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为新的一年寻找一种象征，有人会用烟火，有人会用钟声。而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他们选择用“马”——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讲述时间的力量，也寄托对未来的祝愿。
但这些祝愿，并非凭空而来。它们从历史深处走来。
一切的开端，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毛公鼎。
这件器物铸造于公元前9世纪左右，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鼎之一，内壁刻有近五百字铭文，记录了周王对臣子毛公的训诫与期许。那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王权秩序、政治伦理与国家理想的浓缩。
青铜鼎，在周代不仅是礼器，更是权力与制度的象征。铭文中反复强调“敬德”“辅政”，体现的是西周“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可以说，《毛公鼎》不仅是一件器物，更是一份写在金石上的国家档案。
当我们从它“走来”，其实是在提醒自己：每一个新开始，都有历史的根基。
时间来到东汉。
东汉四川翼马画像石拓片出自四川地区的画像石。所谓“画像石”，是汉代墓葬建筑中常见的石刻装饰，内容多为神话传说、升仙图景与现实生活场景。
翼马——长着翅膀的马——在汉代人的想象中，是通往天界的灵兽。它象征着速度、力量与升腾。汉代社会崇尚“升仙”观念，人们相信通过修行或德行可以羽化登天。翼马正是这种信仰的具象表达。
石刻上的线条或许已经历千年风化，但那股“向上”的力量仍然鲜明。这不仅是艺术图像，更是时代精神的映照。
如果说汉代的马承载着信仰，那么唐代的马，则是帝国气象的象征。
三彩马球仕女俑，出自盛唐时期。三彩，是唐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代表工艺，以黄、绿、白三色为主。马球运动在唐代极为流行，尤其在贵族与宫廷中盛行。
仕女骑马挥杆，姿态轻盈而自信。这不仅是一场运动的瞬间，更是开放、自信与国际交流的象征。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马球正是从中亚传入中国，成为贵族娱乐的重要形式。
马在此时，不再只是劳作工具，而是文化交汇的见证者。
跨越时代，我们来到近代。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描绘的是清代将领阿玉锡持矛奋战的场景。画面强调的是武勇与忠诚，体现边疆战事中将士的气概。矛锋所指，是对动荡局势的回应，也是对家国的守护。
而近现代画坛上，徐悲鸿笔下的奔马，则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代表作之一《奔马》中，马匹筋骨分明，昂首疾驰。那种力量感，诞生于民族危机与时代动荡之中。
徐悲鸿曾以马寄托民族振兴的希望。他的马，不只是动物，而是时代的呐喊。
清代宫廷绘画中，西方透视与中国笔墨交融。
清代百骏图由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绘制。百匹骏马散布草原，或奔跑、或饮水、或嬉戏。写实的结构与细腻的光影，让马匹仿佛跃出画面。
这是康乾盛世自信与开放的体现。
与之相对的，是唐代画家韩干的《牧马图》。韩干擅画马，强调神韵与气度。他曾言“师法于马”，直接观察马匹写生。画中的马不张扬，却沉稳有力。
一动一静，分别代表两种心境：奔腾与守望。
中国文化从不缺少象征。
竹雕马上封侯利用谐音表达祝福。“马上封侯”中的“猴”与“侯”同音，寓意仕途高升。这类竹雕多见于明清时期，刀法细腻，常作为文人雅玩或祝寿贺礼。
而五彩天马纹盖罐则体现了明清彩瓷工艺的成熟。五彩瓷以釉上彩绘著称，色泽明艳。天马纹象征祥瑞与飞升，寓意鸿运当头。
器物的背后，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从西周青铜，到汉代石刻；从盛唐陶俑，到清宫绘画；从近代奔马，到吉祥纹饰——“马”贯穿三千年中国艺术史。
它既是战争与速度的象征，也是信仰与理想的寄托；既是帝国气象的体现，也是个人奋斗的隐喻。
当台北故宮博物院以这些文物为新年寄语，其实是在用历史告诉我们：
真正的好运，并非偶然降临，而是在时间长河中积淀的力量。
马跃长空，气势奔腾。
天马行大运——
愿我们带着历史的厚重与从容，在新的一年里，跑出自己的方向。
