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次正常出境被写成“偷越”

栏目：社会 | 来源：有光刑辩 | 2026-09-11 00:20

持证通关是不是偷越，要看有没有骗取放行管组织者的规定，不能把参加者变成偷越者不能用境外做了什么，倒推出境时有罪新规扩大了对出境事由的核实标准越宽，越要防止选择性审查不准出境是例外，正常出境是一项权利注释与原文链接

这几年，我办过好几起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案件。案卷都很厚，聊天记录、机票、酒店订单，还有谁去境外参加过什么宗教活动，查得一清二楚。可翻到最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反而一直悬着：这些人怎么就算是“偷越”出去的？

他们拿的是自己的护照，走的是正规口岸，正常安检放行。有的人去的还是对中国公民免签的地区；甚至有人在过关时直接说，自己要去参加宗教活动，边检审查之后也让他们走了。没有翻山，没有绕关，没有假证，行程结束以后，人也正常回来了。[1]

不久之后，因为他们在境外参加过宗教活动，这次出境却被认定成了偷越。出境的人被写成偷越者，帮忙订票、联系住宿、安排行程的人，则被指控组织偷越。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有没有偷越，究竟看他是怎样过的国境，还是看他后来在境外做了什么？

先把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说清楚。拿着真护照、走开放口岸，不等于绝对不可能偷越。一个人如果依法本来就不能出境，却故意把这件事瞒下来，骗得边检放行，当然可能违法。[2]

可你说他骗了边检，至少要回答三件事：他没有说的那件事，依法会不会使他失去出境资格；边检如果知道，依据哪一条法律应当拦下；这次放行，是不是真的因为边检受了骗。

在我办的这些案件里，被省掉的恰恰是这一步。办案机关先看到境外宗教活动，再回头说此前的出境目的不合法。查着查着，问的也不再是人怎样通过国境，而是他去见了谁、听了什么课、参加过什么活动。

可《出境入境管理法》列出的不准出境情形里，并没有“参加境外宗教活动”这一项。到境外敬拜、上课或者参加祷告活动，不会让一本真的护照变成假的，也不会让一个开放口岸变成秘密通道。更何况，有些人直接把这些事情告诉边检，边检听完仍然放行。既然说出来也可以走，凭什么就说他们骗取了本来得不到的放行？[3]

这个问题问下去，办案机关常会拿出《宗教事务条例》，说擅自组织公民到境外参加宗教培训、会议等活动，本来就不被允许。那就再看一看，这部条例究竟在管谁。

《宗教事务条例》确实禁止擅自组织公民到境外参加宗教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也规定了组织者的行政责任。可是它没有说，每一名参加者因此都不得出境；更没有说，组织者违反了行政管理规定，参加者持证通关，就一起成了偷越者。[4]

一所机构没有办学许可，教育法追究的是举办者，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不会因此成为“非法学习者”。即使这所机构组织学生到境外研学，仍然要一层一层地看：组织者有没有资格，有没有尽到安全责任，委托的旅行社有没有资质；学生本人能不能出境，则要看他的证件和法定不准出境情形。教育部的指南甚至专门规定了“非学校组织”的境外研学，要求家长告知，人数较多时由学校报告。它管的是告知、报告和安全，没有把参加活动的学生写成非法出境人员。[5]

旅行社没有出境旅游业务许可却擅自组团，可以处罚旅行社；旅客持真实护照正常通关，不会只因为组团者没有资质，就成了偷渡者。[6]

可有些案卷偏偏把这些不同的责任揉在一起：先用《宗教事务条例》认定组织活动不被允许，再拿这个结论证明参加者的出境不合法，最后又用参加者“偷越”反过来证明组织者构成犯罪。中间每一步都没有真正证明，几个结论却互相当作证据，最后把人送进了监狱。

同行的人说过去旅游，后来又参加了宗教活动，于是“旅游”被写成虚假陈述；有人删过手机里的宗教信息，于是被认定为故意隐瞒；酒店订单、聊天记录和境外活动再摆在一起，原本经过边检查验的放行，也被重新解释成骗来的。再往后，建群、订票、联系住宿，便成了组织偷越。

这个逻辑看起来很顺。可最前面的那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参加境外宗教活动，依据哪一条法律，会让一个中国公民不能出境？如果这件事本来不影响放行，后面的细节再多，也补不出一个“不准出境”的依据。

南京曾有一宗案件，有人以旅游名义组织他人前往塞班务工，检察机关最后作出不起诉决定。辩方还提交过河南濮阳的一份判决：两名务工者以旅游名义去了免签的济州岛，法院认为，即使他们是去“打黑工”，违反的也是韩国法律；两人持合法护照前往免签地区，不存在偷越，组织偷越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两案处理方式不同，讲的却是同一个道理：“说的是旅游，后来做了别的事”，不能代替对偷越行为本身的证明。[7]

罗翔在《法定犯视野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适用——以偷越为中心的展开》一文中，讨论的正是这条界线。他写得很明确：“中国公民骗取他国签证出入境的行为不是偷越行为。”因为中国公民出境时，边检查验的是本人的护照等出境证件，并不查验他国签证；骗取外国签证，没有妨害我国的国境管理秩序，帮人办理这种签证的人，也不能因此被认定为组织偷越。论文讨论的还是“骗取他国签证”，大部分案件去的都是免签地区，连一张外国签证都不存在。[8]

组织偷越，说到底也不是组织一次普通出行。罗翔的另一句判断同样直接：“如果没有偷越的实行行为，组织行为不构成犯罪。”先要有人真的实施了偷越，才谈得上谁在组织。被组织者还没有开始实施偷越，建群、买票、联系住宿，只能证明在准备出行，不能自己证明是在准备犯罪。[8][9]

