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小在
监制 - 她姐
23岁那年，从同济大学毕业的杰尼丸子，突然“废”了。
在妈妈的想象中，毕业于顶尖985学校建筑学院的女儿，原本有望成为本市的规划局局长；而现实是，杰尼丸子放弃了名校的硕士offer，到出版社做漫画编辑，后来干脆退出职场，每天窝在家里画画。
在重视安稳的传统山东家庭，没有人能够理解杰尼丸子近乎“自毁前程”的选择。爸爸形容她为“健康的废物”，妈妈觉得她的脑子坏掉了，甚至带她做过头部核磁检查。
而在杰尼丸子看来，转行、离职时遭遇的重重阻力，不过是在为从前的“高分人生”付出代价——
“成绩好，一切都会豁然开朗”的说辞，并不适用于成年以后的世界。离开学生时代狭窄且单一的评价体系以后，她从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上脱轨而出。“蓄势待发的失败人生”，徐徐展开。
一个顶着“别人家孩子”光环长大的95后女孩，要如何面对人生中无法回避的失败时刻？
杰尼丸子决定创造和她本人高度相似的女孩“阿美”：顶着BOBO头，眼睛有血丝，时常陷入内耗、感到不安；小时候，加过“周杰伦”的QQ；长大后，有着把“去考公”当作口头禅的父母。
阿美散漫、社恐、喜欢幻想，总是被无尽的工作和理不清的家庭关系困扰。她看起来默默无闻、容易被拿捏，却始终不愿被外界的规训推着向前。
在杰尼丸子看来，在这个追求高效，不容有失的世界里，从工作到人生，成年人被强制要求通过的关卡越来越多。
所以她决定和阿美联手，拒绝参加这个实时排名的游戏，并且用软弱的四肢，爬出去，吓这个世界一跳。
以下内容，根据杰尼丸子的自述以及《拒绝参加游戏》一书整理而成。
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决定自毁前程
在从同济大学毕业、突然决定转行以前，我从未让家人失望过。
生长于高考大省山东，我从小到大的每次考试，都排在上游。记忆里，我几乎没有“考得不好”的时候。
18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中的巅峰时刻——由于高考考得很好，爸爸专门为我办了升学宴，我头一回见他那么开心。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说，这孩子出息了。
电视剧《小巷人家》
没什么规划的我，报志愿时填了城市规划专业，它是同济的王牌专业之一，我和父母一致认为，选择了它，就选择了“稳定”“体面”“好找工作”的未来。
所以，得知我要转行时，我妈很绝望。对我的前程，她抱有很多美好的、关于“出人头地”的幻想，而读了五年建筑类专业的我，最后突然舍弃一切，跑去出版社当编辑，这太荒谬了。
然而，从我的角度来看，转行的决定，早就有迹可循。
在光鲜的想象之外，我的大学生活，充满了艰辛与疲惫。
大一那年的元旦，我的跨年方式，是留在寝室熬夜赶图。
工科的学习内容，是需要用时间堆出来的。在高手如云的环境中，如果想要保持领先的排名，就要付出远超常人的努力。为了学习，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已经成为常态。大家花越来越多时间来精益求精，把图纸画得更加精细，在我看来，那种细致程度，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杰尼丸子画的建筑画
抱有相同想法的，不止我一个人。我有两个同学，拼尽全力跨专业转入我们学院，随后才发现，心心念念的建筑学科，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美好、充满艺术感，拼命以后，还需要更加拼命。
在每周的设计课结束后，我们三个人经常凑在一起，边吃冰淇淋边聊天，思考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卷的尽头在哪里，然后开始倒计时，为期五年的本科生涯，还剩多久。
一开始，我还执着于保持优秀的成绩，后来，我渐渐从这套越抬越高的评价标准中退却了。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能把全部时间投入学习的人。
上大学以前，大家面对的评价体系太过单一，我恰好比较擅长理解出题的逻辑和规律，所以能够在那套规则中游刃有余，取得高分。到了大学，我能维持在不错的水平就够了。
