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巡察组的人翻到我抽屉最里面那个牛皮纸信封的时候，停了一下。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两张A4纸。不，准确地说是两张成绩单的复印件——左边一张，右边一张，并排放着，像两个人站在一起被拍了一张合影。
左边那张的抬头是「清水县第一中学2021-2022学年第二学期期末成绩报告单」，学生姓名：周念安。总分：687。年级排名：第11名。
右边那张的抬头一样，学生姓名：戴子豪。总分：493。年级排名：第247名。
两张纸中间有一道折痕，是我当年并排复印的时候纸张偏了一点留下的。
巡察组的年轻人——小个子，戴眼镜——拿着信封看了几秒，抬头问我：「周工，这两份成绩单是？」
「我女儿的，和我们主任侄子的。」
「为什么放在一起？」
我看着那个信封。牛皮纸的边角被抽屉压得卷了起来，颜色比三年前深了一些——氧化了。但里面的两张纸还是平整的，没有褶皱、没有水渍，跟我当年放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
「三年前，单位的职工子女助学金评选，我女儿符合所有条件，但名额给了主任的侄子。」
年轻人的目光从信封移到我脸上，停了两秒。
「你当时没有反映？」
我摇了摇头。
「那你复印这两张成绩单——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三年。
三年里我每个月拉开一次抽屉，不是拿信封——是拿信封旁边的计算器。但每次拉抽屉的时候，手指都会碰到那个信封的边角。牛皮纸的触感很粗糙，像砂纸，每碰一次都在提醒我里面装着什么。
三年了。我没有拿出来给任何人看过。
「不为什么。」我说。「就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的成绩应该被放在一起看一看。」
01
戴明远来我们单位的时候，是三年前的春天。
清水县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编制四十三人，实际在岗三十七人。干的活说起来朴素——监测全县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收集水文数据，为防汛抗旱和水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十五年。从技术员做到副高级工程师，分管水文监测科，带着七个人盯着全县十二个水文站和二十六口地下水监测井。
这个活需要常年跑外业。下雨天跑、下雪天跑、洪水来了往河边跑。有一年汛期，清河水位涨到了警戒线，我在河道断面测流量的时候被水冲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到现在变天的时候还疼。
戴明远是从县水利局机关调过来的。之前在局办公室当副主任，管材料和会务。他调过来当中心主任，属于「重用」——从机关到下属事业单位当一把手，级别没变但有了实权。
他到任那天开了个见面会。我坐在第二排，手里习惯性地转着笔——下午还要去三号站取数据，心思有一半在站点上。
他讲话的方式跟前任老主任不一样。老主任是技术出身，说话直来直去，讲半天都是业务。戴明远不一样——他讲了二十分钟，没有一句涉及具体业务。全是「理念」和「方向」：「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打造品牌形象」「争创文明单位」。
每一句都正确，没有一句能落地。
会后他逐个找中层谈话。
我是第四个进去的。
他的办公室刚收拾过，桌上摆了一盆绿萝，书架上放着几本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领导力21法则》——书脊笔直，没有翻过的痕迹。
「周启明。副高，水文监测科。十五年了。」他翻着花名册，像在念一份体检报告。
「是。」
「全县的水文站都归你管？」
「日常监测和数据分析归我们科。站点维护归后勤保障科。」
他点了点头，把花名册合上，靠在椅背上：「老周，单位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有几个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他说了三件事：第一，单位的考勤制度要严格起来，「技术人员也不能自由散漫」；第二，财务管理要规范，「每一笔支出都要经过我签字」；第三，单位的文化建设要加强，「墙上挂的那些老照片该换换了」。
考勤、财务、文化建设。三件事没有一件跟水文监测有关。
我听完说了一句：「戴主任，汛期快到了。今年的水情预测偏紧，有几个站点的设备需要检修，经费上能不能优先安排一下？」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不是敷衍，是一种「你没听懂我在说什么」的微妙表情。
「设备检修的事急不了。先把内部管理的基础打好，再谈业务。」
我出来的时候，在走廊上碰到了老吕。
老吕叫吕德胜，综合科科长，在单位干了二十年，什么事都经过见过。他端着搪瓷杯靠在墙上，看到我出来，下巴往戴明远办公室的方向努了努。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聊了什么？」
「考勤、财务、文化建设。」
