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连长苏天海和他的战友们
- 杨立池
一九六八年六月，我刚入伍到西藏新连队，碰到的第一任副连长赵儒文，陕西三原人，一九五九年入伍，他虽然是副职，连队没有连长，由他主持工作，行使连长权利。给我的第一印象：英俊潇洒的身材，似林间清风，自由不羁，步伐轻快却带着一种掌控全局的从容，感到他不受、束缚的个性与强大的自信。
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工兵营三连奉命去尼木县支农。连队仅有五十多人，分了五个点：县城尚日区、吞区、安岗区、帕古区。我是连队文书，随三班在尚日区。三班分三个组在县上几个村，连部由我和三班武拴虎、兰海燕、张思温、塔杰为一个组，负责去普松乡支农。
普松乡距县城几十里路，没有公路，虽然不很远，但要绕一座山。我们几个人雇了两头毛驴，驮着铺盖和小锅灶，步行到普松乡。指导员休假未归，副连长赵儒文接兵还在西宁。三四月间，两个人相继回到尼木，老兵离队，新兵也补充到连队。
支农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珍惜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发动群众尽快开展春耕生产。我们几个人走遍了普松乡每个村庄。藏族群众的淳朴、热情、好客，深深打动着几位年轻战士的心。看得出翻身不久的群众，对新生活充满向往。一切看来有条不紊，风平浪静。
但分裂势力的余孽也贼心不死，从阴沟里爬出来进行捣乱。五月的一天，一队人马拉着青稞、糌粑、酥油茶、牦牛肉等，赶往普松乡山上的喇嘛庙，散布流言蜚语，恶意中伤和挑拨军民关系，说什么“DL（D=达；L=赖。下同）快回来了，解放军待不长了”“不要听他们的”。五月初，尼姑赤列曲珍召集了尼木叛匪头目然穷、罗卜桑纣、赤来、甘登等十多人密谋策划。尼姑说“佛爷降下旨意，要铲除违犯西藏法规的一切人”“一切有‘正气’的西藏人都应该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反革命气焰十分猖獗。然穷这一伙亡命之徒当着尼姑的面，跪在地上舔刀滴血发誓：“遵诚圣意，与解放军血战到底！”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的反革命叛乱酝酿成熟。
我们听到群众的反映后，多次带人到山上的喇嘛庙，给赤列曲珍等宣传党的政策和有关要求。尼姑等人表面应付我们，不大理会。后来多次双方开始辩论争斗，我当面指出尼姑的一些做法很危险，责令立即停止一切活动。规劝和制止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晚上回到驻地，我们几个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可能要出问题。
五月十二日，我们几个拦住上山的马队，宣传党的政策，苦口婆心，劝阻他们回家。几个小时僵持，他们根本不听。下午我们几个又上山对尼姑行为进行了制止，尼姑装疯卖傻胡搅蛮缠，大喊：“DL回来了，天变了。”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尼姑赤列曲珍的这些滥言，一直到晚上。
五月十三日，刚吃过早饭，普松乡赤来、甘登等人纠集了百余名群众，赶到乡政府无理取闹。从早上九点对我和支农小组武拴虎、张思温、塔杰围攻了长达九个小时。他们轮流吃饭，不让我们吃喝。除我以外，其他几个人还可以出入活动。下午有群众偷偷告诉塔杰，尼姑授意太阳下山、趁天黑要杀你们。塔杰悄悄告诉我，我脑壳一下子炸开了，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已没有时间考虑生与死的问题。我转眼紧盯着武拴虎，告诉他想方设法跑回连队，告诉连首长这里的情况。拴虎会意地“哼”了一声。我用陕西关中土语说话，藏民听不懂。突然，我站了起来，举起拳头高声大喊：“我要喝水！”聪明的小塔杰一听，也举起了拳头用藏语高声喊：“我要喝水！”哗的一下，所有人都围了上来，张思温也跟着喊。在这一片混乱声中，武拴虎悄悄离开人群，一口气跑回连部，三十多里山路，仅用了不到两个多小时。
