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启动，青年学子迎来了人生中的关键抉择，其中有学子选择出国留学。回顾数千年历史，在中华文明传播史上，很多外族人和外国人曾经到中国学习。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在政治、经济、科技和艺术等方面都是世界领先，而且跟国外有着长期交流。
虽然近代以后，中国学生向海外求学逐渐多起来，但古代中国却是世界学子求学的目的国。近两千年的中外留学史实际上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文化交流历史。
新罗人崔致远的汉语文集《桂苑笔耕集》
“新罗进士”回国推动社会转型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丝绸之路，中原就不断向外域输出自己的文明。据记载，历史上外族裔最早到中原王朝“留学”的是汉明帝刘庄时期的匈奴人。《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明帝博览群书，很有才华，他经常在京师开讲座给儒生答疑解惑，其名声震华夏。而且汉明帝兴建学校，为功臣子弟等施行教育，这些举措传到了域外，引发了周边邦族前来学习的热潮。
史书载，“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汉明帝安排他在洛阳太学读书，成为了中原王朝历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外邦“留学生”。其后又吸引了更多的匈奴人来到中原，有些匈奴人甚至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
外国留学生大批入华求学时代在唐朝。当时中国商业发达，国力强大。西亚阿拉伯地区和中亚、南亚跟中国经商，有众多使节和商人长住长安。入乡随俗，他们当然要学习中华文明，了解唐朝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人情。
当时，除了丝绸之路上的“留学人员”，周边的邻国也热衷到中国“留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这些人回国对日本文明进步有大贡献，也有人在中国入仕，甚至其诗文也收录在《全唐诗》中。晁衡就是一例。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诗仙李白写了一首深情的悼诗，悼念的主角是晁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事实是，李白摆了一个乌龙。晁衡并没有遇难而是不久回到了长安。他在长安生活了五十余年，终老于斯。
晁衡日本名字叫阿倍仲麻吕，他从小热爱中华文化，中文造诣很高，后随遣唐使来到长安，还通过了唐朝非常严苛的科举考试。晁衡深受唐玄宗赏识。他与大诗人李白、王维是挚友，并以唐朝使者的身份随日本访华使者返日。这次误传他在琉球遇海难，也惊动了朝野。
除了日本，唐代时还有朝鲜的留学生，那时朝鲜半岛上有个新罗国，新罗的留学生，有一位佼佼者，名叫崔致远，他在12岁来华，在中国学习了16年，并在扬州做官。回国后，他在新罗担任要职，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贡献。
与他经历相似的还有金云卿，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允许外国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史籍上称为“宾贡科”，及第者称“宾贡进士”。金云卿通过考试获得进士身份，事迹被记录在《旧唐书·新罗传》中。这些“新罗进士群体”刻苦钻研中华文明和儒学，学成回国后，他们建议仿照唐朝建立“科举选士”制度，推动了新罗的社会转型。
这些留学生们不仅学习儒学，还深入学习科学、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并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是推动朝鲜半岛发展的重要人物。
宋代建“蕃学”教外商子女
越南留学中国学子的成就也不遑多让。在唐德宗时期，爱州日南（今越南清化）的姜公辅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考中了进士，深受唐德宗信任，被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是大唐唯一的“越南籍”宰相。
唐建中四年（783年），他在“泾原兵变”（长安爆发的兵变事件）中舍身护驾，表现了极高的忠诚度。他的文章《白云照春海赋》被收录在《全唐文》中，至今仍是中越文化交流的佳话。
除了唐代的姜公辅，元朝时，来自越南的莫挺之，被后人称为“两国状元”。他回越南后极力推广儒学，对越南后来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大食（阿拉伯古称）、缅甸、尼泊尔等亦多派遣来华留学者。除了“公派”，还有私人“留学”。当年，朝廷对留学人员有各种优惠，还有奖学金，允许他们在中国经商、考试、做官。这些国家的留学生们对传播华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史载，唐宣宗大中年间，一名原籍大食的青年李彦升来中国求学。他不仅精通汉文，而且对儒家经典有极深造诣。他在长安参加“宾贡”，考为进士，受到士林赞许。唐朝大臣、宣武军节度使卢钧曾称赞他“虽生于异域，却心向华风”。
