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了《肖申克的救赎》。虽然不记得是第几次看这片了，但沉浸在黑暗的影院里2个半小时，果然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感触。
这个传奇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主角安迪·杜弗伦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越狱，惩戒了坏人。这不止是观众们这么想，片中他的狱友们在回忆他时，津津乐道的也是他当初如何智胜狱警，竟能让凶悍的铁公鸡请囚犯们喝啤酒，然而问题是：安迪关心的是胜负吗？
恐怕不是。安迪这个人的气质，就对权力博弈不感兴趣，与其说他是想要“赢”狱警，倒不如说他想借此机会让狱友获得自由与尊重，在春日午后的屋顶上，喝着啤酒享受自在时光——那甚至不是为了自己，因为在被指控酒醉杀妻后，他已经戒酒了。
这样一个人，本不属于这个灰暗的牢笼，他的世界不在这里，所以老于世故的瑞德才说：
我明白为何有人认为他自命不凡，他的沉静与众不同，一言一行都和这里格格不入，像个在公园里散步的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像有件隐身衣将他和这里隔开。
他最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即便身处泥坑，但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个自由人，坚持要活出人样，即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不仅这样看待自己，对人他也一样。入狱之初，那个胖子被折辱至死，只有他问那人叫什么名字，其他人都面露讶异之色——在监狱这种地方，像这样一个囚犯死去，都没有人会关心他叫什么名字，人命如蝼蚁，只有安迪还关心他是谁。
实际上，在这个泥坑里，还想活出人样就不被容忍。老瑞德一开始就说了，新囚犯入狱都会被欺负，那些恶棍“不惹哭一个绝不罢休”。安迪在入狱之初那两年遭受的折辱，并不只是因为他不肯屈服，恐怕也正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清高就招人恨，恶棍们必欲将之拉进泥坑踩在脚下才能满足。
在这个监狱里，人人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但只有安迪觉得自己是自由的——其他人虽然并不认罪，却承认自己确实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而能否重获自由完全要看权威的脸色。
实际上，这也就是典狱长的逻辑：“ 我只相信两件事：纪律和圣经。你们在这儿两者都能得到，把你们的信仰交给上帝，身体归我。 ”这已经说得很明白：囚犯是丧失自由权利的人，其身体归他任意支配。
在一个丧失人身自由的地方，“自由”意味着什么？
安迪在因播放意大利女高音的唱片被关禁闭一个月后，曾说 “我有莫扎特先生作伴”：
音乐的美妙之处，谁也不能把它从你身边夺走，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这世上还有不用高墙铁栏围起来的地方，有些东西在你心里，他们无法夺走，不能触及，那只属于你。
他说那是“希望”，但那种“内心深处无法被夺走和触及”的，其实是自由。问题在于：并不是谁都能像他这样坚守内心的自由，更不一定能行动起来逃离，那都需要巨大的勇气。
谁不想找回做正常人的感觉？然而当你被判终身监禁，你就交出了自己的人生，越是适应这个狭小的泥坑，就越是畏惧外面那个开阔的世界，所谓的“自由”，只会意味着面对无数看不懂的变动，让人心神不宁，忍不住想要逃回那个泥坑去，因为那里至少有熟悉的安宁。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无数人从狭小的共同体中脱嵌出来，面对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时，都有类似的冲动，心理学家弗洛姆称之为“逃避自由”。本质上说，这就是主动选择交出自己的自由来换取一种熟悉的安全感。实际上，这么做的人恐怕多得多，像安迪这样的人才是极少数。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是美国神话的现代变体：一个与周遭腐败世界格格不入的自由人，历尽千辛万苦也要逃出生天，去往自由的新大陆，忘掉痛苦过往，在那儿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人就很难设想“逃离共同体”——水浒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不但心里还想着招安，而且他们所理解的“自由/逍遥”似乎只是“不受管束”而已，包括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自由；至于近代下南洋的那些华人华侨，不但被骂成遗弃祖居的不肖子孙，还总想着衣锦还乡，叶落归根。