时间在一时一刻中慢慢度过，正像《金沙江畔》电影里那样，“如果太阳下山前看不见珠玛回来，就要杀死金明……”这个镜头在我的脑海中转了不知多少个来回，我眼睛一直盯着太阳慢慢下山。下午六时多，谁在喊：“你们看西边的马队！”我几个也看到了，马跑得飞快，尘土飞扬，很难看清马队的身影。副连长赵儒文、副排长郭恒魁、上士曹百承骑着马，在武拴虎带领下赶到乡政府。赵副连长第一句话：“怎么，下不了台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哼”了一声。赵副连长转向群众高声说：“藏族同胞们，我们是毛主席派来支援你们的，永远不会离开西藏，不要听一些人煽风点火，赶快回去吧！……”我们一起分别劝阻了半个多小时，多数人慢慢离开了。最后只剩赤来、甘登几个人，也看到大势已去，灰溜溜地离开了乡政府。副连长赵儒文让我们第二天撤回连部。
假如那一天，赵儒文副连长未来解救我们一行，我们几个必死无疑，尼木又是一番景象，不会像后面那么惨重。这样的形势一直延续了一个月。六月十一日帕古发紧，晚上连队支委会开了整整一夜，要不要带武器去，请示尼木支农办、西藏军区，均不同意带武器。刘万益指导员斩钉截铁地表示：“军人的岗位是不能空缺的，军区的指示又不能违背，没有危险要上，是危险也得上。”这正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最后决定不带武器，第二天三班跟着上帕古，我也在其中。天刚麻麻亮，一夜未眠的刘指导员在院中转悠，布满血丝的双眼，时而沉思，时而东瞅西眺。当转到我的门口，看到我正在打背包，急忙问：“你干啥？”我回过头说：“给赵副连长说好和你一起上帕古。”“胡扯，档案、文件、枪栓一大摊子，交给谁？不准去！”从来不发火的指导员那么大的火气，我和卫生员田江苟都愣了，我委屈地哭了。正是这一句话救了我的命，正是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两位领导都是在关键时间，让我死里逃生。多少年我对刘万益、赵儒文的遇害深感揪心，一直纠结，不能自拔。
六月十二日，刘指导员让通讯员通知，去帕古的人全部换上新的衣帽鞋袜。早饭后，副班长程拴锁整理好全班队伍，武拴虎、王万龙、柴如枫、张思温、周汉沅、周先府、张文灿、塔杰九人，在副排长郭恒魁带领下，站在尚日区大门前。副连长赵儒文站在队伍最前面，指导员刘万益站在队伍后面，军医余有全、卫生员兰海燕紧随其后。十四位整装待发的勇士，只等丁副政委一声令下。拉虹的爱人边巴多杰和公安局的罗布次仁也一同前往。 郭副排长整理好队伍，向丁副政委报告。丁副政委大声喊道：“出发！”没有多讲一句话。 队伍刚出发不远，王金贤班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前抱住刘指导员：“不能去，指导员！” “同志，这是军令，不是儿戏！” “那我和你一块去！”王班长几乎是在哀求。 “不行，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要带。”刘指导员不由分说。他紧紧握住金贤的手，金贤一刻也不想放开。只有他俩最清楚，这是最后的离别。 几十年过去了，王金贤班长和我从没有忘记这最后一别。每当想起，心口便隐隐作痛。
六月十三日凌晨六时，一两百名叛乱分子包围了帕古区。七时左右，他们冲破区委大门，大屠杀开始了。
指导员刘万益、副连长赵儒文、战士武拴虎、副班长程拴锁、藏族战士塔杰、副排长郭恒魁、军医余有全、卫生员兰海燕、战士王万龙、周先府、周汉沅、张思温、柴如枫、张文灿，以及边巴多杰、罗布次仁、高远红、拉虹等藏族同胞，均被残忍杀害。鲜血溅满墙壁屋顶，尸体遍布楼上楼下。军帽上被砍过的刀印，一条一条，清晰可数。带血的石头、木棒散落一地。
人性在这一刻被彻底泯灭。叛匪临走时，还抢光了战士们的衣物。十四名指战员、四名藏族同胞，就这样惨死在叛匪的屠刀下。
之后，叛匪将烈士们的遗体拖到大路上，用沙土草草覆盖，横七竖八地埋在道路当中，意在让千人踏、万人踩，使这些为国捐躯的人“永世不得翻身”。
下午四时，帕古的叛匪全部下山，冲击县委。被逼无奈之下，县武装部长下令向叛匪开枪，王欣贤的枪声随即打响。这是向叛匪打响的捍卫正义的第一枪，这是惩罚，是必须的惩罚。几个月的怨与愤，都凝结在这仇恨的子弹上。叛匪们还用土枪、炸药包继续顽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射击，叛匪才退了下去。