老吕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一个字都没提业务？」
「我提了。他说先管好内部。」
老吕喝了口茶，嘴角抿了一下：「启明，记住我一句话——凡是来了先抓考勤和财务的领导，不是来干事的。是来抓权的。」
02
助学金的事发生在那年秋天。
我们单位有一个传统——每年九月份，工会组织一次「职工子女助学金」评选。金额不大，每人两千块。名额有限，通常三到五个。评选标准写在工会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品学兼优，家庭困难优先。以学生上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
两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对一个月薪四五千的事业单位职工来说，够孩子一个学期的书本费和资料费了。
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名额——它代表单位对一个孩子的认可。你的成绩好、你努力了，组织看到了。
周念安——我女儿——上高一那年的成绩，年级第11名。一中全年级一千二百多人，第11名。
她不是那种天赋型的尖子生。小学的时候成绩中等偏上，不突出。初中开始发力，靠的是一种让人心疼的自律——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背英语，晚上写完作业还要再刷一套数学卷子。她的书桌上永远摆着一摞用橡皮筋捆着的错题本，按科目分，每本的封面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着。
她的努力不是给谁看的。她不说，你不问。只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她会把成绩单放在餐桌上，压在盐罐子底下——不是炫耀，是一种安静的汇报。意思是：我做到了。
去年她拿过助学金。那年一共评了四个人，她排第二。名单公示的时候她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夹了两筷子菜。
今年九月，申报又开始了。
苏敏——我妻子——在家里跟我说：「念安的成绩单你复印了没有？工会那边要材料。」
「复印了。明天交。」
「今年应该没问题吧？年级第11，比去年还进步了。」
「应该没问题。」
我把材料交到了工会。工会主席姓陈，老陈，五十多岁，干了一辈子工会工作，评选这种事驾轻就熟。
往年的流程是：收材料、核对成绩、按分数排名、确定名额、公示。简单明了，从来没出过争议。
今年多了一个环节——戴明远要求「评选结果需经主任办公会审核同意后再公示」。
老陈来找我的时候，表情有点怪。不是那种明确的为难，是一种想说又不好说的纠结。
「启明，今年的助学金名额——你看到申报名单了吗？」
「没仔细看。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申报汇总表。十一个人申报，按成绩排名，周念安排第二。排第一的是后勤科老张的儿子，年级前五。
名单最后一个——第十一位——戴子豪。
「戴子豪是谁？」我问。
老陈看了我一眼：「戴主任的侄子。他哥的孩子。在我们单位挂的是他嫂子何芳的关系——何芳在后勤保障科。」
何芳。我知道这个人。戴明远到任后调过来的，之前在县水利局下面一个站所，做了几年临聘人员，去年转了合同制。她的丈夫——也就是戴明远的哥哥——在外面做生意。
「戴子豪的成绩呢？」
老陈没说话，用手指点了点汇总表最后一行。
总分493。年级第247名。
一千二百多人里排247。不算差，但跟前面几个申报人比——差距肉眼可见。
「今年定几个名额？」
老陈伸出四根手指：「四个。按成绩排，前四名是张文博、周念安、李思涵、王雨桐。」
「那没问题啊。」
老陈把汇总表折了两折，塞回口袋里：「主任办公会还没开。等开完再说吧。」
他走的时候步子比来的时候慢了半拍。
主任办公会是周四开的。
我没有资格参加——中层干部不列席主任办公会。消息是老吕事后告诉我的。
他端着搪瓷杯来我办公室，把门带上了。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事情不简单——老吕跟我聊天从来不关门。
「启明，助学金的事——出结果了。」
「怎么说？」
「四个名额。张文博、李思涵、王雨桐、戴子豪。」
我的笔在纸上画了一道长长的横线。
「周念安呢？」
老吕喝了口茶，没接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戴主任在会上说，今年的评选要『综合考虑』，不能只看分数。他提了一个标准——『家庭困难程度』。说何芳是合同制职工，收入低，家庭负担重，孩子的助学金要优先保障。」
「何芳的丈夫在外面开公司。」
「你知道，我知道。但花名册上何芳的工资等级摆在那里——合同制，比正式编制少一大截。戴主任拿这个说事，形式上站得住。」
我把那支笔放在了桌上。放得很慢，笔尖朝左。
「启明，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想反映，我不拦你。但你得想清楚，两千块钱的事，值不值得跟一把手翻脸。」
我没回答。
他站起来，拿着杯子走到门口。开门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念安那孩子——委屈了。」
