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来》火了。
一个妈妈写剧本、儿子做动画、俩人用一台电脑折腾了五年的片子，画面卡顿、动作穿模、台词尴尬，怎么看都是个不该出现在电影院的东西。可就是这样一部电影，从首日三千多块的票房，一路涨到单日七十多万，成了今年暑期档最大的黑马。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一边骂它烂，一边又掏钱去看？这背后包含的情绪很多，有人就是为了猎奇，有人是审丑心理，有人为了支持普通人作者，有人为了跟风玩梗，而有一种情绪最值得分析：这是一种用抽象/荒诞做武器的反抗，针对的是整个越来越糊弄人的电影市场。
这几年，观众被大导演、大制作骗了太多次。张艺谋拍了个剧本杀电影，题材是历史虚无主义，情节像开了二倍速的桌游。周星驰从《新喜剧之王》到《功夫女足》依然在炒他的冷饭，“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念叨了十几年。贾玲的《热辣滚烫》很难说这到底是电影还是减肥宣传片，用事实证明了营销做得好，电影随便糊弄。开心麻花也是神一部、鬼三部，哪部骗子都要蹭沈腾，以至于产生了“含腾量”这种丢人的烂梗。漫威的超级英雄现在全是流水线产品，换个皮肤再来一遍，观众早就看腻了。
这些人哪个不是行业精英？哪个不是圈内大佬？哪个不是流量之主？哪个不是资本宠儿？他们烂了，观众的心要碎了。我们观众买票支持这些烂片，我们痛心疾首，我们有罪于国家，我们有罪于电影市场，我们恨不得自己亲手买一张牛来的电影票！爱泼斯坦吊死在监狱才几年？忘啦！都用了最好的资源、最强的团队、最猛的宣发，但交出来的东西要么敷衍、要么套路、要么炒冷饭、要么是给流量明星抬咖、要么纯纯就是在割韭菜。它们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态度有问题”——反正你们会为我的名字买单，我何必费那个劲？
在陆川导演的《749局》广州路演现场，面对“电影烂、制作差”的质疑，陆川的回应是：“不存在、不可能，因为我是电影学院毕业生、导演系的研究生，我不可能做一个烂片！也不可能做一个低劣的影片去糊弄观众！”他还强调“电影是我们的宗教”，呼吁大家给这样的电影更多空间而不是直接审判。
恰恰是这种“行业壁垒精英主义”，越来越让观众反感。在他的逻辑里，学院出身、专业身份就像一道免死金牌，只要是科班导演做出来的东西，天然就该是合格的，观众不喜欢，那一定是观众配不上。说到底，就是拿“专业”当遮羞布，把观众放在被动接受的位置上，连说一句“不好看”都要被质疑不懂行。
可观众认的从来不是学历和出身，是作品本身。这些年真正撑起国产电影口碑的导演里，很多都算不上正统学院派。《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大学读的是华西药学院，学医出身半路转行做动画；《流浪地球》的郭帆，本科是海南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才转行；《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蓝鸿春，是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靠做纪录片编导积累经验，一步步拍出了口碑爆棚的方言电影。他们没有拿“专业”当挡箭牌，反而靠着实打实的内容和诚意打动了观众。
这种对“出身”的祛魅，不止发生在电影圈。各行各业里，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特权阶级，那些挤占他人资源和成果的剥削阶级，那些拿行业壁垒当遮羞布糊弄人的老登们，那些用粉圈邪教控评网暴掌控舆论的资本们，早就引起了普遍的反感。
所以当《牛来》出现的时候，观众的反应很有意思。没有人会说这片子好看，但很多人会说：“我宁可把钱花在这上面，也不想再被你那些大导演骗了。”这句话听着像气话，但仔细想想，它背后藏着一股实实在在的怨气。你们不是专业吗？不是大制作吗？不是动不动就谈艺术追求吗？结果拍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既然你们拿专业当幌子糊弄我，那我干脆支持一个连业余都算不上的——至少人家不装。
观众心里都有本账，同样是烂，性质完全不一样。《牛来》的烂，是能力有限的烂，没想着坑谁骗谁；那些大制作的烂，是拿着好资源敷衍观众的烂，是端着专业架子骗钱的烂。这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反抗。正常的批评被控评，认真的建议没人听，说电影烂明星演技差还要被粉圈网暴……于是观众就换了个玩法：有意识或无意识用捧一部“公认的烂片”来证明，你们死守的那些行业规则、专业名头、金鸡百花奖，在观众口碑中一文不值。
