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懂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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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勾春然
编辑 | 杨扬
影视项目的投资回报，向来是投资圈里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2025年，中国影视项目的投资年化IRR均值惨跌至-5%，超过90%的项目在大银幕上沦为炮灰。
面对这份成绩单，影视VC们只能直摇头，坦言“投电影，还不如把钱老老实实存银行”。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连年亏损、回报率跌入冰点的低效赛道里，《给阿嬷的情书》却硬生生砸出了一个近年来影视圈无出其右的资本神话。
若以1400万的制作成本、12亿元的傲人票房、以及片方约4成的分账比例来粗略估算，片方收益已斩获约4.29亿元，投资回报率狂飙超30倍。 在大批春节档票房冠军回报率也仅能勉强维持在1-2倍的当下，《给阿嬷的情书》的资本回报堪称“开挂”。
如此惊人的高回报，显然无法单纯用“低成本”的省钱逻辑来作答，毕竟在电影工业中，真正能撬动资本杠杆的，永远是高票房的绝对统治力。
从底层的产品逻辑和商业范式来看，《给阿嬷的情书》的横空出世，本质上是“内容中心制”对“流量中心制”的胜利。
过去几年，电影院的座位越来越空，制作的成本却越来越高，收入与成本的恶性剪刀差，使A股六成以上的影视公司推亏损。面对生存压力，资本对票房KPI有了更高要求。于是，套用市场验证过的“融梗、堆砌狗血桥段、情绪缝合”等标准化流量公式，成了片商们最安全的避风港，进而催生了同质化流量电影的泥沙俱下。
但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内容产品，工业化的同质化流量套路，终究会引发大众的审美疲劳。而这种审美疲劳，给了《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内容中心制电影爆发的契机。
但结合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独特的创造环境，它的成功很难大规模复制。
内容中心制对流量中心制的胜利
《给阿嬷的情书》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它首日排片只有1.6%，属于天崩开局，结果硬是被观众你一票我一票捞到了45%的排片。单日票房更是从377万元一路逆袭到单日最高的1.35亿的票房。如今猫眼已经将它的总票房预测提高了36倍。
《给阿嬷的情书》逆袭，可以找到很多原因，潮汕老乡奔走相告、官媒下场宣称、社交媒体发散、同行衬托等等。
但从最底层的产品逻辑看，《给阿嬷的情书》逆袭是内容中心制对流量中心制的胜利。
从产品属性上看，前几年的很多爆品属于标准的流量中心制。
流量中心制是一种以“流量数据”为最高决策准则和驱动核心的产品生产的模式，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能带来最大、最快的流量关注和转化，就优先生产什么、放大什么。
这样做的好处是，稳住了受众的基本盘，保证了商业上的安全。
于是一套围绕流量中心的创作方法论开始形成，翻拍、融梗、堆砌狗血桥段、情绪缝合等最能引起话题讨论度的同质化流量玩法兴起：
男女主一见面就知道他们要谈恋爱，反派一露脸就知道他活不过结尾，煽情BGM一响就准备好纸巾。所有的桥段都被拆解成标准化模块，像快餐店后厨的冷冻半成品，加热、装盘、上桌。观众看10部电影其实和看1倍电影的剧情差不多。
但电影毕竟是内容驱动的生意，大量的同质化流量电影虽然一度贡献了高票房，但长期看不像是救了电影票房，而是坑了电影。
如今，同质化的流量爆款模式正在失灵。 《蛟龙行动》是典型例子，它的故事框架几乎与前作《红海行动》一致，都是“特战出击＋绝境救援”的戏码，同样都压缩了文戏，用大量枪战、爆破戏填满时长，但是票房却没有复刻前作的成绩，《红海行动》以5亿的制作成本实现了30亿的票房，传闻《蛟龙行动》耗资10亿打造，但票房只有不到4亿。
同质化流量电影的塌陷，正给了《给阿嬷的情书》机会。和前几年泛滥的《麻辣滚烫》们相比，《给阿嬷的情书》称得上一部以内容中心制的电影。
由于影片涉及宏大的潮汕华侨历史，超出了主创的直接经验，导演蓝鸿春带领团队在东南亚、欧美等地累计走访了上百个华人家庭，听了一代一代华侨的人生故事。团队研读千封侨批档案，片中出现的侨批均有真实溯源，让故事具备了扎实的根基。
但如果论起内容深度，和《大明王朝1566》这种冷门神剧相比，《给阿嬷的情书》还只能做在小孩那桌。《给阿嬷的情书》爆火，更像是吃惯了预制菜的人，突然吃到了一口新鲜现做的小炒。
那问题来了，国产电影是如何被困在流量里的，它们可以复制《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吗？
需要更完善的利益保障机制
万玛才旦曾表示，在拍摄中，他会拒绝一些资金加入，理由是“小成本地拍摄可以保证制片方不会赔太多钱，也能保证创作的自由度。”
这句话其实既解释了《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可以实现内容中心制，也解释了国内同质化流量电影为何泛滥。
《给阿嬷的情书》只获得了1400万元的投资，且投资方很分散。这样的小体量电影，往往能给导演更多的创作自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制片人郑萱轩用一句玩笑话道出了制片组对于导演的全力支持，“导演用了100种方法把他想拍的都拍了，而我和制片组用了200种方法让他把他想拍的都拍了。”
从这个角度看，《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可能大投资方也是原因之一，没有投资方看的上也就没有资方那些改戏换人等奇葩要求…
但投资方的改戏换人也是不得已为之。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少，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收入成本的剪刀差，使A股六成以上的电影公司陷入亏损。甚至一部电影的巨额亏损，足以动摇一家公司的根基。宁夏电影集团，就因投资《阿修罗》而失利，导致企业陷入多年的债务危机。
这种情况也迫使电影公司套用市场验证过的公式成了最安全的选择，直接导致了同质化流量电影的泛滥。
高投入、高风险下，国内电影其实更需要一条利益保护机制。就比如美国的片单融资模式，它通过将多部电影项目打包成一个投资组合，利用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来对冲单部影片的商业风险，从而实现整体投资回报的稳定。这种设计，也吸引了私募股权、对冲基金等外部资金进入电影产业。
这样投资方项目失败的风险被对冲，导演也不必疲于应对资本方的日常干预，相当于有了一面“承重墙”，让房屋不至于轻易倒塌。
国内也曾有很多尝试，但属于个别案例，并没有广泛普及。原因包括，行业内虚增开支是常态，财务数据真实性大打折扣，增加风险控制难度。
这样看，国产电影不只要补创作的课，也要补管理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