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眼前的黑密不透风，脚下的足球叮铃作响，球场上不时有球员相撞倒地，伴随着“喂喂喂”的呼喊声。比拉力毫无惧色，带球疾奔，从4名防守球员的围堵中撕开缺口。
只一瞬间，他奋力射门，球旋转着进了球门。他奔跑着欢呼，高高地跃起庆祝。“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觉得自己像在飞。”
那场比赛中，比拉力连进了5个球，后来回忆时，他仍能记得那一刻的畅快。这些瞬间，都被纪录片《喂喂喂，足球队》的镜头捕捉下来。
2021年，制片人苏逸琰带着一部关于盲人足球的剧本来到新疆喀什，想寻找一群盲童当演员。在当地老师的帮助下，她选中了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13个视障孩子。
孩子们从未接触过盲人足球，却很快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他们在磕绊与跌倒中训练，用身体去感知球的方向、队友的走位，用耳朵去捕捉每一次传递。
然而一年后，电影因经费不足，被迫停拍。苏逸琰告诉孩子们：电影不拍了。孩子们的眼神黯淡了下来，直到一个孩子问苏逸琰：“如果电影不拍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踢球吗？”
因为这句话，苏逸琰决定辞掉影视公司总经理的工作，以这群孩子为主角，拍一部纪录片。
用赊来的球场、借来的响铃足球，一群从不敢迈步的视障孩子，从沙漠边陲的操场，一路踢进了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全盲的比拉力在锦标赛的一场比赛中进了5个球，今年3月入选国家盲人足球队集训名单。
2026年7月底，纪录片《喂喂喂，足球队》登上大荧幕。镜头之外，球场的铃铛声仍在继续。
“摔倒很开心，撞疼了也很开心”
2020年，我接手了一部商业电影项目。那是个故事片，讲一位在城市里不如意的教练跑到新疆，被一群踢球的盲童治愈的故事。
这个题材对一个影视工作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中国盲人足球是世界强队，但鲜少人知晓。前期调研时，我先去上海市盲人足球队看了一场训练赛。四个中年盲人运动员戴着眼罩，手搭前一个人的肩膀，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中间还磕绊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眼眶发热。转头看了一眼当时的导演，我们两个目光交汇，我知道他也被击中了。
在采访时，有位运动员告诉我，他体型偏胖，妈妈让他多运动。对他来说，盲人足球场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奔跑。
我确信这是个好题材，于是飞往新疆，去寻找一批盲童当演员。
2021年春天，我来到了喀什。喀什特殊教育学校施行混班制，孩子年龄参差不齐，我挑不出一支整齐的队伍。后来，当地宣传部电影处的人想起了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让老师带一些十三四岁的盲童来喀什，让我们看看。
学校把13个孩子送了过来。他们手搭着肩走进来，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就是一支足球队的样子。
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都低着头，沉默寡言。他们从不知道盲人也能踢足球。学校有足球场、篮球场，也有体育课，但对于盲童来说，体育课不过是到操场上晒晒太阳，打打闹闹而已。
当地没有盲人足球教练，于是我们在喀什的普通学校找了两位足球教练，送去上海突击学习了两周盲足教学，回来给孩子们开了训练营。
盲人足球起源于欧洲，1986年在西班牙举办了第一届世界锦标赛。盲人足球是5人制，场上除了守门员全都戴眼罩。特制的足球里有6个装着小钢珠的铁盒，滚动起来就有铃铛声。
踢球时，除了守门员外，每个队员都要佩戴眼罩。场上的队员通过喊“Voy”（西班牙语，意为“我来”）来沟通，让队友知道他在哪里。“Voy”和“喂”同音，所以我们给电影起名叫《喂喂喂，足球队》。
我在场地上戴过眼罩。眼前一片漆黑，人瞬间丧失所有安全感。即便明知前方没有障碍，身体也会不由自主地放慢，小步小步往前挪。
球场边界立着约一米高的围栏，孩子们每天训练时一遍一遍地用身体撞上去，感受球场的距离和空间，建立起肌肉记忆。
