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去西藏：一路向西
——向大西南雪域高原挺进
于雁军
第五节 岗托印象
甘孜至昌都段险情终于排除了，母亲焦躁不安的心情终于平复，终于可以上路了。
母亲随昌都分工委机要交通站押运组长韩进选、押运员郑海超乘坐兵站的顺路车又出发了。母亲每天盼星星、盼月亮早日开拔，去昌都与未婚夫于凤山结婚团聚。屈指算来，母亲在甘孜兵站整整待了两星期有余，由于当地形势复杂，她自己孤身一人不敢擅自上街，父亲的那两位同事又忙于处理公务。母亲唯一的遗憾是在甘孜待了这长时间，而没有去尽情领略这个古老、纯朴、而又神奇的西南重镇的风情。同时母亲心里愉悦地想着：“尽管路途艰险、遥远，时常受到“有叛匪出没”的传闻的困扰，但昌都总算指日可待了。”
母亲知道前面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有拦路虎雀儿山在等待着他们，时刻准备着考验他们。
4到6月，横断山脉深处的雀儿山，正经历着冬春交替的倔强拉扯。4月的山巅仍被厚重的冰雪铠甲牢牢裹住，千米高的冰崖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青光，山风卷着雪粒呼啸而过，打在岩石上发出细碎的脆响，仿佛要把一切生机都冻结在这极致的严寒里。
随着5月的脚步临近，海拔较低的山谷地带才悄悄透出春的气息。被冰雪压迫了一冬的溪流开始苏醒，它们顺着冰缝汩汩涌出，在乱石间蜿蜒穿梭，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像是在为雀儿山的苏醒奏响序曲。可高处的寒风依旧凛冽，刚冒头的草芽在料峭春寒里瑟缩着，只有那些生命力极强的高山杜鹃，在背风的崖壁上攒出点点花苞，倔强地宣告着生命的不屈。
进入6月，暖湿气流终于艰难地攀上了雀儿山的半腰。积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露出下面深褐色的岩石和渐渐泛绿的草甸。融化的雪水汇聚成奔腾的溪流，冲刷着山脚下的土地，滋养出一片片嫩绿色的草滩。此时的雀儿山，一半是冰雪封冻的冬日遗韵，一半是万物复苏的夏日生机，两种极致的景致在海拔的落差中交融，勾勒出世界屋脊边缘独有的壮阔与苍凉。
早上，大家用过早饭。司机把车又仔细检查一遍，实际上，昨天已经检查过了，为了确保汽车处于良好状况。汽车驶出了甘孜，摇摇晃晃，颠簸着，行驶在通往雀儿山的坎坎坷坷的路。人们素来称为崇山峻岭、险要万分的雀儿山就横亘在眼前。
乘车翻越雀儿山是一段充满艰险与挑战的旅程。雀儿山主峰海拔6168米，川藏公路通过的垭口海拔高达5050米，此路段常被称为“川藏第一险”。解放前流传的歌谣描绘了其险峻：“登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伸手也能摸着天。走一步喘三喘，风雪锁喉管。”尽管公路已于1954年底通车，但翻越过程依然困难重重。
公路线形差、路基狭窄、坡陡弯急。冬春季节遍地冰雪，路面难辨；夏秋冰雪融化，道路湿滑，且塌方频繁。司机中流传着“翻越雀儿山，犹过鬼门关”的说法。
快到独木岭兵站时，车出了毛病，差一点就抛锚了，慢慢悠悠费了好大功夫才把车开进了兵站。 司机和道班维修站维修师傅几乎折腾到天黑才把车修好。天晚了，大家只好住在兵站，等到第二天再上路。
第二天早上，在独木岭兵站早餐后开始攀登。山脚处的警示牌用三个叹号提醒“请挂防滑链条！”。随着坡度变陡、积雪加厚，车辆开始打滑，有时寸步难行，车上的人们不得不下车推车或用手扒雪开路。寒风卷起的积雪如同再次降雪，迅速堵塞道路。 临近山顶，可见为纪念筑路英雄张福林烈士修建的纪念碑。他曾在此创造全国爆破记录，并于1951年12月牺牲。到达海拔5047米的山顶后，前行不久便可能遭遇更深的积雪，导致车辆被困，并与对向车队拥堵。道班工人需用推土机奋战数小时开凿雪沟。若耽搁至夜晚，气温降至零下30摄氏度，发动机可能冻僵无法启动，人们只得在车上过夜，如同置身冰窖，靠分食干粮抵御饥饿与严寒。
次日清晨，道班工人送来热饭菜与柴火，帮助烤热发动机，车辆方能继续下山。这一切得以实现，得益于1951年至1952年间，超过一万名筑路战士以钢钎铁锤等原始工具开凿山体，平均每公里便有七人牺牲。他们曾悬吊于半山腰打炮眼，“就像一串风中的葡萄”，以智慧和勇气征服天险。