打退叛匪后，抓到几个俘虏，得知帕古的战友们全部遇害。这一消息激怒了所有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藏汉同志。整整一夜，无人入眠，复仇的喊声不时震荡在夜空之中。
六月十六日，我师政委李传恩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带领157团一营进驻尼木，平息了这场反革命叛乱。一位排长刘长学牺牲在平叛战斗中。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我心中。
尼木平叛后，工兵营三连撤回拉萨休整。六九年十一月进驻亚东边防，归属工兵营修路。连队重建了三班，由米清任班长。年底，米清代表连队出席了成都军区“四好连队”颁奖大会。连队领导像走马灯一样，这个来那个去。直到七一年，孙祥祯任指导员，苏天海任连长。事有凑巧，这两人与赵儒文副连长都是三原人，他俩比赵儒文迟入伍两年。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有一种亲切感，其后几十年相处，已成知己。这年底，我被下到五班任班长。由于尼木叛乱的阴影，思想消沉，几次向指导员要求复员，他也同意。我已到留守处取回所有衣物，做好了一切复员准备。谁知第二年，也就是七三年，阴差阳错地宣布我任工兵营营部书记，指导员孙祥祯提升为工兵营副政委，与我一同到营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指导员升任工兵营政委，我调入师后勤部，一干就是十六年。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又调回工兵营三连任一排长，指导员是王林汉，一九五九年入伍，富平县人，连长还是苏天海。三个人都是陕西乡党，劲更能使到一起。部队任务很繁重：烧木炭，上午上山伐木，下午装窑，半夜封窑，天天如此。亚东的冬天阴冷湿寒，许多战士不注意，患上了关节炎，冬季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当排长时，马忠财任副排长，也是和我一同入伍的战友。马忠财勤快、能干，很有魄力，排里主要工作他干得比我还多。王林汉入伍就进藏平叛，参加过六二年自卫反击作战，六八年调入工兵营。苏天海也参加过六二年自卫反击作战。他细高个子，人很有心计，话语不多，对部队要求很严。吸烟从不弹烟灰，不是用嘴吹，就是碰到什么对着弹掉，碰到门是门，碰到树是树，烟灰经常掉得满身都是。
我慢慢才了解到他的过去。他早年母亲逝世，是父亲与叔父把他养大。成年以后西安招工，他与孙祥祯、顾茹玉一同被招。一九六一年，又一同入伍到西藏，被分配到军区直属舟桥连，连长是崔政钧。六八年由于业务对口，崔政钧调任工兵营营长，带着苏天海、孙祥祯到工兵营，任二连舟桥连一三排排长。顾茹玉，渭南固市人，原留在舟桥连。新建工兵营住在曲水县一个林卡坝子上，营区营房全部是活动板房和单顶帆布帐篷，营连首长住活动板房，其余均是单顶帐篷。我们三连机械连在坝子西侧，紧挨着东侧二连（舟桥连），几步之远。星期天或下午，常去二连会战友，已认识熟知了孙祥祯和苏天海二位，常在一起拉老乡。
中尼公路刚刚通车，苏天海奉命勘察中尼边界，这是我国首次地面徒步勘界。当时苏天海一行住在边界陈塘镇。走进陈塘沟，第一次接触夏尔巴人，给人一种神秘、尴尬和无奈的感觉。这些地方一直与外界隔绝，从来没有去过解放军。当苏天海一行到了村子，全村男女老幼都围了上来。老人、妇女用牛皮编织了些难以遮体的衣物，十五六岁的男孩根本不穿衣服。同样的女孩子，只是在腰间围着一圈烂牛皮织的裙带，其他什么都露在外面。有些害羞的大姑娘，见人还用双手遮住私处。这些人都是奴隶，而农奴主穿的是绫罗绸缎。奴隶可以由主人任意使唤和买卖，没有任何自由，连恋爱、婚嫁都由奴隶主做主，姑娘想给谁就给谁。据老乡讲，在苏天海他们来的前几天，一对青年男女因自由结合准备私奔，被奴隶主发现后，让人把衣服脱光，用牛皮包住，捆在一起，放在太阳下暴晒。他俩无力反抗，村里人只能眼睁睁在远处望着，无一人敢言。三天后，奴隶主让人把他俩推到河里，还恶狠狠地教训奴隶们：“谁不听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把他们推到河里，还不许家人去收尸。
