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虽然国土面积仅居世界第七，但其耕地面积却位居世界第一。
耕地面积包括可耕地和永久作物用地大约在1.55亿至1.8亿公顷之间，也就是说，印度的耕地面积就占了其国土总面积的50%左右。
相比之下，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但受限于山地、高原等地形，耕地面积约为 1.28亿公顷，尽管印度的耕地比中国多出约 0.4亿公顷，但其粮食总产量却不到中国的一半。
看到这里，估计就有小伙伴疑惑，印度为何能在有限的国土内拥有如此庞大的耕地面积？
其实，印度的耕地面积主要得益于以下自然条件：地形平坦：印度地形以平原和高原为主（如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大部分土地非常适合耕作。
气候适宜：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光热资源极其丰富，几乎全年无霜期，农作物可以全年生长。
水源充沛：境内河流众多，且受季风影响，全年降雨总量大，为农业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印度的粮食产量问题也是一种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长期依赖粮食出口来换取外汇；
另一方面，印度在某些年份又不得不大量进口小麦、豆类等农产品来平抑国内物价。
也就是说，印度存在着“粮食丰收”与“底层挨饿”并存的情况，尽管当年粮食丰收，国内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但印度政府为了换取外汇，还是会优先出口粮食。
当印度国内粮价暴涨时，印度政府只能被迫向国际市场求援。
且印度的土地改革，也是一个大问题。
根据印度教传统的遗产继承法，土地通常由所有儿子平等继承。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这种一代代传下来的分割模式，使得印度的农场规模急剧缩小。数据显示，印度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已从1970年代的2.28公顷，骤降至2015-16年的1.08公顷，并在2021-22年进一步降至0.74公顷。
目前，高达86%的印度农户经营着小于2公顷的土地，其中68%属于小于1公顷的“边际农场”。
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基于2011年社会经济种姓普查的研究，印度最富有的10%农村家庭拥有全国44%的土地；最顶端的1%家庭就占据了18%的土地。
部分研究指出，全国约42%的耕地被不到6%的地主牢牢掌握，在比哈尔邦和旁遮普邦等部分地区，甚至存在单个地主拥有超过一半村庄土地的情况。
由此，来到了本文的印度土改一事。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推行了土地改革，但由于其建国路径是通过谈判与妥协而非彻底的社会革命，导致旧有的地主阶级和种姓制度并未被根本打碎。
印度土改的第一步是废除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柴明达尔”（中间人包税地主）制度。
“柴明达尔”（Zamindar）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 “土地持有者”。
在莫卧儿帝国时代，柴明达尔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人，主要职责是替帝国征收田赋，并按比例提成作为报酬。
真正改变柴明达尔命运的，是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为了稳定财政收入、培植统治支柱，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在孟加拉、比哈尔等地推行了著名的 《永久定居法》。
这项法案将柴明达尔从“包税人”法律上确认为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变成了“法定地主”。
到印度独立前夕，柴明达尔们已经占有了全国约一半的耕地。
为了废除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柴明达尔”，印度政府支付了67亿卢比的补偿金，也就是说，这笔补偿金，不仅确保了原土地所有者阶层未遭受经济损失，反而获得了大量现金。
拿到了巨量钱财的柴明达尔们，利用获得的财力和地方影响力，成为后续更深层次土改的强大反对者，比如当时的印度法律对“自耕地”定义宽泛，柴明达尔们利用漏洞保留了最肥沃的土地。
单单在北方邦，柴明达尔们就以“自营地”名义保留了约700万英亩的土地。
印度的土地改革规定，佃农需要向国家支付一笔费用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这笔钱被称为“地价”。对于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赤贫农民来说，根本无力支付。
而且，印度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登记在册”的佃农才有资格获得土地。许多赤贫者是口头租种的“无契佃农”，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说，印度的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有产者”色彩，主要保护的对象是实际耕种的佃农和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而不是那些完全没有任何土地的农业无产者。
尼赫鲁的改革失败后，多年以后，莫迪接过了土改重担。
莫迪深知“没有土地，修不了路，也建不了厂”。
为了在名义上保护农民利益，印度出台了极其严格的征地法律。在印度，与土地相关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所有者，还包括实际耕种者、佃农以及地方宗族势力。
无地农民和佃农虽然没有地契，但手握选票。地方政客为了选票，往往会将外资项目或政府基建当成“提款机”，通过环保审查、劳工合规等理由进行阻挠或敲诈。
一项资源拥有太多所有者，且每个人都拥有否决权。在印度修一条高铁或建一个工厂，往往需要和成百上千个分散的权属人逐一谈判，只要有一户“钉子户”不签字，整个项目就可能停滞数年。
2020-2021年，莫迪政府试图推动新的农业改革法案，旁遮普邦等地的农民直接开着拖拉机进行长达一年的“进军德里”抗议，农业改革法案最终被迫撤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