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告诉邻居，晚上可以在楼里的避难所见面——防空警报响起后，附近居民都会躲到那里。对孩子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对邻居乔纳森而言，这句话却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16日刊发的长篇报道，乔纳森是一名30多岁的特拉维夫房地产从业者。最初妻子提出移居海外时，他还表示反对。但随着加沙战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地区冲突，安全压力、经济负担和社会撕裂不断累积，他最终在2024年带着家人移居美国。
《金融时报》指出，过去三年，约有15万名以色列人长期离开这个国家。对于一个总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来说，这还称不上“全民出逃”；但对长期依赖移民补充人口和人才的以色列而言，这是一种罕见的方向逆转。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测算，在剔除居住不满三年的新移民后，2023年和2024年共有约10万名长期居民离开以色列，2025年又有约4.5万至5万人离境。研究使用的是长期离境口径，并非把旅游、探亲和短期出差都算作移民。
2025年上半年，以色列离境人数较上年同期下降约20%，说明外流速度可能已经越过最高点。但由于移居以色列的人数同时减少，研究人员仍预计2025年将维持人口净流出。2023年和2024年，以色列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净迁移负值；在此前近一个世纪里，类似情况只在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零星出现过。
这件事之所以格外刺眼，是因为移民不仅是以色列的人口政策，更是其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1948年至1960年，外来移民贡献了以色列约65%的人口增长。即使在新冠疫情前的二十年，移民仍贡献了接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增量。希伯来语将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称为“aliyah”，字面意思是“上升”；离开以色列的人则一度被称为“yordim”，也就是“下降者”。
上世纪70年代，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甚至曾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指责离境者。尽管他后来收回相关言论，但“离开”长期被看作是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背弃。如今，一个以向全球犹太人提供家园为建国理由的国家，却开始连续留不住自己的居民，人口流向本身已经构成对国家叙事的冲击。
更值得警惕的还不是离开了多少人，而是谁在离开。
以色列税务部门对2015年至2024年数据的研究显示，2023年和2024年，富裕阶层、科技和医疗从业人员的离境率升至纪录高位，接近2019年前水平的两倍。医生、工程师、高科技人才以及正处于职业黄金期的中年人，在离境者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十年前，40至50多岁人群约占成年离境者的13%；如今这一比例已经升至约20%。离境者在离开前一年的平均收入，也从2015年至2019年间的约12.5万新谢克尔，上升至2024年的约20万新谢克尔，剔除物价因素后增长约60%。过去，离境者收入大体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现在，他们的收入高出平均水平约50%。
这意味着，外流的并不是从1000万人中随机抽取的15万人，而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批纳税人、技术人员和预备役兵源。
以色列收入最高的20%人口贡献了约92%的个人所得税。高科技产业创造约五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一半以上的出口，仅受雇于科技企业的劳动者就贡献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工资所得税。一个科技人员、医生或工程师离开，对国家财政和产业能力造成的影响，远高于普通人口统计能够显示的程度。
以色列税务部门估算，2019年以前，离境者在离开前一年缴纳的所得税平均约为每年5亿新谢克尔（约11.4亿元人民币）；到2023年和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升至每年约12亿新谢克尔。按此计算，每新增一年的离境人口，可能带来约7亿新谢克尔的潜在税收损失。如果趋势持续五年，届时每年的损失可能累积至约35亿新谢克尔。
这一数字并不等于政府立即少收同等规模的税款，因为部分离境者仍保留以色列税务居民身份，也有人会在几年后回国。但它揭示了一个事实：越有能力支撑以色列财政的人，越有能力在美国、欧洲或其他地区重新开始生活。
战争是推动外流的直接因素，却不是唯一原因。
这一轮人口外流早在2023年初就已开始。当时内塔尼亚胡政府推动限制司法系统权力的改革，引发以色列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浪潮。许多世俗、自由派和高学历群体担心，以色列正在从自由民主制度滑向宗教化和强人政治。
“10·7”事件及此后的战争进一步击碎了安全感。2023年10月一个月，就有约1.4万人离开。随着战事从加沙扩大至黎巴嫩、也门和伊朗方向，火箭弹、征召令和防空洞逐渐成为长期生活的一部分。对许多年轻家庭而言，问题不再只是当下是否安全，而是孩子是否要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高昂的生活成本也在发挥作用。乔纳森告诉《金融时报》，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克瓦，一套约100平方米的普通住宅价格已接近100万美元。他与妻子在以色列都有不错的工作，却依然买不起理想住房；搬到美国不到一年，两人便买下了一套在以色列无法负担的住宅。
因此，离境并不完全是仓促逃难，而是拥有教育、职业和资金优势的人，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三重压力下重新计算生活成本。恰恰因为他们拥有国际化职业、双重国籍、海外亲属或远程工作条件，他们比普通人更容易“用脚投票”。
真正危险的是，这种选择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以色列人口增长最快的是超正统派犹太人，而该群体男性的就业率长期偏低，许多人也不参加义务兵役。与此同时，正在离开的世俗中产、高科技从业者和专业人士，不仅缴纳更多税款，也是军队预备役体系的重要承担者。
如果这部分人口持续外流，留下的人就要缴纳更多税款、承担更长时间的预备役。频繁服役又会影响企业经营和个人职业发展，进一步削弱经济活力，促使更多有条件的人考虑离开。这正是以色列经济学家担心的“连锁反应”：兵源、税源和人才并非三个独立问题，而是由同一批人口支撑。
移民网络也可能降低后来者的离境门槛。随着美国、德国、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等地形成更成熟的以色列人社区，新来者更容易找到住房、工作和社会关系。一旦移居海外不再被视作背叛，而成为一种正常的人生选项，外流就可能从危机中的临时决定转变为长期趋势。
当然，以色列距离人口崩溃仍然很远。陶布中心(Taub Center)的数据显示，以色列2024年的粗略移民外流率仅略高于欧盟中位数，2025年预计还将降至欧盟中位数以下。较高的出生率也意味着，以色列总人口仍在增长，只是2025年增速可能降至约0.9%，不到疫情前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
以色列过去也曾多次出现“人才外流”警告，最终并未演变成系统性危机。战争缓和、政府更替或经济回升，都可能吸引部分离境者返回。以色列政府已经推出税收优惠，包括允许回国人才对境外收入享受部分豁免，以及抵扣在海外缴纳的税款，希望把科技从业者重新拉回来。
但税收政策只能降低回国成本，无法解决他们离开的根本原因。即将举行的10月选举，已经被许多自由派以色列人视为决定国家方向的关键时刻。如果政治环境改变、安全局势趋稳，一部分人可能回流；如果内塔尼亚胡及其右翼、宗教政党盟友继续执政，新的离境潮也可能出现。
这正是15万人外流带给以色列的真正警告：国家暂时并不缺人口，却可能逐渐缺少愿意同时纳税、服役、创新并相信国家未来的人。
对于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经济和安全都高度依赖人力资本的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从来不是所有人一起离开，而是最有能力离开、也最有能力养得起这个国家的人率先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