门关上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桌上那支笔看了很久。笔尖朝左。我伸手把它转了个方向，朝右。又转回来，朝左。
然后我打开电脑，找到了两个文件——周念安和戴子豪的成绩单扫描件。
打印机在走廊尽头。我走过去，把两张成绩单并排放在复印机的玻璃面板上。左边周念安，右边戴子豪。
按了复印键。
机器嗡了一声，吐出一张纸。两份成绩单肩并肩地印在同一张A4纸上，像两个人被强制拉到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687分和493分。第11名和第247名。
我把复印件折好，装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放进了办公桌最里面的抽屉。
锁好。
钥匙放回口袋。
然后回到座位上，继续做下午要交的水文数据分析报告。
03
我没有告诉周念安。
是苏敏告诉她的。
不是故意的。苏敏在手机上看到了单位工会的公示——公示贴在单位公告栏上，有人拍了照片发了工作群。她看到名单上没有女儿的名字，愣了半天。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念安把成绩单放在了餐桌上——新出的月考成绩，年级第9名，又进了两名。她像往常一样压在盐罐子底下，然后安静地坐下来吃饭。
苏敏看着那张成绩单，筷子在碗沿上停了三秒。
「念安，今年的助学金——」
我抬头看了苏敏一眼。
「名单出来了。没有你。」苏敏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
念安夹菜的动作停了。
「为什么？」
「名额给了别人。」
「谁？」
苏敏没回答。我也没回答。餐桌上安静了几秒，只有墙上的挂钟在走。
念安放下筷子，坐了一会儿。
「是不是那个——」她没说名字，但她的眼睛在我和苏敏之间转了一圈，已经猜到了什么。
一中不大。同一个单位的子女，在学校里谁成绩好谁成绩差，孩子们之间心里有数。
「是不是戴子豪？」
苏敏没说话。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念安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米饭。她的筷子搁在碗沿上，筷尖对着筷尖，没有夹起来。
安静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个动作——伸手把盐罐子底下的成绩单抽了出来。没有揉，没有撕。她把成绩单折成四折，整整齐齐的，放进了自己校服的口袋里。
「我吃饱了。」
她站起来，端着碗走到厨房。水龙头开了，碗在水里冲了两下，放进了沥水架。动作很轻，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门关上了——不是摔的，是慢慢推上的。那种慢比摔门更让人难受。
苏敏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筷子掉在了桌上。
「启明——」她的声音抖了一下。
「别说了。」
「你就不能去——」
「说了没用。」
「两千块钱你争不了？你在那个单位干了十五年——」
「不是钱的事。」
「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她压着声音，怕女儿听到，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女儿年级第11名，那个孩子247名——凭什么？你告诉我凭什么？」
我没有回答。
因为答案她知道。凭的不是成绩，凭的是那个孩子的姓。
苏敏把碗推到一边，两只手撑着桌面，指节发白。她是小学老师，教了十几年书，见过太多孩子——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一个认真读书的孩子被否定是什么感觉。
「启明，念安不说，不代表她不难过。你看她刚才那个样子——她把成绩单收起来了。她以前从来不收，就放在桌上。她收起来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是气音：「她觉得成绩没用了。」
这句话扎进来的时候，比任何一次工作上的委屈都疼。
我站起来，走到念安房间门口。站了五秒，举起手想敲门，又放下了。
门缝底下透出灯光。她在里面。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在做作业，也许在发呆，也许在哭。十五岁的孩子，有些事她不想让父母看到。
我在门口站了一分钟，转身回了客厅。
苏敏还坐在餐桌前。她看到我回来，什么都没问。
那天晚上我们谁都没再提这件事。
04
念安的变化是从第二天开始的。
不是变坏——是变狠了。
她的闹钟从五点半调到了五点。我知道，因为隔壁房间的闹钟响的时候我也醒了。五点钟的县城很安静，窗外连鸟叫都没有。但她房间里的灯已经亮了。
她的错题本从原来的三本变成了六本。每科一本，封面的颜色标签用得更仔细了——数学是红色，物理是蓝色，化学是绿色。每本的厚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她吃饭的时间缩短了。以前一顿饭吃十五分钟，现在十分钟。不是不吃，是吃得更快。省下来的五分钟用来背单词——她的手机里装了一个背单词的App，每天定量两百个，雷打不动。
