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逃出这里。”“教官”曾这样宣告。事实上，比高墙更难翻越的，是至亲的无知、背叛与伤害。这是一群被父母花钱送去“矫正机构”的成年人的故事，在那里，他们反抗、装作顺从、试图逃离……并无一例外，在走出学校的那一刻，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文 |易方兴
编辑 |楚明
从家里被“带走”
确认好了——“门是反锁的，窗户是关着的，我是安全的。”
此刻是凌晨2点44分，在湖北襄阳，31岁的付辉躺在自家卧室的床上，身穿睡衣，盖着被子。她正发着高烧，跟父亲吵架后，这已经是她不吃饭的第三天，她用这种方式来反抗父亲。但她很虚弱，已经决定明天去采点板栗，并且吃点东西。而现在她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
直到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进院子，停在窗外。
付辉被吵醒了。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落在她的房门外。
“来了几个客人，出来招待一下。”门外传来父亲的声音。
付辉没动，也没出声。凌晨2点半的客人？她不信。
门外换了人。一男一女，自称是“湖北学院”的，要把她接走去学技术。付辉依然躺着。她有底气——门已经反锁，外头打不开；两扇窗户也都死死钉着不锈钢防盗网。谁也进不来。
半小时后，哄骗停止了。
窗外传来细微的金属摩擦声。付辉一直以为防盗网是焊死在水泥里的，但实际上，底座只打了膨胀螺丝。外面的人正在一颗一颗地卸螺丝。
十分钟，西边的窗户被卸下来了。
带队的自称“杨教官”的踩着凳子，直接翻窗跃入。他冲到床前，一把掀掉付辉的被子。
付辉拼命挣扎，右手一度从对方的手里挣脱出来。但太迟了。“杨教官”转身扭开房门，等在房间外的两个人也冲了进来。
两个人卡住付辉的双臂，第三个人则抱住她的双腿。她被彻底按在床上，只能眼睁睁看着天花板。
与此同时，“杨教官”找来一个白色蛇皮袋，拉开衣柜，把付辉的外套、内衣一股脑往里塞。在这半小时里，付辉的父亲就站在一旁，没说一句话。
她像一件沉重的行李，被两人架着胳膊、一人抬着双腿，腾空抬出家门，反向塞进黑色面包车的后座。车门落锁，车窗摇死。
黑暗的车厢里，导航的声音响了。有人故意大声说：“导航到湖北技术学校。”但随着车轮飞驰，付辉感觉不对。车是往重庆开的。
这是一场长达12个小时的漫长“押运”。付辉穿着睡衣，发着高烧，身体虚弱。她曾尝试拉开车门跳车，但门被锁死。一路上，押送的人在车里吃八宝粥，付辉一口没吃。
途中停了三次。付辉要上厕所，但这个过程也被监视着，女员工盯着她，三名男性则在附近把守。后来，一个男人对她说：“三天之后，如果你再不听话，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同样是被剥夺自由，24岁的重庆女孩许绣，更早地就认命了。
事发当晚的七八点钟，窗外下着大雨。许绣正待在楼房的卧室里玩手机。她确诊了抑郁症，在家休养，但日夜颠倒的作息和“摆烂”的状态，让父亲没了耐心。
没有敲门声。家里的密码锁“滴”地一声开了。父亲提前把密码交给了一家名为“赋苗”的机构的人。
几个陌生男人和一个女人闯入房间。“你好，你家里看不惯你这个状态，你爸给你报了个心理培训，跟我们去上课。”
许绣懵了。她本能地抗拒，伸手去推搡那些逼近的人，嘴里喊着不愿意去。但对方根本不废话。见她不肯走，几个人顺手抄起一床被子，劈头盖脸蒙下来，将她裹住。
几双手架起被子里的许绣。她被拖出家门，塞进电梯，直奔地下车库。
在黑暗的车里，许绣放弃了挣扎。她甚至没有大声呼救。在重组家庭长大的她太清楚父亲的冷漠与强硬——他只给钱，从不提供精神安慰。“这个事情是我爸的主意，我说啥都没用。”许绣在车里缩成一团，“要是跑了，他一定还会把我送过去。我觉得没必要挣扎了。”
而就算是成年男性，面对这样的局面，也无法反抗。