《满江红》《热辣滚烫》《功夫女足》就是电影行业里的“劣币驱逐良币”，当观众对此越来越无能为力的时候，《牛来》横空出世，观众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我们还可以“冥币驱逐劣币”。就是要表达一个态度——“玩你们的金鸡百花奖去吧，看见这个票房没，丢掉都不给你”。
这就是《牛来》变成一个符号的原因。它代表的不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种态度：你们圈地自萌，老子恕不奉陪。你用你的标准告诉我什么是好电影，我就偏把一个公认的烂片捧起来，让你看看什么叫“观众说了算”。
抽象和荒诞从来都不只是网络玩梗，当正常的表达通道不那么顺畅的时候，它就成了普通人最省力的武器。不用辩经，不用吵架，用买票的行动告诉你：我不买你的账了。
“抽象”这个词在网络上流行了很久，听起来像是不正经、瞎胡闹，但它背后有一种很严肃的力量。当一个人选择用荒诞的方式去回应世界，往往是因为他已经不想再用正常的逻辑跟这个世界沟通了。你说你的电影是艺术，我说这头塑料小牛才是真正的“匠心”。你跟我谈票房、谈口碑、谈专业评审，我跟你聊“牛来”谐音“牛市来”，把电影座位拼成“牛”字当祈福现场。你不让我好好说话，那我就用更离谱的方式回应你。
荒诞，本身就是弱者的武器。当你没法在别人的规则里赢过他，那就干脆掀翻桌子，换一套玩法。《牛来》的爆火，本质上就是观众的一次集体掀桌。大家用笑声和吐槽，表达了对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满——你们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
当然，这种反抗有它的限度。猎奇的热度总会过去，玩梗的快乐也会消散。《牛来》不会改变中国电影，也不会让烂片变得合理。但它留下了一个信号：观众不是傻子。你可以骗我一次两次，但你不能一直骗我。等到哪天我不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我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哪怕是荒诞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愤怒。
世界越荒唐，人类越抽象。
德国美学家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里把美学风格阐释为心理需求的外化：当人对外部世界感到安定、亲近，愿意把情感投射到对象上，就倾向“移情”的自然主义；当人对世界感到不安、紧张，觉得现实像一团流动的、随时会背叛人的东西，抽象的冲动就出现了，人会本能地想把对象从无休止的变动里“拽出来”，抹掉偶然性，让形式变得像法则一样冷硬、像几何一样可靠。
李泽厚先生在《美学四讲》中继承了沃林格的“抽象理论”，并简单概括为：“抽象”表现的是对生命和现实世界的隔离、否定，是为了消灭具体时空以求超越有限，是对永恒的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紧张、收缩和内在化。
当前网络语境下的“抽象”与文化概念有很多相通之处：本质是当代年轻人的一种反讽性的生存策略，是一种抵抗姿态——在无法正面对话的现实面前，通过夸张的、疯癫的、毫无逻辑的言行来释放压抑；通过故作荒唐，暴露现实的真正荒唐；通过假装疯癫，保住一点不疯的清醒。微博上的热梗、B站的鬼畜、短视频里的神评论——选择躲在笑话后面，把恐惧与迷茫包浆成段子，把愤怒和无力包装成表演。
不同语境下的“抽象”之所以遥相呼应，首先在于它们共享同一种心理动因——面对令人窒息的现实秩序时，个体试图通过抽离与重构，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喘息。
当代年轻人所面对的“失序”，不再是物理空间的晕眩感；我们外部世界不再模糊，反而过于清晰，清晰到令人发指。每一次考核，每一份KPI，每一天的996，每一次面试失败后的“感谢参与”，都在精准地传递一个冷酷的信息：你的命运，不掌握在你手里。
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些看似无厘头的“抽象语录”便像野草般蔓生——已读乱回、语意错配、表情包战术，构筑起一个自我生成的象征系统。它不再向世界索要解释，而是径直创造一套内部语言，仿佛说：既然这套逻辑无法让我安心，那我就用另一套来为自己命名。这种策略，既消极又狡黠，既放弃权威语言，又秘密建造一块不受污染的精神领地。