苏敏看在眼里，心疼得不行。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半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念安房间，门缝下面还有灯光。苏敏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一杯牛奶，犹豫着要不要敲门。
「别敲。」我说。
「十一点半了——」
「她自己知道几点。」
苏敏把牛奶放在了门口的地上，轻手轻脚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牛奶杯已经空了，洗干净了，扣在厨房的沥水架上。
念安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消化那件事。
她没有哭过——至少在我们面前没有。没有抱怨过一句。没有问过「为什么」——那天在餐桌上问的那个「为什么」是唯一的一次。
她把所有的情绪都砸进了课本里。
期中考试，年级第7。
期末考试，年级第4。
她的班主任在家长会上跟苏敏说：「周念安这孩子最近像换了个人似的。以前安安静静的，现在——怎么说呢——眼睛里有一股劲。不是那种拼命的劲，是那种——很稳、很沉的劲。像是下了什么决心。」
苏敏回来转述这段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但眼眶是红的。
「启明，你说她下了什么决心？」
我知道。
她下的决心是：我要强到——没有人可以用任何理由把属于我的东西拿走。
十五岁的孩子不会用这种句式说话。但她的行动在说。
那个学期末我去学校接她。她从校门里走出来，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里面装着六本错题本、三本笔记、两套模拟卷。书包把她的肩膀压得微微向前倾。
她走到我面前，没有像以前那样叫「爸」。只是站在那里，把书包的肩带往上提了提，偏了一下头，示意走。
我接过她的书包——很沉，至少十五斤。
「怎么带这么多？」
「周末要做。」
我们并排走在路上。路灯把两个影子拉得很长。她的影子比半年前高了一点——十五岁的孩子在长个子。
走了一段她突然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
「爸，明年的助学金我不申报了。」
我侧头看她。路灯下她的表情很平静，嘴唇抿着，下巴微微收紧——这是她在忍什么东西的时候才有的表情。
「为什么？」
「不想要了。」
她加快了步子，走到了我前面。书包在她背上一颠一颠的。
我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路灯一盏一盏地过，她的影子在地上反复拉长又缩短。
两千块钱。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不要了——不是因为不在乎，是因为太在乎了。
她把自尊心和成绩单一起收进了校服口袋里。
05
助学金只是开始。
戴明远在单位里做的事，远不止给侄子争一个两千块的名额。
他到任的第一年，把单位的财务审批权收得很紧——所有支出必须经他一人签字。以前老主任在的时候，五千块以下的日常支出由分管领导和财务科长联签就行。现在不管金额大小，戴明远的签字是必经环节。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笔钱从他手上过，他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给、给多少、给不给。
我分管的水文监测科最先感到了压力。
水文监测的外业工作需要经费——车辆使用费、设备维护费、出差补贴。这些钱往年都是按照年初预算正常拨付的。戴明远来了之后，预算照报，但拨付开始拖了。
三月份报的设备检修费，五月份才批。六月份报的汛期加班补贴，到九月份才发了一半。
我去找过他：「戴主任，汛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监测站的设备老化严重，有三个站的水位计需要更换。经费申请报了两个月了——」
他在签文件，头没抬：「启明，经费的事我了解。你也知道单位的财务状况，今年的预算紧。我在想办法协调，你先克服一下。」
「克服」是他最爱用的词。设备坏了克服，加班费欠了克服，出差没车克服。
但有一件事不需要克服——单位新装的那套「智慧管理平台」。
这个平台是戴明远到任后力推的项目。说白了就是一套办公软件——考勤打卡、文件流转、审批管理，市面上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但他找了一家「专业公司」来做定制开发，合同金额十八万。
十八万。够换六个水文站的全套设备。
合同是谁签的？戴明远。供应商是谁？一家注册不到一年的科技公司。老吕私下查了查工商信息，公司的股东里有一个名字——何芳。
戴明远嫂子。戴子豪的妈妈。
十八万的信息化项目，给了嫂子名下的公司做。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办公室录入水文数据。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但很快又继续敲了下去。
老吕站在我身后，声音压得很低：「启明，这个事你怎么看？」
「怎么看？看了又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不是我说了算的。」
他叹了口气：「你啊……你就是太——」
「太什么？」