陈明也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因为学业压力和母亲常年的情绪勒索，他很痛苦，主动要求休学一年。但父母不仅拒绝，还强行停了他的药，理由是“吃药伤身体”。
事发那天，父亲换了一副面孔，告诉他，要带他去重庆沙坪坝的一所医院进行复查。陈明信以为真，跟着父母上了车。
终点根本不是医院，而是“赋苗”。
自由从刚踏进营地就失去了，“教官”一把抢走了陈明的手机，将他往宿舍楼“押送”。意识到被骗的陈明一下明白了，他破口大骂，奋力反抗。
没有任何警告。“教官”扑了上来，抓住陈明，将他重重地甩在宿舍的木地板上。紧接着，对方顺势压在他身上，用膝盖顶住了陈明的气管。
“我当时已经快呼吸不了了，很窒息。”陈明说。
像这样，凌晨卸掉的防盗窗，雨夜泄露的密码，复查疾病的谎言……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只要父母支付了那笔昂贵的费用，无论是31岁的职场女性、24岁的待业青年，还是成年的大学生，他们的人身自由都会在几十分钟内失去，并被带到门后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并非监狱，但同样有许多铁门。
铁门“哐当”一声砸上，落了锁。付辉被扔进了成年人部一部一分队。
一开始，她听里面的学员说，只要绝食7天就能被放出去。她在家里已经断食了3天，她觉得，只要再坚持几天就行。
“教官”很快注意到了她。为了让她吃饭，两名强壮的男性走过来，把她拖翻在地。他们抓起她的胳膊，像拧湿衣服一样，开始反拧她的手腕，让她吃饭，但她依然拒绝。
到了第7天，“教官”失去了耐心。
付女士被强行架进了一个房间。四五个男人将她仰面按倒在粗糙的地板上，压死双腿和胳膊。一只手伸过来捏住她的下巴，用力往下掰。付辉紧紧咬着牙，对方拿起一根木筷子，硬生生撬进她的齿缝。
“咔嚓”一声，筷子断了。付辉觉得下巴肿了起来。
嘴最终被撬开了。“教官”拿来矿泉水瓶，里面勾兑了高浓度的浓缩葡萄糖浆，他将塑料瓶口塞进付辉嘴里，用力往里挤。付辉拼命挣扎、呛咳，一共被硬灌了3瓶。“肚子感觉被烧坏了。”付辉说，高浓度的糖浆在久未进食的胃里引发了疼痛。
灌食结束。两名“教官”把付辉架回女生宿舍，扔在地板上。她连爬上床铺的力气都没有，只能一点点挪动，瘫倒在桌子旁边。
这时，同寝室的女室友走过来，探了探她的情况。室友劝她想开一点，让她上床去睡，趴在地上不好。付辉回答，自己动不了了，一点爬上去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个31岁的成年女性，为什么会遭遇这些？
在这之前，她一直在村里做文员工作，同时在一款游戏里做陪玩当兼职。她给家里买了各种厨房电器，给父母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还把赚来的钱放在父亲那里。但在父亲眼里，在家坐在电脑前不叫工作，是“不务正业”。他要求付辉搬出去上班。
父母的争吵也关于工资。付辉发现父亲在短视频平台上乱花钱，于是要回了交由他保管的存款。失去掌控权让父亲暴怒。他拿出46500块钱——其中3万还是借的钱——雇人撬开了女儿的窗户，抓女儿去“改造”。
对这些子女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在家是一种“罪”。
24岁的许绣在重组家庭长大，童年的记忆是父母经常吵架，她在房间战战兢兢，随后父母离婚，父亲坚持要了抚养权。但一直以来，父亲性格强势，只提供物质，不给任何情感安慰。常年的压抑下，许绣患上了抑郁症。她曾试图跳江，也曾割破手腕，一口气吞下十几颗药。没死成后，她主动要求家人把自己送进精神科住院。在那段住院时光里，父亲只露了三次面：办入院、中间探望一次、接她出院。
休学在家的许绣作息颠倒，闭门不出。父亲不理解抑郁症，只觉得女儿是在家里“摆烂”。他以为花钱把人送进机构，通过上心理课，就能把一个“颓废”的人变成一个作息规律、“精神饱满”的人。
而成年的大学生陈明，则曾在重点高中的学业压力下患上了抑郁症，而在外打工的母亲还常年对他抱怨：“你看我赚钱不容易，别折腾我了。”
