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亮起前，李前宽只有15分钟汇报时间。他没有大段解释拍摄技巧，只说摄制组一直想拍一部共和国成立的电影，大家“对共和国的心是热的，也尽到了责任”。话音未落，江泽民用掌声打断了他，并指着身边的沙发说：“李导演，请坐到这儿来。”
这句话让紧绷的气氛松了一些。可在此之前，《开国大典》已经走到了几乎无法上映的边缘。
1988年7月底，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接到任务，要在第二年国庆前完成一部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片。留给剧组的时间不到一年，剧本却涉及从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到渡江战役，再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复杂过程。
难处不只在时间。
全片人物多达138个，既有中共领导人，也有国民党军政人物，还有普通士兵和百姓。天安门城楼需要重新搭建，故事又不像普通电影那样有单一主人公。有人劝他们谨慎些：“拍不好，容易成纪录片；处理不好，还可能犯政治错误。”
李前宽没有把这当成退路。一次讨论中，肖桂云提出，人物多并不可怕，关键是让每个人出场时都留下印象。夫妇二人由此确定了创作办法：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两条核心线索，其他人物围绕时代进程展开，既表现历史大势，也保留人物性格。
这并不是把历史拍成个人传记。恰恰相反，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形象，需要放进人民解放战争和国共决战的大背景中。人物是入口，战争和社会变迁才是影片真正的骨架。
演员选择也费了不少心思。古月此前已经在《西安事变》等影片中饰演毛泽东，形神兼备；孙飞虎则承担了蒋介石这一角色。剧组参考历史照片，连年龄、身材、姿态和说话方式都反复比较，所谓“像”，并不只是外貌相似，更要有气质上的可信度。
影片没有把人物处理成简单的符号。西柏坡的一场戏里，毛岸英向毛泽东谈起个人感情，显得吞吞吐吐。毛泽东追问之后，父子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样的生活细节，使领袖形象从庄严的历史照片中走出来，也让西柏坡的紧张岁月多了一层家庭氛围。
蒋介石的刻画同样如此。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政系统已经人心惶惶，影片安排他与部属打麻将，并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这类台词带有戏剧加工，却服务于一个清楚的判断：国民党败退并非某一场战役突然失利，而是军事、政治和组织信心同时瓦解的结果。
影片完成后，主管部门和电影界一些人士曾给予肯定。没想到，1989年8月3日晚，李前宽突然接到通知，影片要重新审查。
审查现场的意见十分尖锐。有人认为，影片过分依靠两个家庭的冲突，削弱了人民战争的表现；也有人对战士为毛泽东梳头、百姓见面下跪的镜头提出质疑，认为这些处理容易造成不当联想。还有人觉得，蒋介石被拍得过于有性格，不够“可憎”。
李前宽夫妇一下陷入困境。梳头的细节来自卫士李银桥的回忆，下跪一幕也有相关史料依据，但历史真实搬上银幕，并不等于艺术处理天然没有问题。镜头如何安排、人物如何说话，都会改变观众对事件的理解。
那几天，剧组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里焦急等待。李前宽后来回忆，自己仿佛看着“孩子”走到绝境，却没有办法挽救。真正的压力在于，影片并非普通商业作品，它承担着重大纪念题材的政治和文化分量。
转机出现在8月8日。江泽民与乔石、李瑞环、姚依林等中央领导观看了影片，洪学智等老将军也在场。放映过程中，江泽民询问蒋介石由谁扮演，还注意到孙飞虎对人物性情的把握。影片结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人民万岁”，江泽民两次拍了拍李前宽的手。
放映结束后，江泽民没有简单表态，而是把影片放回历史坐标中。他认为，年轻人容易把中国同外国作横向比较，却未必充分理解中国曾经的落后与战争年代的艰难。对这部电影，他提出的主题判断很明确：“我们的国家建立得来之不易。”
与此前的批评相比，这一意见为影片保留了空间。洪学智建议补充人民支前的镜头，姚依林指出应表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为1949年当时尚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剧组接受意见，对影片进行调整，使战争不只停留在将领和城楼，也呈现后方民众的支持以及新政权建立的制度背景。
1989年9月21日，《开国大典》正式上映。影片后来获得金鸡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票房达到约1.7亿元，并参加了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它曾经面对的争议，也随着这次审查留下了一个清晰问题：重大历史题材既要尊重史实，又必须通过电影语言让观众理解历史为何走向那个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