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镇宇的讲述里，他与角色的关系不是设计和呈现，而是如何让一个人物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成为他的全过程。
作者|张凡
审签|黑玉红
在电视剧《蝉》中，吴镇宇第一次饰演一名内地法官。
过去，他塑造的一些反派角色深入人心，找他扮演的角色也大多是类似的。但法官余颂凡不一样，这个人物孤独、复杂，最重要的是他需要跳出舒适区，在另一套环境里去建立角色。因为没有见过这类角色，吴镇宇决定接受邀约。
对吴镇宇来说，余颂凡是陌生的。但职业身份、专业术语和法庭的空间，这些陌生只是开始。真正的难点，是在一个情绪极少外露、大量时间独处的人身上，找到他此刻怎么向世界缓缓伸出自己的手。
日前，《博客天下》作者和演员吴镇宇聊了聊这部新作品和关于表演的话题。吴镇宇不太习惯为表演的瞬间做出一些更高级的阐述。比如在拍摄《蝉》时，他更在意这个角色头发该留多长，法庭上的一句话要怎么说，一段情节放在什么样的场景里更合适，以及摄影机打开以后，能不能再等他几秒钟进入状态。
在吴镇宇的讲述里，他与角色的关系不是设计和呈现，而是如何让一个人物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成为他的全过程。当他已经在那个人物里时，一切的表演逻辑就像“自动导航”。
在《蝉》里，法官余颂凡在多年前遭遇过一场针对他的报复，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后来他患上阿尔茨海默病，退休之后，生活又推着他走了一段此前从未想过的路。
剧中有个几秒钟的镜头，是余颂凡在告别法官职业的那一天，把法袍挂好，又回过身抱了它一下。这个动作不在剧本原有的设计里，是吴镇宇在拍摄时自己加的。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答案简单直接：“没有设计，你在那个人物里，就拍了。”
“在那个人物里”需要过程，刚开拍的那段时间，吴镇宇经常觉得自己没有方向，只能慢慢寻找。
《蝉》的开篇有场法庭戏，余颂凡要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冷静地听取陈述、处理案件。真正开始拍摄时，吴镇宇要在陌生的专业语言里完成表演，又要在法庭留给演员的有限空间里，让一个情绪鲜少外露的人逐渐成立。
他拿《边水往事》的拍摄经验做比较。演猜叔时，角色所处的环境已经被充分搭建出来，演员走进去，看见周围的景和人，角色很快就来了。《蝉》不一样。法庭、法袍和专业术语能说明余颂凡的职业，却不会自然地把这个人送到演员面前。
为了饰演这位内地法官，吴镇宇先看了一些纪录片，主要观察真实的庭审状态。发型也经过了调整。按照最初的设计，他原本想把头发剪成更短的寸头，后来发现真实的法官不会留这种发型，最后便保留了一点白发，两侧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这些准备确定了余颂凡的外形和职业边界，却还是不能回答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吴镇宇看来，法官只是余颂凡身上的职业外壳，更难建立的是人物内心。他说：“我觉得，余颂凡是不是法官不重要，他就是余颂凡这个人，因为没有法官会经历过余颂凡的经历。”
职业身份可以通过资料被确认，角色本身却无法完全按照某一个现实中的法官来复制。在片场，找到这个人的过程也很难通过讨论来完成。“不可能有人用嘴巴能告诉你，那个人是怎么样的。”吴镇宇只能进入一场又一场的戏，判断怎样做像余颂凡，怎样做又不像。
角色尚未成立的时候，每个动作和反应都需要重新确认，但一旦“找到那个人”，后面的事情反而会变得简单。吴镇宇说：“每次到片场换好衣服，你就是那个人，你就可以‘自动导航’。”“自动导航”的意义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个人应该做的，就不会跳出来了，所以“你得找到他”。