在唐贞元十七年（801年），缅甸（骠国）派遣王子舒难陀率领一支规模庞大的使团到长安深入学习唐朝的音乐律法、服饰和宫廷礼仪。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骠国乐》。这种交流使得唐朝的乐理知识回传到缅甸，形成了东南亚早期音乐体系中独特的“中国印记”。
宋代对“留学生”也非常重视，专门建立了“蕃学”，是为边疆少数民族、海外蕃商子弟以及周边属国留学生设立的特殊官办学校。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陕西置蕃学，为宋代最早的专门蕃学，其生源为吐蕃、羌、党项等蕃部的首领及蕃官子弟。熙宁年间，还在广州、泉州等地，依附州学设“别舍”，吸收定居在港口蕃坊的大食、波斯、东南亚等国的外商子弟。在蕃学中，既教汉文儒典，也保留外族语言、宗教习俗，学成后还可参加宋朝科举入仕。
元朝至元年间，尼泊尔的阿尼哥受命来到中国。起初，他以学徒和僧侣身份来华，在元大都深入学习了汉文化和中国的土木建筑技术，后来主持设计建造了不少著名的佛塔和寺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北京的妙应寺白塔。
值得一提的是，汉末以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僧侣传经交流热络，产生了近千年的译经活动。这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据文献记载，元朝与亚、非、欧多国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空前扩大。高丽王族和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一万零八百卷回国。在元大都的高丽人最多时有数千人，其中入学读书者也不少。
史载，元代时，欧洲天主教曾以“十字教”名义传入中土，促进了当时中欧文化间的交流，间接促成了“留学”的种种实绩。这一时期比较有名的人物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游历了很多地方，并担任官职，这需要广泛学习中华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留学生”。马可·波罗回国，向西方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引发巨大反响。
西方传教士也是“留学生”
明朝至清朝早期，中国也跟海外交往频繁，来华学习者众多。明代留学生主要来自日本、琉球、暹罗、高丽、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等国。清代来华的不仅有亚洲地区的留学生，后期俄国也陆续派来留学生。清朝前期，还专门召“洋翰林”入朝廷，重用洋人，发挥他们在天文、数学、科技，甚至绘画、建筑等方面的技能。
清朝晚期，开始执行排外政策。因为西方科技和航海业发达，欧洲国家一直想从经济和贸易等多方面影响中国。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也开始闯荡中国。来到中国的这些洋人，最早也是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他们往往聘请中国的士子为教师，在中国学习生活数十年。他们之中，有的除了传教，还撰写介绍中国的书籍，翻译“四书五经”和大量诗歌、小说和民间读物，在推广汉学知识及介绍中国文化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传教士翻译的《本草纲目》，被当时西方的思想家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十八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就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删改古籍、销毁古书和文献，造成一些古籍的缺档和空白。因此，在清代之前，邻国留学生带回国的古籍成了今人研究中华历史的宝贵资料。邻国保存的这些古代文献填补了历史造成的空白，这是当年文化交流和留学生来华的另一个意外贡献。
晚清来华留学仍然承袭隋唐以来传统模式，以官派留学生为主，生源来自朝鲜、日本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一些西方国家也派遣留学生到中国，了解国情。欧美早期汉学家很多都有在中国学习和考察的经验。晚清到民国间，西方学者来中国学习考察者众，有的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如著名的汉学家劳弗尔、富路特、费正清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中国在古代曾经是世界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世界各国留学受教育的首选地之一。在研究中西文明交流史和世界教育发展史时，我们不可忽略了这个基本的事实。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