兵站的同志抬着保温桶爬上山来，豆浆冒着的热气在冷空气中瞬间凝成白雾。 道班工人开着推土机在雪地里推出一条窄道，两车小心翼翼地错身而过，车轮碾过雪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下山时，母亲回头凝望雀儿山，一轮朝阳正从雪峰后冉冉升起。一刹那，金色的光洒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像一条条凝固的哈达。车上突然有人哼唱起当地的民谣：“登上雀儿山，伸手能摸天。一步三喘气，风雪迷漫漫。” 只是此刻再吟唱，少了几分恐惧，多了几分对这片土地的敬畏——敬畏那些用血肉铺就天路的筑路人，敬畏这座见证了信仰与坚守的神山。
大家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一而同低声唱起了起了《打通雀儿山》：“山坡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好像钢丝床……”歌声被风撕得粉碎，却让冻僵的手指慢慢有了知觉。 远处的山影里，张福林烈士的墓碑静静立着，“英雄永活人心”六个字在雪光中闪着微光——这位筑路英雄当年就是在这里，用身体为这条天路铺下了最后一块基石。
这段翻山历程，深刻体现了五十年代川藏公路通行初期的艰辛，以及筑路者和养护者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坚韧精神。
在德格兵站打尖一晚上，第二天到了金沙江岗托渡口。当时那里正在施工，建造由前苏联道桥专家援建的岗托大桥。它为中国第一座斜缆式吊桥，全长137.87米，桥宽4.8米，高28米，两旁设人行道，于当年12月建成通车。这座大桥的建成，使之成为当时川藏咽喉要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桥的建成，使天堑变通途，不但结束了千百年来“牛皮船傍水回环，欲渡时望江兴叹”的历史，而且为巩固西南边防，促进边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金沙江岗托大桥已不仅仅是一座桥梁，她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祖国繁荣的一座里程碑。大桥横跨金沙江，俯卧于峻岭苍塬之间，是何等豪迈壮伟。半个多世纪沧桑巨变，大桥岿然屹立于此，她庄重的身躯既是历史的见证，也同时感召着藏汉民族兴旺的美好未来。第二年返回时，母亲再也不用乘坐藏民牛皮筏惊心动魄地渡江了，乘汽车几分钟就驶过去了。
此刻金沙江，是被春雪融水唤醒的洪荒巨兽。在虎跳峡的玉龙与哈巴雪山夹缝间，它攒了一冬的力气骤然迸发——上游雪山消融的冰水裹挟着碎石泥沙，如千军万马冲破峡谷枷锁，浪头以数吨之力砸向江心虎跳石，激起的水雾在百米高空凝成雨帘，轰鸣声滚过峭壁，震得崖边的杜鹃花枝簌簌发抖。此时的江水是浑浊的土黄色，像被揉碎的戈壁，却在浪尖翻出刺眼的雪白，那是江底巨石被啃噬出的骨茬。
晨雾还未散尽时，江面上蒸腾的水汽与山巅的云气缠成一道白练，将峡谷劈成两半：一半是沉睡的黛色山壁，一半是沸腾的金色江流。正午阳光刺破云层，江面上顿时铺开万点碎金，浪涛撞在崖壁上反弹回来，与后续的浪头轰然相撞，形成一道道交叉的水墙，徒步者站在观景台，能感觉到脚下的岩石在随江涛共振。而在干热河谷段，江水虽不似虎跳峡暴烈，却以另一种方式彰显气势——它在赭红色的峡谷中切开一条深沟，水面因流速过快而泛起细密的波纹，远远望去，像大地胸膛上一道跳动的青筋。
金沙江彻底挣脱了春的温柔，在西南季风的助威下，成了横断山区最不羁的存在。此时的虎跳峡，江水量较四月暴涨三成，原本露出水面的礁石尽数被吞没，浪涛不再是单点爆发，而是连成一片的白色巨浪，从峡谷上游翻滚着扑下来，在V型谷中形成“一线吞天”的奇观。站在峡底的栈道上，江风裹着水汽劈头盖脸砸来，带着雪水的寒冽与暑气的燥热，让人在颤抖中窒息。
四月的大风还只是掀起浪头，五月的江潮却像被无形的手搅动，宽阔的水面上涌起数米高的横浪，浪与浪之间形成深邃的水谷，远处的货轮像一片脆弱的树叶，在波峰浪谷间起伏。而在皎平渡，当年红军渡江的渡口，五月的江水已漫过岸边的石阶，湍急的水流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漩涡，仿佛要将过往的岁月一同卷走。河谷两岸的气温直逼40℃，江面上蒸腾的热气与崖壁的热浪交织，让整个河谷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唯有金沙江的涛声，盖过了暑气的喧嚣，在天地间奏响永不疲倦的野性乐章。