最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他。《蝉》中余颂凡独处时的状态，为吴镇宇留下了从自身经验出发的空间。演员不需要拥有角色的生活，只需要从自己身上取出能够通往他的那一部分。
这一次吴镇宇取出的，是对独处的熟悉。在戏外，他很少出去应酬、吃饭，有时也不太回信息，就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在北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坐公交车，车上有很大的窗户，我就靠在那里，去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再坐回起点。”这样看似什么都没发生，却又历尽千山万水的心绪起伏，正好适合放在戏里。吴镇宇在演余颂凡一个人在家吃饭、一个人从法院的走廊缓缓经过的生活碎片时，这些独处的经验随时可以被调用。
“我想更低调、更安静一点，去演这个人物。”这几年，从《边水往事》里的猜叔，到《吴邪私家笔记》里的吴三省，不同的角色需要演员以不同的方式让观众看见。在《蝉》中，吴镇宇选择把表演压得更低。
在余颂凡身上，疾病没有被刻意放大，悲伤也很少通过台词直接宣泄。它们藏在他抱住法袍的那几秒钟，藏在他看着阿五照片时慢慢出现的眼神里，也藏在他面对一个陌生孩子时下意识与之触碰的动作里。
找到人物，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停留在演员身上。拍摄现场，吴镇宇习惯先问清楚所有细节，包括但不限于机位和镜头的确认，现场所有人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他站的位置是否安全。摄影机可以先打开，但他不会在指令落下那一秒马上就进入动作。
“你开机要等我一下。”他需要几秒钟，让周围的声音退远一点，自己重新回到角色身上。在他眼里，演员和角色的关系其实很像一种陪伴，“你起码抽一点时间跟他相处一下，那个人就会出现了。”
对那些没有对白、也没有明显情节转折的戏来说，这几秒尤为重要。情绪藏在身体里，演员也不能随意读取。如果现场不断被打扰，或者表演因为各种原因要一遍遍重复，第一次出现的感觉很可能就找不回来。
与法袍告别的那场戏就是如此。第一条里的拥抱发生得突然，源自他的本能反应，后面几条有了明确目标，反而失去了最初那种无声的力量。后面怎么都演不出一开始的效果，原因在吴镇宇这里十分明确：“整个戏应该要从皮肤里出来，不是演表情。”
有些反应无法被提前安排，也很难在每一条里准确复制。演员当然可以重新完成同一个动作，但身体为什么在那一刻转回去，余颂凡为什么舍不得那件法袍，并不完全来自一句能够说清楚的心理分析。人物已经在那里，动作才会发生。
还有一场没有对白的戏，同样来自入戏后的真情流露。那一段是余颂凡拿着自己孙子的照片，坐在河边，看陌生的带小孩的家庭从眼前走过，其中也有和孙子杨阿五差不多大的两个男孩。
但拍这场戏的时候，导演还临时安排了一个一岁的刚会走路的小婴儿，希望他和这个小婴儿的互动，更易触发余颂凡生命中多了一份亲情血缘牵绊的感染力。
演这段时，吴镇宇没有预先确定该在什么时候流露情绪，只是让视线跟着那个并不知道自己在拍戏的孩子移动，直到某个瞬间，一点感触才慢慢冒出来。“情绪不是你说要来就来。”
小孩子不按成人的指令准确行动，为了顺利完成这场戏，吴镇宇就拿出蓝莓，一颗一颗地递给他。看小孩子专心吃起来，不再理会站在一旁的父母，吴镇宇便立刻从余颂凡的角度做出反应：“你就马上要进入余颂凡的思考，这个小孩子是否走丢了？你要看看周围，找他父母在哪里。”
特别是白天拍摄还经常要赶天光，留给演员的时间并不宽裕，但这样的表演，恰恰需要镜头多停留一会儿，让那个最打动人的眼神自然出现。而且它最后能不能被观众看到，也并非只由演员决定。有些状态需要摄影光影的加持，进入后期，还要靠剪辑从不同镜头里找到最恰当的停顿。
看到成片时，吴镇宇很喜欢这一段的处理，因为剪辑默契地留下了那些没有对白的眼神。“有时候，你眼光看着小朋友走来走去，突然间，就会有一阵感动冒出来。”
