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道德经》的美国导演史杰鹏：一场修行

栏目：娱乐 | 来源：凹凸镜DOC | 2026-06-15 21:16

本文转自：NOWNESS现在

当AI不可避免地进入影像工业的当下，关于影像创作、何为真实的讨论甚嚣尘上。剧情可以生成，想象力可以“抽卡”般一次又一次尝试，创作可以不再去往现场——仅仅需要一台电脑，一个AI就可以完成。

但还有一种影像形式以近乎原始、纯粹、自由的姿态游移在拐点之外——纪录片，它仍然要求创作者进入现场，要求摄影机与现实产生互动，也仍然拥抱随之而来的惊喜与意外。

今年，导演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完成了自己14小时的新作《纪录片史话》（The Story of Documentary Films）。这部影像以巡展形式在圣丹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国际重要节展展映，回顾了纪录片这一媒介在漫长历史中的演变与发展。

以此为契机，NOWNESS邀请了史杰鹏（J.P.Sniadecki)、张明归（Minh Quý Truong）、陈东楠三位创作者聊聊自己与纪录片的故事，同时，我们邀请Mark Cousins为我们撰写专题开篇。

我们为什么要爱纪录片？它究竟有什么可爱之处？它在当下的价值如何？我们试图用这个专题，回应这些问题。

这是第一篇，美国导演史杰鹏（J.P.Sniadecki)与NOWNESS天才发现计划策展顾问段炼进行了一场对话，他们说进入创作就像进入一场修行。

美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史杰鹏第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5月初。

在此之前，少年时代的他成长于印第安纳和密歇根交界处的美国中西部，在这片被称为“中心地带”（Heartland）的地方，史杰鹏最喜欢阅读的书籍之一《道德经》，到现在，他仍然记得其中一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第一次到中国时，史杰鹏还是大一新生，是大学组织的中美文化交流夏令营中的一员，学习哲学与电影制作的他刚刚完成自己的第一次跨洋飞行。落地上海，恰逢1999年5月8日，中国多地举行了反美示威活动——在夏令营成员们跨越太平洋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3名中国记者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

“作为一个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的人，我觉得在那个时刻最好的反应就是倾听和学习。”史杰鹏回忆道。

《黄浦》，2010，静帧截图

他与中国的缘分开始了。那次夏令营之后，他又到华东师范大学学习了一年中文，在那里，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了“史杰鹏”这个名字。“我喜欢这个名字，史杰鹏，感觉土土的。”也是在那一年，他开始坐绿皮火车游历中国，与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聊天，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里。“我当时没有钱买相机，但我把画面记在眼睛里，把声音记在脑子里，想象一部影像。” 2014年，起始于火车上的想象变成了他的作品《铁道》，入围了当年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2005年，史杰鹏作为第一批学生加入了哈佛人类学感官实验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这是一个旨在推动非虚构影像边界的创作集体，比起学术，更偏重人类学与影像的艺术性与边界探索。“在那里，我不需要迎合任何传统影像制作的规则，也获得了可以在中国展开影像实践的设备。”

《铁道》，2014，静帧截图

就此，中国与当下世界最重要的非虚构影像创作集体之一产生了连接。仅凭一个人、一台摄影机和一些朋友，史杰鹏在中国完成了《松花》《黄浦》《拆迁》《人民公园》等作品，这些影像以独立、感官、实验的方式记录了他个人行走下的中国，以及那个有着野蛮生命力、蓬勃发展的时代。

那也是属于中国独立影像的黄金时代，在北京宋庄，史杰鹏与一众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以小成本与极为灵活的拍摄方式回应着自己对彼时世界的疑问，也一起举办独立影展。回顾那段经历，史杰鹏说：“我很高兴看到现在的年轻影迷会专门去找这些影像，从里面获得力量，来面对他们此刻和未来的挑战。”

返回美国后，史杰鹏成为了西北大学的教授，但他仍然保留着与中国的联系。去年，史杰鹏与我、徐玮超、高元共同在青海完成了新作《西海图》的拍摄。也因此，NOWNESS邀请我与史杰鹏展开对话。在史杰鹏的世界里，创作是一场修行，拍摄是简洁而独立的，合作是开放而有趣的，影像则是深抵人心的。

上：《黄浦》，2010，静帧截图

下：《松花》，2007，静帧截图

想象这样一部影像：它在轮椅上完成，一人拍摄，一人推轮椅；全片76分钟，摄影机穿过成都的人民公园，最终在广场上老年人的霹雳舞激情斗舞下结束。这是史杰鹏与来自耶鲁的好友张莫（Libbie D. Cohn）共同完成的《人民公园》，于2012年入围当年的洛迦诺电影节当代影人单元。

