闯入正常家庭的怪物，而是这个家庭本身。
《德州电锯杀人狂》海报
到了后来，《闪灵》等电影继续拆解“家庭即安全”的观念，而2017年的《逃出绝命镇》则把这种变化推进到极致。
这部电影一开始几乎没有任何传统恐怖片的影子。黑人青年随白人女友前往她的家庭拜访父母。那是一座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宅：整洁的草坪、舒适的房子、精心准备的晚餐，还有一对热情、友善、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可是，聚会上白人宾客对他的身体、肤色和运动能力表现出的过度兴趣，让这个家庭看似文明的表面开始一点点出现裂缝。
《逃出绝命镇》海报
直到最后，青年发现这个家庭真正的秘密：他们通过手术将白人的意识植入黑人身体，从而获得他们认为更加优越的身体条件。真正让这个真相显得恐怖的，是客厅那套看起来无比正常的家庭生活。那些对黑人青年微笑的人并没有把自己表现成怪物，他们甚至非常努力地证明自己是进步、开明、没有偏见的人。
正是在这里，恐怖片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怪物并非来自正常世界之外，也不用是一个超自然存在，它可以是一套社会关系、一种偏见，或者一种把他人的身体视为资源的权力结构。
《痴迷》是另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电影里不敢开口的男主通过许愿柳让美丽女孩尼基（Nikki）爱自己超过一切。虽然故事仍然建立在神秘物件、许愿和失控中，但真正让影片变得恐怖的，是畸形的亲密关系：这种强制的、充满侵略性的爱情，建立在控制与剥夺他人意志的基础上。
《痴迷》剧照
弗洛伊德在1919年的《诡异》中讨论过一种非常特殊的恐怖感：真正令人不安的往往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而是熟悉之物突然显露出陌生的一面。“诡异”这个概念对应的德语词Unheimlich，与表示“熟悉”、“家”的heimlich本身就存在一种复杂的关系，因此最奏效的恐怖，往往不是外来的怪物、陌生的环境，而是让观众重新看见自己熟悉的世界，却突然发现它已经不再按照原来的规则运行。而这种熟悉的环境，最典型的就是家庭。
《不存在的罪人》和《另一个妈妈》都让恐怖生长于家庭内部。
《不存在的罪人》里，没有人能够确定那份手稿到底是真实的自白，还是一个作家为了小说而写出来的虚构文本。这份真假难辨的手稿取消了传统恐怖片里确认怪物的过程。观众没有办法简单地说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也无法确认哪一种叙述才是真相。恐怖因此来自婚姻关系本身：两个人可以共同生活、共同睡眠、共同抚养孩子，却仍然拥有一个对方无法进入的秘密世界。
《不存在的罪人》剧照
《另一个妈妈》则直接把这种恐惧放到了母亲身上。对于孩子而言，母亲几乎是最稳定的安全坐标：害怕时寻找母亲，陌生环境里寻找母亲，晚上醒来寻找母亲。但如果每天出现在面前的妈妈，有可能根本不是妈妈，这个孩子赖以理解世界的最基本秩序就被破坏了。
《另一个妈妈》剧照
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在《怪诞女性》中曾经专门讨论恐怖电影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把母亲、女性身体、生育以及家庭空间转化为恐怖的来源。她借用茱莉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关于“排斥（abjection）”的理论指出，恐怖往往发生在边界被破坏的时候：原本应该被区分开的身体与外部、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突然混在了一起。《另一个妈妈》中的复制母亲利用的就是这种边界崩塌。它建立的基础不仅是观众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情感依赖，更是这个AI盛行的世界里人们对真假难辨的伪人的恐惧和厌恶。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恐怖片会成为近几年最稳定、最有商业潜力的类型之一。它不需要庞大的世界观，也不一定需要昂贵的特效，却能够把观众最熟悉的经验重新加工成恐惧。
经典恐怖片最喜欢制造的是外部威胁，但今天的恐怖片制造的是内部裂缝：没有任何东西真正闯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本身突然出现了问题。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一段不太对劲的婚姻、一个过度热情的家庭，甚至一个看起来和妈妈一模一样的人，比一个满身鲜血的怪物更加令人不安。
因为怪物可以被留在大银幕上，而这些东西，我们每天都要面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