一宗案件里，这种推测最后成了真实的刑罚。一名被告人还没有到口岸，边检一句话也没有问，办案机关却先替她设想了将来的回答，再把这个没有发生的问答写成“准备骗取放行”。她因此被判了二年十个月。

案卷里关于她“将来会怎么说”的推测，写下来只有几行，落到她身上，却是漫长的羁押和一个家庭的破碎。

办案机关能把一场没有发生的问答写成犯罪，靠的是案卷里反复出现的那句话：“出境理由不真实”。人已经通关，它被拿来倒推当年的放行是骗来的；人还没有到口岸，它又被拿来预判将来会骗。原本需要逐项证明的不准出境、欺骗和因果关系，就这样被几个字一并带过。

更让我担心的是，现在，这几个字已经不只出现在个案文书里。一部即将施行的行政法规，把“出境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直接写进了条文。过去，办案机关是在问话、起诉书和判决里使用这套推理；今后，办证和口岸核查也可能直接援引这几个字。新规当然不能证明这样的追诉是对的，却很可能让同样的推理更容易发生。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在2026年9月15日施行。第三条规定，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为了核实身份和事由，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可以询问，也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文件、资料和电子数据。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作虚假陈述，可以不发证，也可以不准出境、入境。[10]

过去公民在出境时，边检主要查验证件和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准出境情形。对使用假证件、冒用他人证件，或者有关机关已经通知有犯罪嫌疑等特定情形，边检原本也可以调查，但那是一项有触发条件的权力，不是要求每一个正常出境的公民，把以后可能做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11]

新规用“事由真实、合法”把不同环节连了起来：这个标准既可能影响办证，也可能影响口岸放行；为了核实事由，机关还可以要求提供电子数据。官方答记者问提到，制定这一规则是为了处理虚构事由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以及违规出境后非法转移技术等问题。这些行为当然要管，但规则写得越宽，越要说明它会问到谁、查到什么程度，又凭什么不让一个人走。[10]

新规没有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出境目的；也没有说，出发前没有主动报告后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就等于作了虚假陈述。旅游中见朋友、听一堂课，临时改两天行程，本来就是生活常态。如果这些事情本身不违法，也不会使人失去出境资格，就不能因为没有逐项说出来，倒过来说此前的放行是骗来的。

我真正担心的，是这条新规落到现实里，会和前面那些案件接上。

过去，办案机关已经会把“说旅游”、删除宗教信息、酒店订单和境外宗教活动拼在一起，写成骗取边检放行。新规施行以后，类似的问答可能更早发生，聊天、照片、祷告和其他手机信息也可能更早被要求拿出来。以后再回头查，这些记录就很容易被重新解释：你当时没有讲全，所以那次放行是骗来的。

可手机不是一张出境申请表。里面有工作，有家人，有许多的个人隐私，也有许多同这次出境毫无关系的生活。《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不能超过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要看什么，为什么非看不可，看到哪里为止，都应当说清楚。[12]

2025年，全国出入境人员接近七亿人次。不可能每个人都被追问到底，也不可能每一部手机都被同样检查。最后谁会被多问几句，谁的聊天和照片会被拿出来看，就不能只靠一个模糊的“真实、合法”。[13]

对一些信徒来说，这不是凭空的担心。当一种信仰已经在一些卷宗里被当成可疑背景，信徒就更容易被追问：你到底去见谁，听什么课，参加什么活动。别人手机里的一张合影、一次聊天，只是生活；到了他们这里，却可能先变成可疑线索，再变成隐瞒，最后变成犯罪证据。

我担心的也不只是过关时多问一句。面对诈骗、赌博、人口偷运，机关当然应当依法核查。可如果边界说不清，审查的就不再只是证件、违法行为和法定障碍，而是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令权力放心。人的良心、亲友关系和信仰，会一点一点变成需要提交、解释和接受判断的材料。

新规原则上要求，决定不准出境的机关应当把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书面告诉当事人。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问题就是：是谁不让我走，为什么不让我走，我不同意该去哪里说。即使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不发证或者不准出境，也不等于这个人已经偷越。行政审查与刑事犯罪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10]

我办理这些案件时，最难接受的并不只是一个罪名适用错了。一个人按公开规则办了护照，把证件交给边检查验，边检放他通关；他走出去，又正常回来。几年以后，一份起诉书却告诉他：那次放行不算数，因为你没有把后来做的事，甚至没有把自己信什么、准备和谁一起敬拜，事先交代清楚。

如果一次已经接受查验、已经放行的出境，可以在几年以后被这样改写，人就不知道今天完成的一次正常出境，会不会在几年以后忽然有了另一个名字。法律原本应当告诉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如果界线总是在事情做完以后才出现，法律就不再给人安全感，反而成了埋在生活里的陷阱。

这关系到的也不只是信徒。它关系到一个母亲还能不能去看孩子，一个病人还能不能出境求医，一家人能不能安心出去走几天；也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去见朋友、参加会议，按自己的良心和信仰去敬拜、学习。人应当使用真实证件，接受边检查验，也不能隐瞒法律明确规定的不准出境情形。可他不需要在出发以前，把后来可能见谁、听什么、临时去哪里，一项一项交代清楚，再等别人判断这些生活值不值得被允许。

国家当然要守好国境，打击诈骗、赌博、人口偷运和其他真正的犯罪。可守国境，不是审查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法律要限制一个人出境，就应当事先把边界说清楚，不能让他按照公开规则办好证件、经过查验、正常回来，几年以后才从一份起诉书里知道，自己当年那次正常出境竟然成了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