当时比拉力是训练最拼命的一个。他因为青光眼全盲，毫无光感，常常把自己撞到呕吐，吐完抹抹嘴，接着跑。大多数视障学生还保留些许残存光感，唯独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戴上眼罩对他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世界公平了。
我有一次担心地去问他，他告诉我：“摔倒很开心，撞人很开心，撞疼了也很开心。”
他从未有过这种体验。平日里，所有人都绕着他走，他像不存在一样。以前他觉得自己触碰不到任何东西，在足球场上，他发现自己也拥有了冲撞和摔倒的权利。
“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孩子们适应得很快。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敢放开步伐跑动踢球了。他们是声音的捕手，平时听脚步声就知道是谁经过。在场上奔跑时，他们像拥有小雷达一样，避开障碍物，定位足球和球门。
我和导演去孩子家里做前期采访，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孩子们梦里是看得见的。学校里多数视障孩子并非天生全盲，而是因为青光眼、眼底病变、白内障等疾病一点点失去视力。他们对这个世界有过印象，只是那些记忆和色彩在慢慢淡化。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我问比拉力做过什么梦？他说梦到过父母的样子，梦到骑着大鸟去乌鲁木齐。那时，他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乌鲁木齐看看。
比拉力7岁那年视力急剧下降，随后从普校转学到特殊教育学校。他的妈妈和姐姐告诉我，刚失明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也不和人说话。把自己裹进了一个黑暗的“茧”里。他撑过了那些最苦的日子，又遇见了足球——这缕能让他重新感受到快乐的“光”。
如果事情就这样进行下去，这会是一个励志故事。但生活不是童话，电影破产了。
那是2022年，电影行业进入了寒冬。原定的故事片需要几千万元的投资，但没有人愿意投。后来我找了另一个导演，他说500万元就能拍个儿童故事片，可我依然凑不出来。
2022年夏天，我坐飞机去莎车，亲口告诉孩子们：电影不拍了。
孩子们沉默了。我注意到一个叫木扎帕尔的孩子，眼睛里的光瞬间淡了下来。我想了很多安慰的话，但都没说出口。
突然有一个孩子问我：“如果电影不拍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踢球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告诉他们，我去想想办法。后来有孩子告诉我，他们当时觉得我不会再回来了。
离开新疆后，我一直忘不了那群孩子。你不能给了人家一样东西又把它拿走，何况又是那样一群渴望踢球的盲童。
孩子们也经常给我发消息：“巴旦木花开了，漂亮极了，你来不来？”“古尔邦节快到了，过来我们请你吃羊肉。”他们找着各种由头邀请我去新疆。
2023年春节后，我又开始找新的导演，在朋友介绍下找到了李志伟导演，他是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所有短片的负责人，也是戛纳银狮奖得主。
我告诉李志伟，现在的市场很难找到能够满足拍摄经费的条件，而且莎车特殊教育学校当时只有九年义务教育。很快这支队伍一半以上的孩子面临毕业回家，队伍也就散了。他和团队的刘翛然导演商量后，大家一拍即合决定改拍纪录片。不再请明星，也不再设定故事，纯粹以这群孩子为主角，记录他们和足球的故事。
纪录片很难产生商业收益，而且要耗掉大量时间和精力，势必会挤占公司日常运营的精力。几番权衡，我选择辞去了公司高管的职务。
距离上次去莎车已经过了10个月。孩子们平时还会在普通足球场上踢球玩，热爱丝毫未减。他们也根据纪录片的名字给自己的队伍起名叫“喂喂喂”足球队。
作为制片人，我的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但几家此前结识的品牌听说改为纪录片都拒绝了。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15万元的“固定回报投资”作为纪录片的启动资金，到了年限还给他。
筹备电影时，我从另一个朋友那里赊了一套盲人足球场的设备——场地的挡板、球门、20个足球，一共11万元，欠了将近三年我才还上。