于是镜头记录下了这样一段画面：余颂凡先看向四周，确认孩子是不是独自出现，再决定怎样靠近和接触他。这里没有预先设计好的情绪，余颂凡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眼前发生的事情。到这一刻，吴镇宇解释表演时那个“自动导航”的说法，就成了一个个具体的眼神和动作。
剧中余颂凡的阿尔茨海默病也被放在类似的尺度里处理。准备角色时，吴镇宇没有为展现疾病准备专门的动作，不会刻意增加遗忘、迟疑或找不到路的表情。故事写到哪里，他就处理到哪里。一些早期的异常，要等观众知道病情以后，回过头才慢慢意识到。疾病会改变余颂凡之后的生活，却不需要在每场戏里压过这个人本身。
剧中的很多地方，余颂凡都没有用于解释自己行为的台词。吴镇宇只是让那个已经失去过家人、还将一点点失去记忆的人，继续按照自己的本能去看、去伸手、去行动。
在吴镇宇这里，把表演压低，不等于把判断一起收回去。有时候，为了让余颂凡停留在那个安静的尺度里，他反而需要不断确认和追问，必要时，甚至推翻一些已经拍完的部分。
最先必须解决的是余颂凡的台词。开拍之初，法庭上那些拗口的句子给他造成了很大压力，专业术语很容易盖过表演本身。后来的解决办法是，一些法庭戏由他本人后期配音，绝大多数的戏则更多地保留了他现场的原声。
就算这么难也坚持原声，是因为他发现配音演员再厉害，也很难复现演员本人站在现场的判断。“我在现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讲这句对白，用什么心情来讲，他们可能都不清楚。”
对他来说，声音不是表演完成后可以被单独替换的一层滤镜，它和当时的眼神、动作以及人物所处的情境连在一起。等到为《蝉》做后期配音时，他渐渐熟悉了那些原本艰涩的句子。导演从两广地区的五座城市里选择柳州拍摄，也是考虑到他的原声放在这里不显突兀。
《蝉》拍完之后，吴镇宇和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口音彻底和解了。现实生活中本就会遇见各种口音的人，他没必要让这个差异影响自己对角色的整体塑造。他希望下一部在内地拍摄的影视作品也能用原声，“不用原声……就不接了吧？配音肯定效果不好。”
声音之外，人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也会直接影响他的判断。余颂凡有一场买东西忘记付款的戏，最初被安排在一家堆满了辣条的生活超市里。拍摄时，吴镇宇在货架间辗转，始终觉得人物和周围的环境无法贴合。“为什么要在这个景里面转来转去？”后来这场戏导演改了剧本重新拍摄，空间变了，他所需要的都市感也随之出现，“最后在咖啡店重拍，那个时尚感出来就舒服多了，而且剧情调整为买两次饮料，而不是忘记付款被售货员指责。”
但看出一场戏哪里不对，还只是第一步，要让这些判断真正改变已经确定的场景和拍摄方式，他还需要和剧组建立起一种可以直接交换意见的工作关系。
刚开始合作时，吴镇宇并没有立刻把所有疑问都摊开。他会先看几天，等彼此熟悉了再说。到后来，他开始直接追问为什么要这样拍，人物为什么会这样做，也开始把那些无法说服自己的地方一一提出来。
这种工作方式，是从在香港拍电影时就延续下来的。他会当面问杜琪峰：“这个对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发现一个镜头缺失，他也会直接提醒刘伟强：“你漏了一个近景。”到了《蝉》的片场，他和导演袁玉梅也建立起这种直白的沟通方式，许多事情也就不必再客气地绕开。吴镇宇很开心导演会尊重他的质疑，并很快会拿出更好的方案，让每场戏都变得有意思、有价值。
直接且充满信任的沟通方式，让吴镇宇在《蝉》的剧组中体会到了久违的“共创”的快感，连吃饭都变得更香了。
剧中，余颂凡和丁宁（钟楚曦饰）因为案子而相识，之后产生了很多联系。吴镇宇觉得，两个人之间好像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秘密。在表演的时候，吴镇宇没有为余颂凡预设太多，只是按照人物心理走，“我没有理由给他一个逻辑，那样会想太多，跟丁宁的相处，舒服就完事了。”如果在表演的过程中，觉得有哪里没那么舒服，好像少了点什么，吴镇宇就会直接提出来。