在陈塘有一座吊桥，吊桥南头就是尼泊尔。奴隶主与较富裕的村民，时不时过桥去尼泊尔，有的常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但没有人去过拉萨。这些夏尔巴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通用藏文。他们喜熟食，不吃生肉，菜类最爱吃土豆、鸡蛋、牛羊肉和一种类似蛤蟆的小动物。勘界队在陈塘住了两三个月，曾断过半个月的粮，以土豆为生。送粮的部队上来后，还分给当地老百姓部分大米和面粉。勘界队与农奴主协商：全国早已解放了，要善待农奴，帮助他们生产自给，给他们以自由。
沿着尼泊尔、印度、不丹、锡金的边界地区，都是西藏最好的地方，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苏天海一行勘察边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山清水秀，气候适宜，无冬无夏。因巨大的海拔落差，茂密的森林植被以及数不尽的河流，每天早上，都会有白色云雾自山脚下升腾，将它装扮得恍若仙境。
世人尽知，这块完全属于中国的土地，大部分被印度非法占领着。六世DL喇嘛的故乡达旺，约有三分之二也被印度实际占领。这里终年温暖湿润，水热条件优越，是世界上分布最北的热带地区，也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由于地处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俯冲的东北角，地质地貌多种多样，藏南被称为“地质博物馆”，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便隐身其中。雅鲁藏布江全流域水能蕴藏量仅次于长江，单位流域面积和单位河长的水能蕴藏量居我国各大河之首。这么多富饶秀丽的西藏江南，被印军占领，给王林汉、苏天海这些参加过六二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老兵们，给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西藏边防的军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遗憾。
谁知那一年，部队干部照常复员，王林汉与苏天海一同复员回家。苏天海好在是从西安工厂入伍的，安排到兵器部西安办事处。王林汉回到农村，后安排到富平粮店。
入伍几年，记得孙祥祯最大，顾茹玉次之，苏天海最小。时间长了，也未叫名字与职务。孙祥祯、米清说他，个子大、声大、架子大，外号叫“骆驼”；顾茹玉络腮胡，外号叫“大胡子”；苏天海都认为他最小，外号叫“海娃子”。因为他们从不告诉实际年龄，比我们早当七年兵，我们大都误尊为长辈。七二年我休息回内地，蒲城天旱成灾，粮食不够吃，听说三原靠的泾惠渠，大都是水浇地。我才骑自行车去了一趟富平王林汉家，三原苏天海和孙祥祯家。在与孙祥祯父亲闲聊中我问：“叔，老孙多大？”“啥老孙，还不是个娃娃，属鸡的。”我啊了一声，什么都没说。才知他比我大不到两岁，比苏天海小三岁，比顾茹玉小两岁。孙祥祯最后升任军区工兵处处长，我转业回到内地时，他还在部队。
转业前，我又一次去了尼木。
这个与我有着不解之缘的地方，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今生今世永远不可能忘怀。当我站在刘万益指导员的墓碑前，泪水已涌出眼眶。
“你干啥？”
“我给赵副连长说好了，跟你一起上帕古。”
“胡扯！档案、文件、枪栓一大堆，交给谁？不准去！”
这是一声拯救生命的呐喊。正是这一声断喝，使我逃过一场生死劫难。我仿佛又看到指导员板着铁青的脸站在面前。这个和蔼可亲、常把微笑挂在脸上的老领导，那一次突然发火，惊住了我和战友。或许那是他临行前的某种预感，我不愿多想。这一幕，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深深地给指导员鞠了三个躬，围着陵墓转了一圈。