陈明向家里提出休学一年专心治病，保证治好后继续念书。但父亲不仅拒绝，还撂下狠话：“如果你不去上学，我就把你送去戒网瘾机构。”
父亲最终兑现了这句话。
孤岛
这处原本是老旧高中的校区，如今被物理隔绝成了一座孤岛。
四周围墙高约5米。为了防止有人翻越，墙头又焊上了防攀爬铁网。营地内部分布着100多个摄像头，盯着操场、食堂、教室和宿舍，这是学员们仅有的四个活动点。
每天清晨6点，伴随着哨声，一天的消耗开始了——之后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如此。
学员必须先去操场跑上5圈。比如24岁的许绣，刚进营的第二天早上，甚至只能穿着昨晚被抓走时穿的那双拖鞋在跑道上狂奔。跑完步是严苛的队列训练，站军姿、练蹲姿，一站就是一到四个小时。
到了饭点，食堂要求绝对的服从。有段时间，开饭前，所有人甚至必须大声背诵一篇80多字的“食物感恩语”。食堂里禁止交头接耳。陈明曾亲眼看到，一名学员在吃饭时讲了一句话，远处的“教官”直接抄起一把沉重的凳子砸了过去，精准地砸中那名学员的腿，紧接着冲上去一顿怒吼。
晚上6点，白天的训练结束，学员们回到宿舍楼。如果有惩罚，回到宿舍楼之前，有时候还需要做几百个深蹲和仰卧起坐。直到晚上8点，几十个人排队共用一个厕所洗漱，一直排到晚上10点熄灯。随后，宿舍的铁门被“哐当”关上，落下两道锁，楼下由专人整夜值守。
要管理这几十名成年的男男女女，“教官”们最常用的手段是“大锅饭”——一种严苛的连坐制度。
“教官”定下的规矩是：哨声一响，要求全队在1分钟内从1楼狂奔冲上5楼宿舍站好。总有人跑不上去，结果就是所有人一起挨整。在队列里，如果有一个人走路没抬高脚面，或者队伍看起来不够整齐，整个分队就会被罚走“鸭子步”。许绣记得，她曾半蹲着从操场一路走到寝室外，走到中途实在跟不上，只能悄悄半站起身子往前挪。
为了切断向外联络的通道，纸和笔被列为绝对的违禁品。每到周日，“教官”会对宿舍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
许绣曾试图反抗这种封锁机制。她把一支圆珠笔悄悄藏进放零食的袋子里。当时，一名女学员偷偷写了一张纸条托人传给家长，家长却转头告诉了“教官”。那名女学员被“教官”拉出去训斥，回来时浑身发抖。“教官”认定女生们在“搞小团体”，把所有女生调到空地上教训。为了保护同伴，许绣主动拿出自己藏的圆珠笔，谎称纸条是自己写的。但谎言很快被戳穿——纸条是铅笔写的。
惩罚随之降临。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学员们被要求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训话的时间也更多。
当连坐和体罚无法让人屈服时，肢体暴力便会上场。
陈明曾看到一名学员在下楼时，偶然撞到了路过的“教官”。学员顺口抱怨：“你抓我干什么？”“教官”发怒，解下腕上的手表，缠在拳头上当做指虎，把那名学员按在墙上，朝着脸和腹部猛砸了一二十拳，最后将学员打倒在地。
所有的控制、体罚与暴力，最终都指向了这门生意的核心——钱。
这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机构多在短视频平台投放“戒网瘾”“治抑郁”“重塑人生”的招生视频，精准吸引焦虑的家长。有机构甚至开出一年12.58万元的报价，上门“接送”还要另收每公里2.5元的费用。
在“赋苗”，每名学员每个月的学费也达到1万元。如果学员需要看病开药，或者购买卫生巾等日常用品，机构会收取更高的价格。
而机构里所谓的心理辅导，只是心理老师照着PPT念一遍。
为了让家长心甘情愿地持续掏钱，“教官”们每天都会拿着手机，拍摄学员们跑操、叠方块被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以此证明学员正在“变好”。遇到节日，机构会发一点零食，让几十个摄像机和手机对着学员，要求他们对着镜头念出感恩的台词，制造出其乐融融的假象。到了父亲节，学员会被要求写稿子，对着镜头承认自己在这里改变了。
“那些话我都不是真心说的，都是在演戏。”陈明说。
逃离与顺从