看看国内盛行的影视主题也能看出这种差别：中国人最钟爱的题材之一不是“自由/救赎”，而是宫斗——那是在一个封闭圈子里的复杂博弈，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你只有三种选择：忍、斗、死。想要活出人样？那是奢望。
这次《肖申克的救赎》在国内上映票房惨淡，有人说是太晚了，迟来了32年，太多人早就看过了；还有人说它缺乏那种让人走进电影院的炫目视觉效果；但我想还有一个原因：2000年前后它风靡一时的时候，国内的时代气氛还不一样。
随着社会的保守化，越来越多人对这一叙事也不再那么心潮澎湃，如今的观众或许更喜欢宫斗剧的气氛，想的不是逃离这个泥坑，而是津津乐道不同人物在泥坑里的挣扎与人性。虽然对于那些离开了泥坑的人来说，那些宫斗剧码往轻里说也只是一堆无聊琐屑的破事，就算赢了也没什么意义。
这次重温《肖申克的救赎》，我也更深地意识到一点：尽管片中描述的监狱社会似乎摧残人性，但它不算是最可怕的。犯人们不仅有不错的牢房，甚至还有自己的闲暇时间，一些个人物品也未遭受严查——石锤这种工具怎么可能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都未被发现？
对照一下奥斯维辛，那才是真正的地狱。我曾参观过纳粹的达豪集中营，一个囚室可能塞进二三十人，彼此相互监视，大部分人在入狱不久就被杀害，要逃离难于登天。这种地方存在的目的既不是规训，也不是改造，而是从肉体到精神上全面、彻底地摧毁一个人。即便你在多年的关押后幸存下来，也会虚弱到根本没有力气逃离。
《肖申克的救赎》所呈现的是一种“自由/救赎”模式，认定人的自由意志必将胜利、获得救赎，这种美国式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以理解，但也正因此，奥斯维辛的死难者和幸存者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耻辱而遭厌弃，尤其是在以色列——因为人们责备这些受害者没能像英雄一样反抗并逃离。
设想一下，如果安迪没能逃离肖申克监狱呢？
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之所以在狱中还能活得像个人样，并不仅仅是思想境界高、自由意志强，至少也因美国法律和外界条件还能允许他有一定的空间——固然，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专业才能对狱警和典狱长很有用，才得到了特殊庇护。
然而，也正因为他在内心相信作为自由人拥有法定权利，在人格上与典狱长也是平等的，他才会天真地以为典狱长居然会为他伸张正义，而实际上，在典狱长眼里，他恐怕只不过是奴隶罢了，为什么要让自己失去这么好用的免费工具人？
如果他无法逃离，又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那他就有可能会彻底黑化。在他和瑞德讲到如何为典狱长做假账时，我忽然意识到一点：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如果不是自身品性的约束，那要干起坏事来可比那些只知蛮力的小混混厉害多了。
正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下都能坚守住，没有在狱中的19年里堕落，身上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因而哪怕没有那个光明的尾巴，其人格也足以影响身边那些狱友——哪怕他并不有意如此。
或许我也是老了，年轻时我还情不自禁代入安迪，但这次我开始注意到他身边那些狱友们，发现他们其实也很难得。
那些狱友即便认命，但并没有因为他格格不入、向往自由而排挤他、敌视他，又或指责他连累了大家，反倒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自嘲是“粪坑里的耗子”，瑞德感叹“有些鸟不该被关起来，它们的羽毛太耀眼，监禁它们是一种罪恶”。换句话说，他们和安迪对“自由”其实有着同样的认识，都知道那是好东西。
老实说，我等普通人，在面对那样的境遇时，要成为安迪实在太难了，那需要的不仅仅是头脑，还有强大的自由心性，但我们可以成为瑞德——当看到一个人在泥坑里也要挣扎着活出人样时，别嘲讽他，尽可能地帮助他，即便理解不了他，也真诚地、不带嫉妒地祝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