其余的我和导演李志伟只能自掏腰包先垫上。我们为了省钱，最多的时候一天倒三趟飞机，凌晨3点起床去机场，晚上将近11点到莎车。摄制组每天住宿不超过100元，把钱攒下来多待几天。钱不够了，就回去筹钱，再回来。
每一次离开莎车，孩子们都问：“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问他们下次来带什么礼物，他们说：“你来，就是最好的礼物。”
体验过，比什么都重要
2023年暑假，上海盲人足球队开始一年一度的集训。主教练张健专程来到莎车，挑选了4个孩子，带他们去上海一起训练，增加实战机会。那是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拉着崭新的行李箱踏上远行的路。
在上海集训了近一个月，除了统筹安排拍摄，我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每晚8点过后超市肉类打折，我就赶过去采购。有一次，我被蒸汽烫出个大水泡，第二天照样带着伤四处找人洽谈合作。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领导后来告诉我，正是那次看到我手上的伤，他觉得我是个不一样的制片人。
后来，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协调各方资源，赞助孩子们去了野生动物园、迪士尼，还看了一场上海海港队的足球比赛。
盲人足球比赛时，观众不能出声，因为球员全靠听觉判断球和队友的位置。而在那场普通的足球赛上，孩子们第一次被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包围。那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热血沸腾。
孩子们没见过大象和长颈鹿。在野生动物园里，他们轻轻抚摸每座动物馆门口的雕像轮廓，用鼻子分辨不同动物的气味。我们还买了树叶让他们亲手喂食。比拉力在纪录片里说：“大象鼻子的皮肤硬硬的。”
有人问我，带盲童踢足球、“看”比赛，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用？
我告诉他们：体验过，比什么都重要。我喜欢尝试一切新鲜事物，孩子们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在海盗船上尖叫，乘电梯登上632米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去盲人咖啡馆喝咖啡，吃跳跳糖，有的孩子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莎车离上海那么远，能去一次太珍贵了，我想让他们少一些遗憾。
然而，另一个问题也迫在眉睫：孩子们即将毕业。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读完初三，有的回家放羊、打馕，有的去将近4000公里外的贵阳学按摩。学校两年申请办高中，都失败了，我担心足球队会慢慢散了。
那个叫木扎帕尔的孩子，年纪偏大。张健教练来莎车选拔集训队员时他已经毕业去了贵阳学按摩。我打电话告诉他和另一个孩子热合曼这个消息，他们连夜买了站票，坐火车赶回莎车。
但太久没碰足球，他们落选了。两个孩子当时就在操场上哭了起来。他们的身体素质很好，如果有高中，或许还能继续踢球。但现在，只有按摩一条路可以走了。
转机在2023年10月出现，上海盲足队来莎车交流，和孩子们踢了一场友谊赛。赛后，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拨付专款至莎车特殊教育学校，为这支球队提供了后备保障。
也是因为这场球赛，自治区残联看到了组建新疆盲足队的可能，后来以“喂喂喂”足球队的班底成立了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2025年，学校申请下来了高中资质。
2024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福建举办。在新疆队对战江西队的比赛中，比拉力一人进了5个球。在全场的欢呼中，我们的纪录片也迎来了高潮。
比拉力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今年18岁的他进入了国家队预备队，正作为替补球员备战亚残运会和残奥会。足球路上，他还要面对更多苦难与磨砺。
代价也同样存在。张健教练有一次说：“阿迪力是个盲足的天才，他带球的柔和程度和对场地的空间感非常好。”但因为长时间踢球奔跑导致眼压升高，他的视力快速萎缩。原来在近处能看见我，后来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已经看不见了。