两个人，一部轮椅，现场收音，一镜到底，你很难想象一部影像的制作可以如此简洁。当时，在成都的史杰鹏和张莫常常在人民公园里转悠，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表演业余艺术：舞蹈、书画、二胡、茶艺、唱歌……人民公园像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表演场域，什么都可以在那里发生，好像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连贯、流动、多元：“参考这幅古画，我们也想做一个具有表演性质的东西，所以我们决定用轮椅，绑几个话筒在上面，拿一个比较轻的摄影机，一切就开始了。”

《人民公园》，2012，静帧截图

最终，他们拍了40遍人民公园，在完整的24条长镜头里，他们选择了第19条，一条成片。对我来说，他的拍摄方法就像某种容器——摄影机好像是旁观者一样，不评价、不选择、不回避，但却留下形状，承载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让它慢慢流过。史杰鹏喜欢这个比喻，他说这是一种确定与不确定的微妙平衡：“我们应该接受生命中的不确定，拥抱它；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自己想要的影像形式与结构。在拍人民公园时，我和张莫已经确定了要拍摄这里，我就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只用一个镜头去探索，跟这个地方的各个人物接触，产生关系，这是结构与形式的确定。”

可史杰鹏最初并没有想到会做这部影像，在做《人民公园》的几乎同一时间，他在旁边的一处工地上拍摄另一部片子《拆迁》。那是一部关于拆迁工地上农民工日常的影像。进入拍摄的过程同样是即兴的，史杰鹏拿着摄影机偶然地进入这个工地，他以为包工头会反感他的拍摄。“结果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给我发烟抽，然后让我第二天再来。”

《人民公园》，2012，静帧截图

令人惊讶的是，史杰鹏最初来四川的目的是和美国的一家医院合作，在九寨沟拍摄一部关于儿童的公益影像，这部片子反而没有成片……

“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创作者，其实并没有什么非要拍的东西。但就是跟着那种被选上的感觉，缘分来了就是来了，来了就拍；或者是别人有什么邀请，又或者是对某个人群、事件、地方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那我也去拍。”

在西北大学，史杰鹏开设了一门叫摄影机身体化（Embodied Camera）的课程，引入了相似的拍摄方法：他会让同学们打开感官，跟着周围的环境和存在的东西建立一场拍摄，尽量不要将拍摄者的自我意识投射其中。“这是一种和传统的影像教学相反的方法，按照传统的教法，其实拍摄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和他本身的意图是更为重要的。但我想让学生们试试依靠自己与环境发生关系和接触来产生一次拍摄。”

《玉门》，2013，拍摄现场

这让我想到水，史杰鹏的工作方法好像水一样，包容一切，不强求亦不动声色，润万物于无形。恰似李小龙著名的那句话——“be water, my friend”。

千禧年初，影像实践并非哈佛人类学系的正式课程，学生们无法通过自己拍摄的作品收获学分，它更像是对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补充，难以单独成立。

当时，人类学系的老师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Lucien Castaing-Taylor）觉得这很古怪——明明哈佛对人类学相关的艺术品、艺术实践有着强烈的收藏需求，却不鼓励学生们自己在相关领域展开实践。之后，他成立了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他期望在这里，那些对影像和声音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通过实践（practice）的方式完成对人类学与当代艺术的探索和突破。

《玉门》，2013，拍摄现场

史杰鹏作为第一批成员加入了这里。当时，班上只有十个人，几台剪辑电脑，几个麦克风，几部摄影机，但他们对做出点颠覆传统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的东西信心满满：“我们受够了‘现实（reality）’被念白、采访和文字相关的方式展示出来，当然我们被允许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拍摄，但我们更被鼓励去试着用自己的经验超越这些形式的局限。”

于是，一批颠覆传统的作品就此诞生，其中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本人与维瑞娜·帕拉韦尔（Verena Paravel）共同执导的《利维坦》（Leviathan）最具代表性。影片跟随远洋捕鱼船深入大西洋深处，将摄影机放置于船底、甲板、船锚、船头等十几个地方，以纯粹观察的视角展示人类、自然、机器的合作与冲突，90多分钟的影像，观众就这样跟着摄影机，被船只与海浪抛来抛去，以赤裸的感官面对影像。

《利维坦》，2012，静帧截图

而对于史杰鹏来说，在感官人类学实验室的经历拓展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敏锐度，让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与环境互动。“到现在，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也拒绝给自己一个定义，它总在推翻自己，拥抱流动性、实验性，寻找一种严肃的玩乐感。”

纵观非虚构、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的存在无疑是21世纪以来，这个媒介突破性的神来之笔。我突然想起上世纪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世纪辩论：知识的演进究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旧的知识构成了新发现的基石，还是它是断裂的，思想的创新，依靠的是在原有认知的缝隙空白间生长出新的东西，就像哥白尼之于地心说？这样看来，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之于纪录片是否也如此？