在“赋苗”，物理意义上的逃离几乎是不可能的。
付辉曾尝试过一次。那是在快要吃午饭的休息时间，她坐在三号公寓楼里，盯着一扇没有完全锁死的铁门。门上挂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粗重插销锁，钥匙就套在拉环上。
当两名“教官”离开视线，她猛地冲过去，试图提起锁头、拔出插销。但她还没来得及拉开铁门，周围一名充当“教官”眼线的学员立刻大喊起来。两名“教官”瞬间冲到跟前，一左一右扭住付辉的胳膊，将她控制住。
哪怕翻出了这扇门，外面还有更高的墙。付辉所在分队的男学员小凯，曾当着许多人的面，徒手翻过了那道高达5米的防护网。“教官”们没有慌乱，他们直接拉开车门，踩下油门开车去追。廖凯很快被抓了回来，带进小房间。“再出来时，他的腿瘸了，躺在床上很多天都没能下地。”
当反抗无用，许多人开始学会伪装与顺从。成年的大学生陈明很快摸清了这套生存逻辑。他觉得，在这里，决定学员能否提前回家的，是他们的评估报告，“我必须不断表现得好像自己改好了，但怎样才算好，我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在所谓辅导谈话时展露出负面情绪，心理老师就会在报告上写“学生还接受不了”“还没改造好”，家长一看，立刻续费加期。“你压根不敢跟他说实话，”陈明回忆，“心理老师问你过得好不好，你只能说，我在这里已经过得很好了，我也适应了。”
在一次营地组织的“舞蹈课”上，陈明膝盖骨折，本以为能休息一段时间，但“教官”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医，也没有通知家长，只是说扭伤了。陈明疼得无法行走，只能一只脚垫着，拖着断腿在营地里硬生生走了一两天。
后来疼得受不了，去医院拍了核磁共振，才确诊骨折。但他依然没有得到休息。骨折一个多月后，“教官”盯着他下达了命令：“腿不好，就练手。”陈明被逼着趴在地上，拖着一条断腿，硬生生做了100到200个俯卧撑。
看不见的网
在这里，还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是学员们互相织起来的。
在“大锅饭”连坐惩罚的高压下，信任最先断裂。为了少被罚，或者仅仅为了能多喝一杯奶茶，一部分学员主动向“教官”靠拢，成了专门盯梢、告密的“眼线”。
31岁的付辉极度痛恨这些举报者。她看得很清楚，只要听“教官”的话、帮忙监视同伴，这些眼线就能在营地里过得稍微舒服一点，甚至能分到一点特权。但付辉不愿意这么干。她脾气硬，受不了控制和羞辱，宁愿一次次被按在地上打，也不低头。她只觉得悲哀，那些本来就生着病、被父母骗进来的人，在“教官”的威逼哄骗下，变成了监控其他学员的工具。
但因为害怕被连累挨整，大家自发变成了彼此的看守。在这里，你不敢相信任何人。人心里想的，往往不全是黑或者白。24岁的许绣，就碰到了这种矛盾的时刻。
那是重庆夏天最热的一天，训练间隙，一个男“教官”买来了一批三四块钱一根的巧克力冰棍，说猜对脑筋急转弯的人才能吃。许绣没猜中，只能坐在一旁咽口水。
这时，旁边悄悄递过来半根咬开的巧克力冰棍。递冰棍的，是分队里另一个伙伴。这是少有的温情时刻。而一个出了名的“眼线”也跟许绣诉过苦，对方压低声音，说“等我出去之后，也想去告这个地方”。
许绣觉得，很多人“心里也是被迫的”。为了熬下去，他们戴上面具讨好“教官”，转过头来，自己心里也会痛苦。
不仅是学员，底层的“教官”也在这套系统里身不由己。
并不是所有“教官”都只会打人。以前有几个年轻“教官”心软，看大家可怜，就偷偷从外面买糖果回来分给学员吃。但这坏了机构的规矩，没过几天，这几个“教官”就消失了。
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地方，一点点吃的东西，就成了人和人之间最实在的交情。
陈明说，平时“教官”根本不让买零食，只能买点水和牛奶。唯一的吃零食机会，是逢年过节机构统一下发，但这背后的代价是配合“作秀”。好不容易拿到手的零食，还存不住。陈明最怕每周日傍晚，“教官”会挨个宿舍踹门，进行“大搜查”，把大家平时悄悄藏下来的零食全给没收。