他没有把那个词说出来。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太老实。
我不是老实。我是清楚。
一个副高级工程师，技术岗，没有行政职务。在这个四十多人的小单位里，我的话语权约等于零。去举报？证据在哪？十八万的合同走的是正规采购流程——至少形式上是正规的。供应商是不是关联企业，需要穿透工商信息才能确认，这不是我能做的事。
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我看到的记下来。
水文监测站的设备维修经费被拖欠了多少天，我记在工作日志里。每一次申请、每一次催办、每一次回复，日期和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
不是搜集证据。是做水文监测的人的职业习惯——我们每天记录水位、流量、水温，数据就是数据，来一个记一个。习惯了。
戴明远做的第三件事更大。
他把单位的一块地——准确地说是中心后院的一片闲置场地——以「盘活国有资产」的名义对外出租了。
那块地大约两亩，原来停放单位的野外勘测车辆和备用设备。戴明远来了之后说车辆太多占地方，精简了几辆，空出来的地方「没必要闲着」。
租给了谁？一家建材商。年租金八万块。八万块进了单位的账——但建材商跟戴明远的关系，在县城这种地方根本瞒不住。
老吕有一天喝完酒跟我说：「那个建材商姓韩，韩老三。他跟戴明远是初中同学。八万块的年租金你觉得合理吗？那块地的市场价租金至少十五万——我问过旁边的商户。」
少收了将近一半的租金。差的那部分去了哪？
我不知道。也不该我知道。
我只是在某天下班路过后院的时候，看到了建材商的卡车进出院子的频率——比一般的建材商要高得多。两亩地的露天场地，堆的货却不多。
我没有多看。继续骑电瓶车回家。
但回家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把后院出租的基本情况记在了工作日志上。日期、租户名称、用途说明。因为后院的车辆停放原来归后勤保障科管，设备存放归水文监测科管——我的设备被挪走了，我有理由记一笔。
06
时间过得很快。
念安升高二了。成绩稳定在年级前十。她的目标从「考好」变成了「考出去」——她想考省城的大学，学计算机。
「为什么学计算机？」苏敏问她。
「赚钱多。」
苏敏被逗笑了。但念安的表情是认真的。十六岁的孩子说「赚钱多」的时候不是玩笑——她见过钱不够用的日子。
她没有忘记那件事。
助学金的公示年年有。高二那年的评选又开始了，老陈来问我要不要帮念安报名。
「她说不报了。」
老陈愣了一下：「成绩这么好不报？」
「她自己的决定。」
老陈沉默了两秒，摇了摇头走了。
那年的名单里又有戴子豪。成绩比去年还退步了——年级三百开外。但名额照样有他。
这一次没有人说什么。上一年的事已经设了标杆——标准是弹性的，谁的弹性大，谁说了算。
我照例没有说什么。
只是在评选结果公示的那天，我打开了抽屉——不是拿信封，是拿计算器。但手指碰到了牛皮纸的边角。
粗糙的触感。
我把计算器拿出来，关上抽屉。
念安高三那年的冬天，她生了一场病。
不是大病——急性胃炎。十二月的天很冷，她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经常来不及吃早饭就背着书包出门。空着肚子灌一杯凉白开，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到学校。
一天中午苏敏接到了学校的电话——念安在教室里吐了，趴在桌上起不来。
苏敏从学校把她接回来的时候脸色铁青。不是生气念安，是生气自己——她觉得是自己没照顾好。
「我每天给你做了早饭你不吃！」
念安躺在沙发上，脸色蜡黄：「来不及……六点有早自习……」
「来不及你就不吃？你不要胃了？」
我在厨房热粥。白粥，小火慢熬的。端出来的时候苏敏的眼睛红了。
念安喝了半碗粥，靠在沙发上。毯子盖到了下巴，露出一张瘦了一圈的脸。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
十六岁的女孩子，个子抽条了但没长肉。手腕细得像一截白藕。指甲剪得很短——因为要写字，长指甲碍事。手指上有一块茧，在中指第一关节的侧面——握笔的位置。
那块茧是从初三开始长的。三年了，越来越硬。
「念安。」
「嗯？」
「明天在家歇一天。」
「不行。」她的反应比我预想的快。「后天月考。」
「身体重要。」
她把毯子往上拉了一点，遮住了半张脸。露在外面的两只眼睛看着天花板。
「爸，你知道年级前三是什么概念吗？」
「什么概念？」
「全年级一千二百多人，前三名可以直接拿到省重点的自主招生资格。不用在高考里卷。」
她停了一下。
「我现在年级第六。差三个名次。这三个名次我如果在月考里追上了——就稳了。」
她说「稳了」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咬牙的弧度。
我想起一年前她在路灯下说的那句话：「明年的助学金我不申报了。」
那个时候她放弃了两千块钱。
现在她在争的，是自己的未来。
「明天去上学也行。」我说。「但早饭必须吃。我做了放保温桶里，你带到学校吃。」
她「嗯」了一声，把毯子裹紧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比她早起了十分钟。在厨房里煮了一碗小米粥，蒸了两个包子，装进保温桶，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她出门的时候一只手拎保温桶，一只手推自行车。天还没亮，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细。
