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赵家峪，李云龙从山本特工队的追杀中突围，背着重伤的赵刚来到二营驻地。此时的他满身硝烟，政委昏迷，部队失散，秀芹又被日军掳走。屋外，邢副团长正在调集人员、核实敌情；屋内，李云龙把自己关了起来。
这两个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便带着浓重的火药味。邢副团长没有跟着李云龙一起冲出赵家峪，而是和二营长孙彬在另一处指挥作战。独立团遭到重创后，他才进入团部核心，因此在李云龙眼里，既陌生，又显得格外“爱管事”。
邢副团长并非没有来历。原著交代，他是在独立团整编、孔捷调任新二团之后，进入独立团担任副团长；也有一种可能，是大扫荡后部队重新合编，他所在的队伍被并入独立团。剧中没有展开说明，但可以确定，他不是临时冒出来的外行，而是有独立带兵经验的干部。
有意思的是，他与李云龙的矛盾，主要不在能力，而在用兵思路。
李云龙刚打了败仗，整个人陷入自责和愤怒。邢副团长查到山本特工队已经逃进平安县城，便隔着门喊道：“老李，山本跑到平安县城了。”他原本想让李云龙知道敌人去向，也许能劝住这位团长。没想到门一开，李云龙立刻命令通讯员通知各营归建。
邢副团长听明白后，脸色就变了。李云龙不是准备追击，而是要打县城。
攻打县城，绝不是一句“给乡亲们报仇”那么简单。独立团刚遭受损失，兵力是否完整，弹药够不够，敌军援兵从哪里来，周边部队能否配合，这些都必须考虑。邢副团长提醒道：“这么大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先向上级请示？”
这话从军事程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政委赵刚重伤，邢副团长事实上承担着副职的责任，他不能只顾服从，也要把风险摆出来。可李云龙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山本特工队一旦离开平安县城，战机就可能消失；更重要的是，赵家峪的惨败已经动摇了部队士气。
李云龙需要一场胜利来重新证明独立团，也需要用山本的覆灭给死难百姓一个交代。他很清楚，自己擅自调兵攻城，事后必然承担责任，于是干脆把话挑明：“出了问题，我李云龙担着。”
邢副团长仍然不放心。他担忧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整个晋西北的防务。一旦独立团进攻平安县城，日军援军必然调动，其他部队就可能被卷进来。可李云龙心里有一张看不见的地图：独立团、丁伟的新一团、孔捷的新二团早已形成相互支援的格局，三支部队彼此熟悉，临战配合并非毫无基础。
只不过，这层默契邢副团长并不了解。信息不对称，才让两人的争执显得更加尖锐。
等到各营陆续归建，邢副团长才发现，独立团的真实家底远超平日报上来的数字。张大彪带着一营赶到，人数竟然超过两千。他忍不住说：“好家伙，平时都把家底藏着，这回全抖出来了。”
这一刻，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李云龙突然说服了他，而是因为战场条件变了。兵力有了，友邻部队也开始行动，原先的冒险计划，终于具备了成功的可能。
然而，邢副团长依旧保持着冷静。他建议集中主力选择一个突破口，其余方向实施佯攻或助攻。这样的安排符合攻城战规律，可以把有限的火力集中起来，减少无谓伤亡。
李云龙却选择四面进攻。表面看，这是蛮干；从另一面看，也是为了让守军无法判断主攻方向，尽快撕开城防。两种打法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前者稳，后者快。李云龙赌的是时间，邢副团长守的是部队。
口号上的争论也一样。邢副团长主张把行动说成解放县城、消灭日寇，这样政治上更稳妥。李云龙却坚持承认自己是为了救秀芹。这个选择看似任性，实际是在把责任集中到自己身上，避免部下跟着承担抗命的罪名。
更关键的是，李云龙嘴上强硬，真正落实作战时却离不开邢副团长。李云龙负责定下攻城的大方向，张大彪负责正面突击，邢副团长则负责联络、调兵和阻击援军。他不断打电话确认各处战况，把地方武装和区小队安排到合适位置，整个后方调度有条不紊。
李云龙可以拍桌子，也可以凭直觉抓住战机；邢副团长却能把这些决定变成具体命令。一个敢压上去，一个知道怎样减少失控，这正是独立团能够打下平安县城的重要原因。
所以，战斗结束后，李云龙躺在担架上，才会把独立团交给邢副团长。那不是客套，更不是临时找个人顶班。赵刚尚在养伤，邢副团长是团内职务最高、又熟悉各营情况的人，程序上只能由他接手；从能力上看，他也已经用整场战斗证明了自己。
李云龙平日里处处顶撞，并不代表他真的看不起邢副团长。恰恰相反，越是敢把自己的判断摆出来，越说明这个人有资格和他争论。真正的庸才，只会点头，不会在关键时刻提醒风险。
后来，邢副团长还能代表独立团与楚云飞交涉，并在李云龙负伤后继续带队作战。剧中后续，他升任副师长，与李云龙、张大彪继续搭档。李云龙把独立团托付给他，托付的不是一纸命令，而是对一个老兵判断力、执行力和担当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