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紫禁城后宫，德妃乌雅氏隔着帘子见胤禛和胤禵。她没有急着摆母亲架子，而是先让两位皇子依礼行礼，随后才叫人收起帘子：“他们是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没的装神弄鬼。”这个细节看似家常，实际上已经点明了她的生存准则：礼数不能乱，分寸不能失。
《雍正王朝》里，乌雅氏并非靠锋芒夺人注意。她说话不多，表情也常显得迟缓，遇到大事甚至像是反应不过来。可正因为如此，她反而很少成为众矢之的。后宫最忌讳的，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能力。
她出身并不显赫。按照剧中设定，乌雅氏早年只是内务府宫女，后来凭借生育皇子、谨慎处事，逐渐进入康熙帝后宫的核心位置。她生下胤禛、胤禵等子女，母凭子贵是事实，但只会生育，未必能在康熙晚年的复杂局面中站稳脚跟。
康熙朝的皇子争储，表面上是阿哥们在朝堂上角力，背后也牵动着各自生母的处境。惠妃、宜妃、德妃都拥有皇子支持，彼此之间既有身份差距，也有宠爱、出身和子嗣数量的较量。乌雅氏没有像某些嫔妃那样频繁干预政事，她采用的是另一种办法：尽量不留下把柄，却让皇帝始终记得她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她并不把“疼儿子”表现得太明显。胤禛来请安时，她讲规矩，胤禵犯错时，她也没有一上来替儿子辩解。太子胤礽复立前后，胤禵因与胤祥冲突触怒康熙，乌雅氏带着儿子前去请罪，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她对康熙说：“都是臣妾没有教好孩子。”胤禵则跪在一旁，摆出甘愿受罚的姿态。母子二人没有争辩，也没有拿亲情逼迫皇帝，而是把“认错”做足。康熙正在病中，其他皇子又牵涉举荐太子之事，乌雅氏这一跪，既替胤禵卸去了部分锋芒，也让康熙看见了她的谨慎。
这场请罪的关键，不在哭得多伤心，而在于她没有把皇帝逼到墙角。宜妃更习惯用亲近、服侍和眼泪表达求情，乌雅氏却把自己摆在“教子无方的母亲”位置上。皇帝可以惩罚她，却很难继续重罚两个已经认罪的儿子。
随后，康熙对八爷党相关人员从宽处理，同时晋封德妃为皇贵妃。剧中没有把这次册封简单拍成母凭子贵，而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平衡：八爷党势力不能逼得太紧，十四阿哥也不能过分抬高，乌雅氏则成为可以牵制各方的后宫人物。
她最厉害的地方，是从不急着证明自己。惠妃失势后，旁人都不愿前去祝寿，乌雅氏却亲自登门陪坐。她还当着胤禛、胤禵的面提到此事，语气平常，却等于把自己的行事方式亮给康熙看：不落井下石，也不给自己树敌。
这不是单纯的善良。宫中人情，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今天陪一个失势的妃子说话，未必立刻得到回报，却能让皇帝和其他嫔妃知道，她不是见风使舵之人。这样的名声，关键时候比几句哭诉更有分量。
康熙去世后，乌雅氏升为皇太后，身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她在礼制和服饰上的故意迟疑，却让人看出她并没有完全接受雍正即位带来的现实。她原本更看重胤禵，尤其在胤禵出任抚远大将军之后，母子都曾把这看作皇位归属的重要信号。
胤禛即位，意味着她最亲近的两个儿子站到了对立面。一个成了皇帝，一个成了被防范的亲王。乌雅氏没有直接公开反对，却通过不受册封、偏袒胤禵、屡次劝说雍正等方式，持续向新皇帝施压。
她懂得，太后身份不能只用来发号施令。对雍正这样的皇帝，硬碰硬很难奏效，于是她换成了孝道。西北战事期间，雍正没有启用胤禵或胤祥，而是重用年羹尧。乌雅氏将皇帝叫到宫中，故意让他看见自己饮食简陋、身体不佳，再把谈话引向母子旧情。
她先让雍正背上“不够孝顺”的心理压力，再准备提出要求。雍正却很快看穿了这层铺垫，直接说道：“太后，祖宗有家法，后宫不能干政。”一句话，把母亲的身份重新压回太后的边界之内。
乌雅氏并不是真的要干预军国大事。她更可能是想替胤禵求一门婚事，借小事试探皇帝的态度。若雍正顺势答应，母子关系可以缓和；若他拒绝，便等于承认自己连太后的请求也不肯接受。可雍正没有给她留下发挥的空间，这场谈判自然无从展开。
年羹尧失势之后，乌雅氏病重。剧中，她让年妃回避，随后单独面对雍正，把年羹尧的问题重新提起。她没有直接说“放过胤禵”，而是不断提醒雍正：当初不听劝告，才把事情推到今天。言外之意，是让皇帝承认判断失误，再借母亲的病势为胤禵争取余地。
雍正依旧打断了她。这个人物的难缠之处，正在于他不愿按宫廷惯例接受亲情施压。乌雅氏擅长以退为进、以情制人，却碰上了一个把皇权看得高于母子关系的皇帝。她的手段并非失效，而是遇到了最不肯给情面的人。
所以，乌雅氏的“老糊涂”，更多是一层保护色。她把谨慎装成迟钝，把不满藏进礼数，把要求拆成一步步的试探。只是这套在康熙后宫中磨炼出来的权术，面对雍正时，常常只能留下几次短暂的交锋。她可以影响气氛，却很难改变皇帝已经作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