于是，在沉重的脚步声逼近前的几十分钟，成了陈明和几个“患难哥们”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坐在铁架床上，把压箱底的糖果和饼干全倒出来。“你给我吃，我给你吃。”陈明回忆。几个大小伙子狼吞虎咽，拼命把吃的往嘴里塞，赶在搜查前把它们全吃进肚子里。
每天早晚，他们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大家就抓紧这点空档，打一会儿斗地主。有段时间，陈明每天拖着断腿硬熬，他说，能有一个哥们分你一口吃的，陪你打几把牌，这就是支撑他没有彻底崩溃的全部理由。
当宿舍的灯光熄灭，铁门外挂上大锁，属于学员们真正的喘息才刚刚开始。
晚上没有“教官”盯着，在女生寝室里，许绣终于不用再装出一副顺从的样子。她有重度抑郁症，心里憋着巨大的负能量。她躺在窄小的床铺上，压低声音，对着室友不停地倒苦水。
没有人打断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等她说完，黑暗中传来了另一个女孩微弱的声音。女孩说起自己父母闹离婚，把她当皮球踢，逼她站队，最后嫌烦了，直接花钱把她送进了这里。
“家长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改变不了。”许绣在黑暗中轻声安慰她，“尽量把自己搞好一点，以后远离他们就行了。”
在那些熬人的长夜里，这群被家里送来的成年人，心里多少都带着伤痕。她们成了彼此的依靠。许绣一遍遍把心里的憋屈说出来，她发现，自己的抑郁反而慢慢好转了。但她很清楚，“我能变好，并不是因为“教官”，或者机构教了什么。”许绣说，“是我们学员之间同仇敌忾，在绝望里抱团取暖。”
重获“自由”
这场针对成年人的荒诞“改造”，最终并没有以谁的真正屈服而画上句号。荒诞的是，在可以离开这里的原因里，“父母交不起钱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3月23日，31岁的付辉终于走出了这扇大铁门。
她没有完成任何规定的“变好”指标，能够重获自由，仅仅是因为父亲的钱被彻底榨干了。在耗尽了46500块钱之后，机构确认这个家庭再也交不起钱了，让其父亲签了免责协议，等到外伤愈合才把她放了出来。
她没有回襄阳老家，也彻底切断了与父母的联系，一个人躲在外地租房，每天胆战心惊。为了讨一个说法，她联系了多名被殴打的学员，结果，“教官”还伪装成学员加他们微信来套话。
自由的代价是，她已经几乎把剩下的积蓄花得精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控告中。她联合受害者群里的另外9个受害者，将证据寄往了重庆市有关部门。与此同时，她与父亲彻底决裂。
对于24岁的许绣来说，她的转机出现在6月份，来自外界力量的介入——警察来调查。
许绣敏锐地嗅到了风向的变化，决定也用一场表演来配合。在随后的“谈话”中，她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阳光、积极的“痊愈者”。
“我感觉经过这几个月的锻炼，我什么事都不怕了。”她对着“教官”和来探视的父亲演戏，“去考驾照、去上班，都不难了，我愿意去。”
她还精准地投其所好。休学前，她极度痛恨父母沉迷打牌，因为从小到大，父亲只要一打牌就会忘了她；但在营地，她逼着自己向别人学会了斗地主。她向父亲汇报，说自己不仅脾气好了，还学会了打牌，交到了朋友，以后可以跟家里人一起玩。
这套谎言奏效了。7月6日，“教官”在评估上写下“表现很好”，父亲满意地相信女儿终于被改造成功，将她接回了家。
吃着重获自由的第一顿饭，许绣觉得“久违的食物真香”。但回到家后，裂痕并没有真正愈合。许绣把机构里体罚、打人的事情告诉了父母。听完这些骇人的遭遇，父亲似乎有过一丝短暂的触动，对她温柔了一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没了，然后反正又是比较冷漠。”许绣说。