在课业之外，我选修了从前很感兴趣、但没什么机会接触的历史、哲学和诗歌课程，还参加了禅学社团，偶尔到寺庙里住几天。
一位选修课的老师劝我，要不就转到中文系，那样我或许会开心一些。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不可能的。首先，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我所在的学院、专业是全校最好的，谁会支持孩子转到“更差”的专业去呢？另外，因为世俗层面的某种担忧和虚荣心，即便我不想融入竞争的环境，却也不想被认为是个逃跑的失败者。
建筑系学生想转行
就这样，我带着想离开的心情，在建筑学院熬过了五年。
毕业典礼那天，我遇到了比我小一届的、同专业的学妹，她也穿着学士服。我有点困惑，后来才知道，她转到了中文系，学制变成四年，所以和我同一年毕业。
学妹告诉我，我曾经无意中和她提到，有老师建议我转专业，她因此受到启发，转到中文系，度过了几年非常快乐的时光。看见一个比自己小的人，如此果断地做了我不敢做的事，我十分震惊。大家苦苦追寻的“好专业”，她说不要就不要了，我没想到真的有人能做到这件事。
而不久以后，一向老实、乖顺的我，成了那个令人震惊的人。
再次脱轨
我在7月1日毕业。7月16日，我乘着高铁到北京上班，中途甚至没有回家一趟。
建筑系学生原本的发展方向，是继续读研、深造，到知名设计院工作，体面且高薪。而我与之背道而驰，在和建筑学毫不相干的出版社，找了一份漫画编辑的工作。
我成为漫画编辑，完全是出于偶然。
毕业以前，我经常到学校图书馆看书。有一回，我无意发现了法国漫画家马克-安托万·马修的图像小说《方向》。书里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在各种地方寻找箭头，那些或显眼或隐蔽的箭头，会为他指引前进的方向。
翻到书的末尾，我脚下的箭头消失了。没有箭头，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我非常震撼，感觉我的人生被这本书说透了：我生活的过程就像寻找箭头的过程，总是按照别人告诉我的方向前进，在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甚至会非常惊慌地去寻找箭头。
现在回头看，生活真是让人感到困惑，到底有多少事情是可以被计划的呢？学习如何规划城市的我，甚至规划不了自己的人生。
后来，我留意到，那些打动我的漫画，封面上都写着同一家出版社的名字。很巧的是，从前经常和我一起吃冰淇淋、期盼早点毕业的同学，告诉我他要转行去当编辑。他的话点醒了我，是啊，谁说工科出身的人不能成为编辑呢？
我看见了自己心中的箭头：我想要从事这样一份工作，能够让我有投身的热情。
我随即搜索了那家出版社的招聘信息，连夜写完一份没有技巧、全是感情的简历，意外得到了面试机会。为表诚意，我专程去到北京面试，最终得到了这份工作。
出版社的薪资一般，北京的高昂房租，足以掏空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在我妈看来，转行浪费了我大学五年所学的专业知识，也砸碎了我成为“成功人士”的可能性。
可我丝毫不后悔。在城市规划专业学习的五年，于我而言，是一场漫长的谢幕——我拿到文凭，就像在“大学”这场游戏中谢幕了一样，以后我就要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某天下班后拍到的夕阳
编辑部的工作氛围很好，与书相伴的日子也很快乐。我陆续做出一些很喜欢的书，与此同时，我拿起了画笔。
2018年的某一天，一只螳螂突然闯入我位于11楼的房间，像个外星人似的盯着我，我和它面面相觑，感到恐惧，又觉得这个场景很魔幻。
激烈的情绪起伏，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的我，随手画出了第一幅漫画《螳螂》，将它上传到豆瓣相册，收获了2或3个点赞。
后来，我创造了一个代表着我，又独立于我而存在的女孩形象，她在2020年有了确定的名字：阿美，25岁，梦想成为很酷的老太太，总被爸妈劝着去考公务员。
2020年，阿美初登场