赵儒文，那个可亲的关中汉子，英俊白净的脸庞，高挑的身段，真称得上美男子。他总爱与我谝闲传：“小乡党，‘头’里要装下东西（知识、本事）哩！走到哪里都没麻达（没有问题）……”他经常与我转村庄、转河边。那一天解救我的场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我趴在墓碑上，半天才起身。
回到西安，与老连长苏天海接上了头。他与我东奔西跑，总想让我留在西安。那时到处都在找笔杆子，省计委查阅了我的档案，表示同意接收，但西安市公安局规定，进西安市户口只能接收我和大女儿，不接收二女儿、三女儿的户口。权衡再三，我考虑到回来安置一趟很麻烦，怕孩子进不了西安，没有同意去省计委。事过多年才知道，省计委正是管理进入西安市户口指标的。
回到渭南安定后，苏天海还不死心，又托人给我在西安跑单位。多年战友，相交甚厚，情深义重。我与苏老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无意中给他写了小诗一首：
别离十载重相逢，往事如烙语不休。
借请天公做美意，倦鸟相依度余生。
——杨立池于西安
这首小诗是写给苏老兄的，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了却了久盼的心结。后来等待孙祥祯、顾茹玉转业，我们这些老战友，来来往往从未间断。
附笔：
我无意中翻出早年的一篇小作，做了点修改，现补充一段其后的经历。
孙祥祯转业分配到西安航空专业学校，担任后勤副校长；顾茹玉回到原西安筑路机械厂工作。这样，三个老战友又相聚在西安。
2010年，我与老伴去西安，照顾外孙女上学。同在西安的还有赵云理两口，照看孙女上学。那段日子，我们常与苏天海、顾茹玉、孙祥祯聚在一起，喝酒取乐，感情愈加深厚。
2011年4月，我与孙祥祯、李红军、赵云理、孙战生专程去山东看望老营长崔政钧。崔营长身体不好，我们怕再晚就见不到了。26日到达崔营长家，老人的女儿接待了我们。席间，老人感慨地说：“那一年，我给老许说了三次，让把惠三牛留下，到底都没留下。”此时我才知道当年提营部书记的来龙去脉：一二连文书都提了干部，剩下营部代书记惠三牛和我，最后许政委选择了我。
为此，我组织了蒲城籍十名被提拔的退伍干部，专程去徐州看望老政委许传新。我们曾许诺，待老政委八十大寿时前来祝寿，但许政委未能度过八十便走了。
崔营长老实本分，转业到地方后担任公路段书记，因给本厂职工违规解决了工作，被上级机关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他无怨无悔，心态平和。之后，我们在烟台看望了崔营长的同学、接任营长的赛自敏。他身体健壮，陪我们在烟台游玩了数日。谁能料到，时隔两年多，李红军、赛自敏相继去世。
时隔十一年，2021年7月，崔营长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余。凭他良好的心态和女儿的悉心照料，他延续了十多年生命，荣享耄耋之福。当年九月，孙祥祯因糖尿病综合症离世。顾茹玉早几年也已不在。苏天海虽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家庭和睦，心态平衡，养好性情，仍在人间。
平和心态，是一种不为外界纷扰、不为内在情绪所困的稳定状态。拥有平和的心态，意味着我们能以更清晰的视角看待世界，以更理性的态度应对挑战，以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与他人。人生在世，什么都难预料。遇到再大的事，敢于面对，才是正理。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杨立池：陕西蒲城人，1968年3月入伍，在西藏陆军53师服役，历任战士、文书、副排长、后勤干事、指导员、营部书记等职务。1984转业于渭南行政公署担任公务员（县处）级别。杨立池入伍第二年，经历了生与死、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既是尼木叛乱中的幸存者，又是西尼木平叛的参与亲历者。在耄耋之年，以自己成长、经历，写下了40万字的《尼木归来》的军旅体裁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