她陷入了报复性的“摆烂”中，每天刷短视频、打游戏，再也没碰过曾经喜欢的书和笔。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她每天早睡早起、主动做饭，小心翼翼地与家庭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
和许绣一样，成年的大学生陈明，也是靠着一副虚假的面具熬到了最后。
他拖着那条骨折的腿，熬满了父母签下的整整6个月的合同期，耗尽了几万元学费，终于在7月份被放了出来。
在里面，他按要求写下“感恩”父母的信件；出来后，他继续戴着这副面具，假惺惺地对父母说自己已经改变了。但横亘在亲子之间的分歧，依然还在。有亲戚看到了新闻报道里“赋苗”打人的事，跑去问陈明的父亲。父亲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相信了“教官”的说法，坚称“新闻报道都是炒作”。而母亲依然像以前一样，时不时用奇怪的语气向他倾倒负能量。
“我现在不敢表露，实际上对他们态度全是敷衍。”陈明说。这个年轻人已经在心底埋下了一个漫长而决绝的计划：他要暗中蛰伏，把大学读完，等自己经济独立、翅膀硬了之后，他将彻底逃离这个家，把父母全部拉黑。
目前，“赋苗”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青年报》也核实，多名被送入“赋苗”的成年学员，有的身患抑郁症，有的仅因与父母关系不好就被宣称能“重塑人生”的封闭训练所困，在机构内被限制人身自由，遭遇体罚、辱骂甚至殴打。
《法治日报》则从法律层面指出，此类机构仅有工商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却对外自称“学校”“特殊教育机构”，一方面构成虚假宣传，另一方面涉嫌非法办学；其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咨询”“拓展”，实际却开展封闭管理甚至行为矫治，本身就超出了经营范围。
202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
即便父母与机构签订了“委托合同”，对成年人的“矫治”也完全站不住脚——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副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已满18周岁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律上不设监护人，父母对其既无监护权，也无管教权，“包括父母在内，任何主体均无法律依据剥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自由”。
从2026年4月起，重庆当地已排查出19个区县的违规教育矫治机构41家，全部清理关停，学员引导安置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地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赋苗”的经营模式、收费项目、日常管理展开调查。
这群成年人虽然走出了5米高的铁网，但心中伤痕还在。这些机构所宣称的“改造”，在收取了高额学费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正向的效果——
它没有治愈任何人的抑郁症，也没有弥合任何家庭的鸿沟。它只是教会了许绣如何用顺从去讨好父亲；把“一千吨愤怒”装进了付辉的心里；并逼迫陈明在假笑的背后，筹划一场与父母老死不相往来的逃亡。
只要回忆起那段日子，陈明的心中只有愤怒。他很坚决地说：“我不会再让他们控制我的人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绣、陈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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