阿美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我的真实生活。工作时，我的创作热情很高，因为画漫画对我来说，像是避难所一般的存在，我可以通过画画来疏解压力。
工作期间，我画了一系列和工作相关的、基于真实心境的作品，比如我和主编成了同桌，这令我紧张不已；我常常想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工作，直到我在库切的小说里读到，“工作的重要作用，是让人意识到自己是普通人”。
杰尼丸子创作的和工作相关的漫画
当了三年漫画编辑以后，我想拓展一下编辑书籍的类别、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于是去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出版公司，做策划编辑。
第二家公司更加商业化，遵循的游戏规则，与上一家出版社大为不同。在选题方面，它更看重作者的名气和书的销量，而不是书本身的质量和意义。
我在新公司第一次旁听选题会时，有位同事报了一个选题，是一本讨论现代人总是在各种地方被审视的漫画，这本书把人们的视线形容为一种实体的存在，我特别喜欢这个选题，想着如果能够出版，我一定要买一本。
然而，领导的反应是，这本书出了之后有谁会看啊？后半场的选题会，变成了对这个选题的评判和贬损。提报这个选题的编辑很伤心，不久以后就离职了。
我们一到两周就要报一次选题，我经常在开完选题会后，愤怒地走出办公室，因为喜欢的选题又被毙了。我也尝试过主动去适配这里的规则，比如那些早就知道不会通过的选题，即便我认为它很好，也不会再报。
工作的感受
凭借新公司的优势，我做了一些文学类图书，其中还有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的作家的书。但我依然很难长久地待下去。编辑每个月都会收到毛利表，我所负责的图书的商业表现，会非常直观地呈现在眼前，以至于我每次打开表格时，都会非常紧张。
在这里，除非真的做出了特别现象级、足以成为“养老保险”的书，否则没有人是一直安全的，一旦感到不安全，就必须去做更多事，好让自己留下。
而我不愿这么做。2024年，我再次辞职，回到老家青岛专心画画，成为家人们眼中的那个，被养废的孩子。
“人都是会死的”
对于“我可能会废掉”这件事，我妈比我更加恐惧。
从小，我爸外出工作，我是由妈妈带大的。所以，当爸爸说我长成了一个“健康的废物”时，感觉到被否定的不只是我，还有培育我的妈妈。
我妈是个非常坚韧的女人，但在和我有关的事情上，她总是格外焦虑。她很谨慎地对待我，害怕我受伤，看到一些社会新闻时，她会担心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电视剧《小欢喜》
在我辞职以后，我妈的焦虑达到了峰值。
因为怀疑我脑子坏了，妈妈专门带我做过头部核磁检查。结果显示，除了头有点歪，我的大脑一切正常。
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试图将我拉回“正轨”，从发型、穿搭，到行为举止和人生选择。和我聊天时，她几句话内必提考公；有时，她甚至会异想天开，建议我去开个小卖部、去做直播，只要能正常参与到社会的运转当中就行。
有一次，我妈开车载我去姥姥家。在车里，她再次提起让我考公，也可以去一个食品公司或是肉食厂之类的地方工作。当时我们已经有一阵子没见了，我希望她不要再说这些话，她说不行，就是因为难得见次面，才更应该说，于是又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我非常生气，大声地说：“妈妈，人都是会死的。不管我现在考公还是没考公，到最后都是要死的。”她愣住了，不再说话。我们照常去到姥姥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阿美的妈妈总是劝她去考公
虽然不想承认，但我和我妈在许多方面，非常地相像。
去年春天，我在演出现场听到一首写给妈妈的闽南语歌曲，听得眼眶湿润。
可能是太受感动了，回家以后，我拿ipad给我妈播这首歌，让她看其中的歌词，“现在我回来/不是代表失败”“妈妈不要专把我来念/不要把我当做坏铜坏铁来念”。我偷偷看了眼我妈，她没什么反应。
这个场景，我非常熟悉。我读小学时，我妈听到阎维文的《母亲》，特别感动，于是打电话给我姥姥，隔着听筒播放这首歌。我妈边听边哭，想问问姥姥作何感想，结果发现，姥姥早把电话挂断了。