我站在窗口看着她骑车走远。车轮碾过冬天的霜，在地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痕。
月考成绩出来的那天，她没有把成绩单压在盐罐子底下。
她把成绩单举到我面前。年级第三。
她的手在抖。不是冷的——是终于够到了什么东西之后的颤。
「爸。」
「嗯。」
「我够到了。」
我接过成绩单，看了三秒。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念安，你一直都够得到。」
她的眼眶红了——三年来的第一次。她别过头去，用袖子蹭了一下眼角。
「我去做作业了。」
她转身走进了房间。门关上了。这次关得比三年前那次快一些。
07
第三年的秋天，巡察组来了。
县委巡察组第二轮巡察，覆盖县属所有事业单位。我们中心排在十月份。
戴明远对巡察组的到来表现得很淡定。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汇报材料、工作台账、制度文件，摆了满满一桌子。单位的卫生打扫了三遍，花坛里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
他甚至在巡察组到来前一周开了一次全员大会，强调「配合巡察、如实反映」——这种话说出来好听，但所有人都听得出弦外之音：配合归配合，别乱说。
巡察组进驻后，按照程序，先听汇报、看材料、查账目。然后是个别谈话——随机抽取干部职工，逐一了解情况。
我被抽到了。
谈话在中心的小会议室进行。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前面提过的小个子年轻人，戴眼镜，记录员；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四十出头，话不多，但问的每个问题都带着方向。
大的那个姓韩。就是导语里的韩组长。
常规的问题先走了一遍——工作分工、职责范围、对单位领导班子的评价。
我的回答都是实话。水文监测的工作情况如实说、设备经费的拖欠情况如实说。不添油加醋，也不遮遮掩掩。
问到对戴明远的评价时，我说了一句：「工作上有思路，但在专业技术领域的投入不够。」
韩组长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没追问。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周工，你在单位工作十五年了，对单位的情况应该很了解。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太正常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说说？」
这个问题的范围很宽——「不太正常的事情」可以是任何东西。
我想了三秒。
「有几个情况，我不确定算不算不正常。但既然你们问了，我如实说。」
我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智慧管理平台」的采购。十八万的合同，供应商是一家新注册的公司。我不知道这家公司跟谁有关系，但十八万的预算用来做一套办公软件，从技术角度看偏高。
第二件：后院场地的出租。年租金八万，低于周边市场价。租户的身份我不清楚，但场地出租前没有经过公开招租程序。
第三件：助学金的评选。我说了我女儿的事——年级第11名落选、年级第247名入选。
说完第三件的时候，韩组长停了一下。他看着我，大概在判断我说这件事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怨。
「你有没有证据？」
「第一件和第二件我没有直接证据。但单位的采购合同和场地租赁协议应该在财务和综合科的档案里。第三件——」
我犹豫了一下。
「第三件我有一份材料。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一个牛皮纸信封。」
韩组长点了点头。
谈话结束后，他带着记录员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打开抽屉，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
信封放了三年了。纸的边角有些卷曲，但里面的两张成绩单完好无损。
韩组长打开信封，抽出那张复印件。
687分和493分。并排。
他看了几秒。然后抬头问了导语里的那个问题：「你复印这两张成绩单——是为了什么？」
我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就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的成绩应该被放在一起看一看。」
他把复印件重新放进信封里，收进了公文包。
临走前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周工，三年了。你为什么没有向上面反映过？」
我看着那个空了的抽屉格子。三年来它一直被一个牛皮纸信封占着，现在空了，露出了抽屉底部的木纹。
「因为两千块钱的事，我不知道该向谁反映。」
他沉默了两秒，说了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