去年夏天，我回莎车把纪录片放给孩子们看，我察觉到阿迪力的状态不对，笑容明显少了。他告诉我，父亲坚决不让他再踢球了，他觉得自己的热血都没了。
他说自己不后悔踢球。医生说，不管踢不踢，他最终都会因为青光眼导致全盲。他只愿自己的同伴们能进入国家队，替他实现未竟的梦想。听着他的话，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为了这群孩子，一切都值得
我今年51岁了，至今还能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的场景。那时我在北京上中学，学校紧挨着天文馆，下午花2块钱能连着看4场电影，我经常周末跑到那看一下午。
后来回到家乡厦门，我在电视台做过十多年的少儿节目主持人、制片人。可心里那团关于电影的火一直没灭，于是我又去进修导演专业，毕业后扎进影视公司，做制作、做发行。兜兜转转，最后竟拍出了一部关于孩子的纪录片——像是冥冥中早写好的缘分。
片子从开拍到今天，5年时间，花出去300多万元，大部分是我和导演自费垫进去的。团队全是导演“刷脸”邀请过来帮忙的：剪辑师剪过《冈仁波齐》，摄影师拍过冬奥纪录片，大家凭着和导演过往的情谊来仗义相助。然而到了2024年6月，我拖欠的劳务费压得项目难以为继。我瞒着家人办了信用贷，每月硬撑着还3000多元；我又考了健身教练资格证，能挣一点是一点。
刚开始身边没有人理解我，有朋友直截了当地问：到底是拍纪录片，还是在养一支球队？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伸出援手。《喂喂喂，足球队》2024年成为新疆文艺资金扶持项目，2025年也被列为上海市文化润疆项目。
刚辞职的时候，我不敢告诉母亲，直到纪录片上映了她才知道。她挺心疼我的，但觉得我办了一件好事。
真正给我最大安慰的是那群孩子。他们把我当亲人，有一个孩子调皮地说：“苏姐姐你不用生儿子，你有一支足球队。”
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盲人足球比赛中，我们队拿到了小组第七的成绩，孩子们获得了奖金，在县里成了尽人皆知的“神话”。
几年前我随口跟他们聊过，说我小时候嘴馋，想开家冰激凌店，他们竟一直记着。拿了奖金后，他们说要给我投资开冰激凌店，就叫“喂喂喂冰激凌店”。
比拉力的妈妈有一次悄悄跟我说，以前她很操心比拉力长大怎么办。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健全人，能找到工作，而比拉力老了靠什么？现在她不操心了，比拉力成了家里最令她骄傲的孩子。
我女儿也和比拉力成了好朋友。有一次我发现比拉力在自学电子琴，他热爱音乐，又很有天赋。我告诉了女儿这件事，她当时正学尤克里里，就建议我给他们买了一起学。
我买了三把，送给三个孩子，和女儿商量后，在琴背面上用盲文写下：“我是你的好朋友”。女儿每周六通过视频教比拉力弹尤克里里，一连教了好几个月。现在，他已经能完整地弹下一首曲子了。
纪录片7月底开始点映，到现在放了50多场，票房6万多元。口碑一点点传开，很多人问我：有什么能帮到这群孩子的？
我想起了新疆队有一个鼻梁粉碎性骨折的孩子吾布力。他在全国比赛集训时受伤，手术6000多元，校园保险只报销1500元，术后还要面临漫长的康复。
盲人足球运动员受伤风险高，但残疾人本身不符合商业保险要求，各省份对于运动员受伤的福利保障也参差不齐。于是我联系上了曾经帮过我们的上海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把这个最迫切的事说了出来。我们商议设立一个“中国盲人足球运动员运动伤害保障基金”，将社会的善意聚集起来送给那些有需要的队员。
我的一位老师看完纪录片后给我发来一句话：“对孩子们，你做了一件很值得的事；对你自己，不值得。”
但我自己觉得特别值得。中国的视障群体人数超过1700万，中国首支盲人足球队在2005年成立，只有几百位球员踢过盲足。现在，莎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盲足课已经纳入了盲生常规体育课，也组建了盲足女队。
拍纪录片的选择，让我不仅帮孩子们改变了命运，还为整个中国盲人足球做了点事。我还会时常想起孩子们肆意奔跑在球场上的样子。他们谈论起足球时，那一双双晶莹的眼睛里闪耀着梦想的光。
纪录片摄制组在拍摄（左三为苏逸琰）。
2024年，“喂喂喂”足球队的孩子们在学校新铺的盲人足球场地上踢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