导演袁玉梅记得，有一场丁宁早上从余颂凡家里出来的戏，剧本上写只是下楼，但具体怎么下楼，什么样的状态，要靠演员的理解和发挥。吴镇宇表演第一条时，表现得东张西望，很不自在。
现场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是演错了？袁玉梅瞬间理解了吴镇宇的想法：自己独身这么多年，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女生，还牵着小孩，他是怕邻居的眼光的。“所以，他就下意识跟丁宁离远了一点，他演的就是故意撇清关系的感觉”。于是袁玉梅提出如果余颂凡下楼的时候，有一个路过的邻居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应该加一下路人的群演，来让整场戏的人物关系变得完整。
多场戏的很多细节，都是吴镇宇和导演在现场磨合出来的。导演袁玉梅和吴镇宇都很开心这种“共创”，“到了后面，我们已经不需要交流那么多，讲两句我就知道要怎样拍了。”
在吴镇宇看来，提意见不是拍摄之外的额外麻烦，而是完成表演的一部分。他所谓的“共创”，有时恰恰表现为不肯轻易顺从。景不对就追问，台词不顺就调，一个人物的逻辑没有被理顺，也不能仅仅因为拍摄已经完成，就假装问题不存在。他明白，能做到“共创”并不容易，“要导演制作人他们允许，也要演员能给出一些东西。以前在香港拍电影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主创团队都敢于直面问题，一些早期拍摄不够的部分需要补拍。吴镇宇并不觉得这是在增加工作量，反而说：“听见能补拍一些东西，就很兴奋。之前演错的，能改。”
剧本上的白纸黑字，深夜群里的飞页，现场的临时发挥，还有他从自己身上取出、借给角色去用的部分，共同构成了《蝉》里的余颂凡。他哭过、笑过、绝望过，也重拾希望过。
从这个人物被一点儿一点儿塑造出来的过程里，也能看到那个被很多人形容为“亦正亦邪”的吴镇宇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他直接、认真、坚持，不仅是对余颂凡这个角色，也是他当演员40多年，为自己这份工作立下的规矩——戏，本就应该这么演。
吴镇宇坦言，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能选择的角色并不算多。他塑造过很多经典的角色，但因为反派角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脸谱化的反派角色想让他来演。以前，他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工作来解决养家糊口的现实问题。现在，当那些压力逐渐卸下，他开始更在意角色是不是有趣，故事里有没有此前没尝试过的新东西。
聊到这里，他一边笑着一边打趣地说：“感谢我之前接那么多‘烂片’，现在才有选择的余地。”
今年12月，吴镇宇即将迎来自己的65岁生日，到这个年纪，重复过去的角色形象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更期待的，是哪怕拍少一点，也想把时间和精力留给陌生的新可能。“不是不想演反派，有好玩的我还是会主动要求。我会要求说，为什么不找我演这个？”
他把这些年在内地拍电视剧的经历称作一次“重生”。“其实在内地是‘重生’。拍电视剧，不想留下不好的作品，可能弥补一下之前拍那么多不好的作品。现在想留下一些自己也开心的作品，就是这样。”
至少，像2024年高口碑的《边水往事》和最新的这一部《蝉》，都是他想留下的那类作品。无论是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布局深远的猜叔，还是经历了跌宕起伏人生的余颂凡，都由吴镇宇一段一段地塑造。
他不想为表演的过程寻找一个更高级的说法，只是反复确认一句台词该怎么说，一个动作是不是表演痕迹太重，一个场景能不能让角色立住……等这些问题被一一解决，就会化作一个镜头里真正活过一次的人，去完成那个属于角色的“自动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