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温《大明王朝1566》，看到开局的一幕场景，不禁陷入深思。
漫天飞雪中，司礼监掌印吕芳拉着自己最得宠的干儿子冯保，坐在皇宫的门槛上，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做官要三思，思危、思退、思变。
知道了危险就要躲开危险，这就叫思危；
躲到人家都不注意到你的地方，这就叫思退；
退了下来就有了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儿错了，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第一次听到这段话时，只觉得这老太监有城府，骨子里透着算计。
如今活了半辈子，才猛然顿悟——这哪里是算计，这是活明白了。
人生在世，虽说不用像他们那样在刀尖上行走，但谁还没遇到过几个难过的坎儿？
只不过官场是生死局，我们是生活局——局不同，理相通。
能做到第一步的，是清醒；能走到第二步的，是智慧；如果“三思”都全了，便可改命。
1
思危
吕芳教导冯保“三思”那天，冯保刚刚29岁。
此时的他，已经是东厂提督太监，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为了讨好嘉靖帝，他先是在行刑时杖毙了直言上谏的清流领袖周云逸，紧接着又越级抢报天降祥瑞。
他以为这是立功，却不知自己已经得罪了满朝清流和司礼监同僚。
貌似风光，其实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吕芳看得真切，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志得意满的冯保，死死按在了雪地里，让他跪到全身冻僵，几乎去了半条命。
并且还将其安排给周云逸背后的裕王当差。
这是惩罚，也是保护。
因为只有让其他人看到冯保遭了大罪，才能消解他们的怒火，保住冯保的命。
可即便如此，冯保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听到要去裕王府时，心若死灰道：
“干爹，你就在这给儿子杀了吧，儿子死也不去。”
最后还是吕芳苦口婆心地告诫他，帮他分析眼前的危机，向裕王低头，才是他唯一的退路。
冯保这才明白了干爹的良苦用心，“夹起尾巴”做人。
《三国志》有言：“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真正的智者，不是谁比谁更聪明，而是谁能在顺境里提前看见隐患。
而那些不懂得居安思危的人，下场往往无比惨烈。
《大明王朝1566》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比如严世蕃。
为了推行“改稻为桑”填补国库亏空，他不惜下令浙江下辖的9个县毁堤淹田，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
你道他为何如此胆大包天？
不就是仗着以他父亲严嵩为首的“严党”，深受皇帝宠信，在朝堂上一手遮天吗？
可他没去想，严嵩已经老了，嘉靖皇帝早就看他们严家不爽了。
严党倒台，也不过是皇帝一句话的事情。
结果浙江官场贪腐案被揭，倒严的浪潮袭来，严世蕃一点防备也没有，最后被斩首示众。
还有浙江官场上最大的两只硕鼠，布政使郑泌昌和按察使何茂才。
为了一己私利，和严世蕃沆瀣一气不说，甚至为了毁灭证人证据，勾结倭寇。
你要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干的是掉脑袋的“买卖”，那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贪婪无度，火中取栗罢了。
后来郑泌昌因贪污被抓，在狱中悔恨莫及：“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救自己。”
可惜他醒悟得太晚了，明目张胆地去做危险的事，那么当危险真正降临时，一定是一丁点的规避机会也没有的。
兵法云：“未虑胜，先思败。”
真正的强者，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存敬畏。
他们会在顺境中看见隐忧，会在掌声中听见杂音。
再说得简单点，“思危”其实就是一个人最朴素的警觉。
体检报告上那些不太好看的数据，你看见了，就早一点调整作息，别等到真倒下了才后悔；
整个行业都不景气了，就别死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好好计划一下，给自己多留几条退路。
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提前看到那颗松动的螺丝钉。
2
思退
“思退”这两个字，最容易被误解，很多人觉得“退”就是认输、就是怂。
但《大明王朝1566》告诉你：思退，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第一，“退”是一个人最好的保护色。
《大明王朝1566》中把“思退”做到最彻底的，是李时珍。
李时珍出身在医药世家，早年一心科举，三次乡试落榜，看透科举功名无法救百姓病痛，于是退回乡野，跟随父亲悬壶济世。
后来学医有成，机缘巧合被楚王看中，入了太医院。
但是当他看到嘉靖皇帝修道炼丹，太医院同僚曲意逢迎后，直接递了辞职信。
因为他看得很清楚：
留在宫廷，要么同流合污炼毒丹残害帝王，要么直言进谏招来祸事，两条路都是绝境。
与其在里面等死，不如主动退出来，换条路走。
事实也证明他的明智，他这一退，反而让他没有了政治负累，能够全心钻研医术。
此后，历时27年，他走遍山川田野，实地考证药材，纠正千年医药谬误。
这才有了那部让他名垂青史的《本草纲目》。
老话说得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恰恰相反，它是一层最不起眼，也最管用的保护色。