无论是四月撞谷的春潮，还是五月吞天的暑浪，母亲站在渡口，极目眺望，目光越过咆哮的金沙江，瞭望江对岸。
韩组长动情地讲起了解放昌都的第一仗- 岗托之战：“1950年10月，十八军解放昌都过江后，为了纪念胜利，战士们用刀刻上的。”韩组长指着对岸又接着说：“江对岸不远处还有当时旧西藏噶厦政府负隅顽抗、在渡口边上修筑的三个军事碉堡，他们妄想阻止解放军过江。10月7日佛晓，英勇善战的十八军将士向敌人打响了第一枪，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渡江，向对岸臧军第十团一部发起攻击。臧军居高临下，顽强坚守。战士们临危不惧、齐心协力把船划到对岸边，迅速占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强度时，遭到臧军密集火力封锁，强度受阻。8日凌晨，我军经严密组织，强渡成功，碉堡里的敌人彻底投降，举起了白旗，解放军完全占领了岗托，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碉堡上。”此次渡江作战，参战部队牺牲26人（其中淹亡15人），这些英烈们永远留在了金沙江畔，岗托成了他们永久的家园。岗托村由此成为闻名天下的“西藏第一村，西藏红旗最早升起的地方，”尽管战斗的硝烟已经散去，然而金沙江的江水奔腾不息，好像在述说着当年那段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让驻足怀念的人们流连忘返。
韩组长与母亲他们乘当地藏民的牛皮筏渡过了金沙江。母亲回想起当时过江的情景还心有余悸。过江时正值艳阳高照，江水咆哮，水流湍急，等到牛皮筏行到江心的时候，倏然间江中涌起了浪头，一浪高过一浪，简直就象逐浪排空，江水滔天，牛皮筏随着急流剧烈颠簸起来。船工叮嘱道：“不要怕，这是常有的事，抓紧绳子。”母亲脸一下子变得惨白，闭着双眼，两手紧紧抓着牛皮筏上系的牛皮绳，一动不敢动。那位藏民船工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使劲划着桨。牛皮筏打了数个旋涡，随着波浪起伏、前行，突然象离弦之箭，急速冲向对岸。好在有惊无险，在江心与大风大浪搏斗了不到半个钟头到了对岸。
岗托村藏式民居
母亲他们一行怀着对英烈们无比崇敬的心情离开渡口，在崎岖不平的沙石土路走了好一会儿，就到了昌都地区江达县岗托村。第九兵站、军邮站就驻扎在此。母亲在九兵站等待出发的二天中，情不自禁想起了父亲常向她讲起在岗托的 “信使”经历：“ 1950年10月底，父亲随十八军解放了西藏门户、藏东重镇昌都后，父亲又被调回到了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后改为十八军后方司令部）第一办事处地九兵站岗托军邮站，任站长。岗托军邮站及其重要，它是所有军邮站中的枢纽，这是由于岗托处于衔接藏东与川西的要冲所致。党中央、西南军区、西藏工委、西藏军区、昌都分工委往来的要件都要经父亲、以及他的战友们冒着高原缺氧、旅途劳顿、长途奔波、甚至生命危险送到下一站。”父亲他们这些军邮人员常被称为“马背上的信使或牦牛背上的信使。”想到此，母亲感到无比自豪，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无尚光荣。她心里默默下决心：“我到了昌都，决不拖他的后腿，好好支持他搞好机要工作。”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于雁军：大同人。山西省知名红色文学作家，文学学士，高级教师，党员。五十年代初，父母先后进藏，于雁军从小对雪域高原怀有特殊的感情。在国家级媒体平台上发表过《我要去西藏》、《绽放吧，雪域高原上的格桑花》等20多篇系列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已出版三十万字纪实长篇小说《雪域曙光》，五十万字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滔滔桑干向东流》，有望年底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