再往深处看，“抽象”的革命性，还在于它们对表达法则的集体背叛。主流话语强调逻辑一致、语义清晰、态度温和，而“抽象人”用割裂、错乱、歧义和癫狂，释放出一种更接近真实情绪的表达。这不是混乱本身的快感，而是对整齐划一、温顺理性的一次小型爆破。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说人话”，而是已经厌倦了人话背后的规范陷阱：那些看似有序的对话，只是另一种意义的死寂。
而最终，这种“抽象”的姿态，回响的其实是最古老的命题——人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如何还保有自我？沃林格和康定斯基所追求的，是透过抽象形式触及某种永恒精神的栖居地，而当代年轻人的抽象实践，则是在碎片化时代中，一种以微弱方式抵抗彻底异化的存在主义宣言。
表面上，我们在演，演得疯癫、玩世、不正经；但演的背后，是对生活阐释权的死守——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虽然石头永远不会停在山顶，但他依旧握紧那段徒劳的过程，因为唯有过程中所展现的姿态，才是属于他的尊严。当“抽象人”站在短视频镜头前、语焉不详地自说自话，他们其实是在说：我不认同这个游戏的规则，但我可以重新定义我的剧本。
在抽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股极为坚韧的主体意志。我们选择滑稽，往往是因为严肃已经无法被听见；我们用戏谑回应世界，是因为世俗太沉重，必须靠笑来卸力。我们既无意扛起宏观叙事大旗，也不指望被谁读懂。我们只是想，在这个已经被定义过无数次的人生剧本中，撕开一页，临时涂写自己的涂鸦。
而这恰恰构成了一种别样的存在哲学：我们的肉体对世界妥协，但精神世界在每一次对语境的破坏、每一次意义的轻率对待中，都暗藏一丝不屈的锋芒。
年轻人很清楚这个世界在讲什么——主旋律、成功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结婚生子、情绪管理、积极心态……我们只是假装听不见，用更混乱的音轨覆盖背景音乐。我们用反常识的美学，表达对常识的疏离；用自毁式的表达，暴露“表达”本身的破败。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抽象”姿态若仅停留在防御与解构，则可能滑向彻底的虚无。它需要一种更根本的哲学来为其赋形，来回答“抽离之后，何以立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分析：荒诞或许并非系统的意外故障，而是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但是有些人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性后，会滑向一种虚无主义的懒惰。
虚无，并非行动的终点，而是思考的起点。承认世界的复杂与荒诞，恰恰是为了拒绝被其同化、为了拒绝向虚无主义滑落。正是在混沌与矛盾之中，我们每一次对善恶的分辨、每一次对权责的追问、每一次拒绝成为利益转嫁的选择，才真正具有了存在的重量。这就是为什么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系统的庞大与混沌，并不能取消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做出回应的自由与责任。在宏大叙事失效之处，正是微观伦理显现之时：是选择追问，还是习以为常；是看见具体的人，还是只谈论抽象的群体。这种清醒而具体的坚持，本身就是在对抗那个将一切价值都变为价格的粗糙荒诞世界。
我认为，做一个荒诞世界的“抽象人”，其最深刻的版本，便是做一个清醒的悲剧性的“信者”。我们的“抽象”——那种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对僵化逻辑的戏仿、对压抑规则的疏离——并非玩世不恭，而恰恰是悲剧的第一幕：撕毁幻觉，直面荒诞的现实。但这只是开始。第二幕，也是真正决定性的一幕，是在这清醒的废墟之上，依然选择成为“信者”，他们相信有某种东西——无论是爱、正义、纯粹的意义——超越成败算计，乃至超越生死。
简而言之，“做一个抽象的人”成为“荒诞世界”这幕悲剧中最富诗意的抵抗。它不是退缩，而是像康定斯基的画布那般，主动剥离浮世表象的噪音，在精神深处调配属于自己的原色。当外部世界的叙事日渐板结，我们选择成为自己意义的炼金术士——用“梗”解构威权，用幽默稀释苦难，在每一次“已读乱回”的荒诞对话中，完成对机械逻辑的优雅起义。
西西弗斯山顶永远遥远，但每一次推动的轨迹，都是人类精神在虚无画布上刻下的独特笔触——不描绘世界的表象，而绘制存在的本质；不重复既定的旋律，而谱写灵魂的即兴。祝大家周一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