只有先把自己藏好，才有机会走更远的路。
第二，“退”是人生最好的留白。
中国人常讲：“水满则溢，月圆则亏。”
又说，人无完人，需要留白。
所以，思退，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天道对抗。
吕芳的位置足够高了吧，服侍了嘉靖皇帝40年，备受信任。
皇宫里面，除了主子，谁见了他不得喊一句“老祖宗”。
但是浙江贪腐大案爆发后，他瞒着嘉靖去找严嵩和徐阶商量对策。
本想缓和朝局，没承想被皇帝怀疑串通内阁专权，一怒之下把他发配去天寿山修建永陵。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他生出了退隐的心思。
以至于后来，嘉靖出于新君继位后权力更迭的考量，刻意提拔陈洪以削减吕芳的势力，他也没有半点不舍和反抗。
而是带着装疯卖傻的干儿子杨金水，自觉去往南京守皇陵。
虽然结局看上去不甚光彩，却也避免了像严家父子那般晚节不保，落了个善始善终。
第三，“退”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吕芳临危救下冯保，最妙的一招，就是让他去裕王府给小皇孙，也就是未来的万历帝当大伴。
表面上看似把他一撸到底，丢进了无人在意的角落，实际上是“以退为进”。
因为嘉靖皇帝，一脉单传。
他这一去，大概率就是未来两代帝王的近臣。
虽说暂时失去权力，却实打实为他后来成为万历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支持张居正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资本。
古语云：“乘时进易，知机退难。”
能进，是本事；能退，才是境界。
我们都被“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绑架了太久，忘了问一句：
如果明知前面是跨不过去的深坑，那坚持的意义又是什么？
真正的退，不是躺平，不是认命，而是把人生有限的精力从消耗你的事情上收回来，投到真正值得的地方去。
它是换一个跑道，继续出发。
3
思变
“思变”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有价值的一步。
《大明王朝1566》中能将“思变”做到位的，胡宗宪算一个。
胡宗宪一出场就是封疆大吏，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抗倭主帅，还是严嵩的门生，背景极其复杂和特殊。
当“改稻为桑”的国策落到他的身上，他第一时间就看清了危机：
若任由这项国策强行推行，百姓失地、流民四起，倭寇趁乱作乱，东南必然崩盘。
更致命的是，他身处三重死局之中：
顺从严世蕃毁堤淹田，背负害民之罪；
彻底倒向清流揭发严党，坐实背师之名；
中立不作为，则沦为尸位素餐之辈。
该怎么办？
胡宗宪的选择是暂时避退，在死局中寻找活路，并且做出了三重思变：
首先，他以“倭寇未平、民心不稳”为由，一次次拖延“改稻为桑”的落地，后面即便同意，也提出将“一年改稻为桑”改成“分三年推行”。
常言道，事缓则圆。
胡宗宪深知权力斗争的残酷，又不愿百姓受苦，自己也还要保命，那么能做的就是在夹缝中为百姓和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其次，在回京应付严党责难时，他顺势辞去了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保留浙直总督的军务职权。
这使得他从地方政务和党争的泥潭中抽身，得以集中精力思考抗倭对策。
最后，在辞去浙江巡抚后，他大力扶持戚继光、俞大猷练兵，搭建独立于朝堂派系的抗倭班底。
并且暗中保全了海瑞、高翰文等能臣，顶住了郑泌昌、何茂才的构陷，为后面严党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最终，胡宗宪在一次次“思变”中，完成了从“夹缝求生”到“东南柱石”的蜕变。
朝廷上下也形成了一个共识：“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
《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所谓“知止”，不是停在原地不动，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给自己一段空白。
有了空白，心才能定下来；定了，才能静；静了，才能思虑周全；思虑周全了，才真正有所得。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所以，别怕停下来。
停下来的日子，咱就好好琢磨，耐心蓄力。
这世上没有白走的弯路，也没有白停的时光。
歇够了，想透了，再抬脚，便是通天大道宽又阔。
很喜欢一句话：
“有些道理，写在纸上不过几行字，可你要真正读懂它，却得用上半生。
不是道理变了，是你终于活到了能听懂它的年纪。”
的确，重温《大明王朝1566》，一晃眼，我也活到了能听懂“三思”的年纪。
当然，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也没必要学政治人物那套尔虞我诈。
但“三思”至少给我们这些于人世间摸爬滚打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
思危、思退、思变，这六个字，不是教我们怎么往上爬，而是教我们怎么不摔下去。
不是教我们怎么赢，而是教我们怎么不输。
思危不惧，思退不卑，思变不躁。
这，或许就是一个普通人最通透、最稳当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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