《未来事物的形状》，2020，静帧截图

“我认为这和‘叙事学（narrativity）’有关。”史杰鹏想了想，“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经说历史是建构起来的叙事，而非绝对、客观的真理。如果你想描述一下传统纪录片历史发展的脉络，在美国，大家一般都会勾勒出一条直线式进展的轨迹，比如从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等大师开始，但我在想，这种目的论式的进步路径是不是值得怀疑？”

在西北大学，史杰鹏每周会给同学们进行纪录片赏析，在播放维尔托夫公认的经典《持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A Moving Camera）时，他也会放《利维坦》，这样的并置不仅关于两部片子上表面的对照，也展示它们在不同时期给电影与技术带来的开创之姿。“传统的、官方认可的历史叙事其实只是一种观点或者价值观，而将两部近乎完全相反又各自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并置，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些叙事都是可以被颠覆，甚至被破坏的。”

上：《松花》，2007，静帧截图

下：《铁道》，2014，静帧截图

2013年，史杰鹏回到美国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后在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作为教授任教。此后，他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北美，先后完成了《荒漠沙海》（El Mar La Mar）、《未来事物的形状》（A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战地》（Battlefield）等影像作品。但他并未与中国断开连接，其间，在北京宋庄，他组织了16毫米胶卷的工作室，也一直往来中国各地，寻找潜在的拍摄机会。

2023年，史杰鹏受邀来到杭州参加西湖纪录片大会（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与曾经的学生、纪录片导演徐玮超再次相遇。他们聊起时下西部正在进行的锂矿产业，以及新能源的相关建设，决定前往青海进行一个短期的研究。

上：《西海图》，剧照

下：《荒漠沙海》（El Mar La Mar），2017，静帧截图

2024年，他们启程前往青海。我在青海长大，他们找到了我。听完他们的计划之后，我觉得这个项目很适合我的老友、艺术家高元，我又邀请他加入，就此，四人组合成立。最初，史杰鹏他们只有一个相对模糊的想法，做一个关于能源的论文电影（Essay Film），其他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这样，我们在不确定性中展开了旅程，时而探索那些和能源开发与生产有关的地标，时而也像观光客一样，去一些景点或废墟，感受青海多变又广袤的景观。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通常是当天出发，然后晚上回来看素材、复盘，再决定第二天要去哪里。

也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要拍一部怎样的影像，在旁人问起时，我们不得不说自己在为一部尚未确定的影像堪景，做着做着，堪景好像作为一个虚构元素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部片子的叙事：一部有关未知和不确定性的片子，在虚构与非虚构间摇摆，而堪景作为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其中。

《西海图》，剧照

《西海图》这个名字则来自高元，西海是中国古代对西方水域的泛称，其指代范围随时代变迁，或指向青海湖，或指向建构中的瀚海，及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居住地等多种地域，秦汉时期西海作为地理符号，既与中原“四海”观念相呼应，又用作西部边疆地域的代称，体现对未知领域的认知。这次我们的创作在青海发生，围绕中国西部的水路、西边的生态环境，甚至中国面向中亚等等主题展开。

纵观史杰鹏的每一部影像创作，几乎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在与其他电影创作者一起时，我们会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催生出激烈的讨论与体验，并在其中不断地分流与汇聚。这种动力不仅能够拓宽创作的过程，同时也会让你摆脱自我、走向一种更具集体性且不执着（non-attached）的创作模式。”

上：《铁道》，2014，静帧截图
下：《西海图》，剧照

在他看来，创作像是一场修行，是电影人纳撒尼尔·多斯基（Nathaniel Dorsky）所说的虔敬电影（Devotional Cinema）——在完成一部影像时，全程参与其中：选题、拍摄、写作、剪辑、声音制作……“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以及作品本身，向全新的理解打开，甚至有可能让我们去触碰某些超越我们自身的存在。它迫使我们在野性的全然接纳（wild reception）与审慎的作者创作（careful authorship）之间寻找平衡。”

“就像有些小说家提到的，角色会在某个时刻开始自己书写自己；电影创作者或许也会承认，那些最精彩的镜头往往不是对计划或剧本的死板执行，而是来自别处、别物或别人的一份意外馈赠。”

《西海图》，剧照

是的，创作就是一场修行。比起沉迷于聚光灯下、大制作里，我们时常忘记摄影机其实就在手边，远方就在脚下；比起进入一个设定好的片场，拿着准备好的脚本进入一场精心设计的创作，我们也未必有勇气只凭自己的感知拥抱身处的环境，与它接触，逼迫自己去超越那些传统的创作方法。但这也便是投身修行的意义，面对自己，诚实地、开放地、持续地、不迎合地坚持所选择的道路。史杰鹏如此，也许你我亦应如是。

在《西海图》的拍摄结束之后，许多场景仍然在我心头回荡，而我也常常做这样一个梦：在一片广袤的大地上，J.P.（史杰鹏）扛着三脚架与他的16mm摄影机，大步流星地迈向前方的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