我亦步亦趋地踩着我妈的脚步，和她做了一样的事，也得到相同的反应。
《妈妈，我等来跳舞》中，阿美和妈妈共舞
看似和妈妈处于对立面的我，其实能理解她的许多做法。
妈妈的成长环境和我不同。她出生在穷苦的农村家庭，所以她对于吃饱的渴望和对吃不饱的恐惧，是不愁温饱的我难以想象的。妈妈考上了中专，后来到医院工作，成功在青岛立足，以她的背景来看，她的成就算得上出人头地。
所以，她希望我取得世俗意义的成功，因为那意味着稳定和幸福，并且是她亲身实践过的经验。一旦我脱离了她认为的正轨，她就会很焦虑，这种焦虑又会演变成控制，变成我们之间永无止境的争吵。
可是，在这个确定性逐渐消弭的时代，又有什么是绝对稳定的呢？
前段时间，我看到本科学校的建筑学院门口立了个牌子，写着“建筑学何以重生”——需要重生，说明建筑学已经“死”了。明明在13年前，我考入建院的时候，它还是一个那么时兴、热门，大家挤破头都想进的学科，一眨眼，现在探讨的却是如何挽救它了。
我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在设计院工作，由于行业整体不景气，也有人被降薪、裁员。这是我们入学时无法预料的事。
刚上大学时，我也绝对想不到，毕业以后，我会到出版社工作、以画画谋生。一个又一个的偶然、挣扎和选择，把我带到现在的位置。
杰尼丸子的漫画《寻找自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对我来说，不管是遵从我的理性，还是顺应我的天性，我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就是我命中注定要过的那种生活。
就像我和我妈吵架时说的那句话，人都是会死的，活着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比起公认的“成功人生”，我还是更想去做我想做的事。
拒绝参加游戏
从2018年画下《螳螂》，到出版第一本漫画书《拒绝参加游戏》，我用了八年。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用这个书名？
把某件事比作一场游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很多时候，“游戏”的规则并不那么科学，或者说，并不那么适合我们，而我们又总被灌输“如果不做某件事，就会完蛋”的想法，逼迫自己待在游戏里。
长久以来，对很多事，我都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就像把一支圆珠笔放在胳膊上，放一会儿没什么感觉，但时间久了，就会不堪重负。日常生活里，我总会被外界迫使着去做一些事，久而久之，我产生了一股拒绝的冲动，直到毕业时，我第一次违背了原有的发展路径。
所以，我想用《拒绝参加游戏》，来表达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于很多事，我们还拥有 “不参加 ”的选项。
电影《好东西》
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篇目之一，是《边缘》——成年以后的世界，就像在坐大转 轮，阿美没 有抢到有安全带的位置，只能死死扒住边缘，一旦松手，就会滑向失败、摔得粉身碎骨。
我一度陷入类似的恐慌当中，现在也依然会有这种感觉。恐慌的感觉有点像天气，你不知道哪天会阴天、下雨，不安的感觉随之而来。
但很多事情，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如果过分在乎外界的想法和限制，那就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以前，我总会追求那种特别无垢的环境，保持绝对的安静、专注，不受外力影响。但我发现，这是很难达到的，即便旁边没有人，也可能有风雨声、体内的激素波动，总有能干扰到我们的事情。
我不再去克服不安，而是本能地应对它，因为我明白，情绪不会一直停留，就像天气不会一直阴郁一样，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纯粹地活过一天，就是很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